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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他者的崛起（1）
本书的内容不是关于美国的衰落，而是要讨论所有他者的崛起。确切地说，它讲述的是世界范围内正在发生的大转折，这种转折虽然是人们广为讨论的话题，但我们对它的理解依然很肤浅。当然，这也无可厚非，因为变化总是缓缓发生的，就连最大的变化也不例外。虽然我们津津乐道所谓的“新时代”，似乎对世界也已经了如指掌，但事实并非如此。
过去500年来，世界范围内已经发生了三次结构性的权力转移。每一次权力转移都是权力分配的根本性调整，都重新塑造了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第一次权力转移是西方世界的崛起。西方崛起的进程始于15世纪，到18世纪末期，这一进程大大地加快了。它创造了我们所熟知的现代化—科学和技术、商业和资本主义、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同时也创造了西方国家长盛不衰的政治主导地位。
第二次权力转移是美国的崛起，它发生在19世纪行将结束之际。美国实现工业化不久，就成为自罗马帝国以来最强大的国家，并且也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这样的国家：其他国家无论怎么联合也没有它强大。美国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期，主导着全球经济、政治、科学和文化。在过去的20年间，美国的优势无与伦比，这是现代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现象。
目前，我们正经历着现代历史上的第三次权力大转移，这次权力转移可以称之为“他者的崛起”。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全世界所有国家的经济都在快速增长，而且增长率之高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虽然各国经济繁荣与萧条并存，但总体趋势无疑是上行的。最明显的增长发生在亚洲，但目前已经远远超出了这一地区。正因如此，把这次权力转移称为“亚洲的崛起”是不恰当的。在2006年和2007年，世界上有124个国家的增长率达到了4％以上，其中包括非洲的30多个国家，占非洲大陆的国家总数的2/3。“新兴市场”一词是投资基金管理人安东尼·范·阿格塔米尔（Antoine van Agtmael）创造的，他列举了25家最有可能成为下一波世界性跨国公司的企业。在他列出的名单中，巴西、墨西哥、韩国和中国台湾各有4家企业，来自印度的企业有3家，来自中国内地的有2家，阿根廷、智利、马来西亚和南非则各有1家。
让我们放眼世界。目前世界最高的建筑物在中国台北，但很快就要被正在建设的迪拜塔赶超了。世界首富是一位墨西哥人，世界上最大的注册贸易公司是中国的。世界上最大的飞机是俄罗斯和乌克兰制造的，最大的炼油厂在印度，最大的工厂全部位于中国境内。从许多方面衡量，伦敦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金融中心，而财力最雄厚的投资基金来自*联合酋长国。国家世界最大的摩天轮在新加坡。世界排名第一的赌场不在美国拉斯韦加斯，而是在中国澳门，而且，从年度博彩收入来看，中国澳门也已经超过拉斯韦加斯了。无论从制片数量还是票房收入看，世界上最大的电影产业在印度的宝莱坞（Bollywood），而不是美国的好莱坞。就连美国最大的娱乐活动—购物，也已经走向全球了。世界十大商场只有一家在美国，却有两家在中国北京。
以上是一连串美国被赶超的名单，这只不过是信口拈来而已。令人震惊的是，仅仅在10年之前，美国在所有这些名单中，即使不是大部分，也在许多方面高居榜首。
前言：他者的崛起（2）
世界上仍然有几亿人生活在令人绝望的贫困中，在这种情况下两眼紧盯着蒸蒸日上的繁荣似乎是不合时宜的。但事实上，生活水平在每天1美元及以下的人口比例，已经从1981年的40％锐减到2004年的18％，预计到2015年可以降到12％。仅中国的增长就已经使4亿多人摆脱了贫困。在占世界人口80％的国家中，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仍然在持续减少。世界上最穷的人生活在50个国家，那里是需要紧急援助的绝望之地。在其他142个国家中，包括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土耳其、肯尼亚和南非，贫困人口正在融入蓬勃发展的经济增长和效率提高的洪流中。从古至今，我们第一次见证了真正全球性的经济增长。这一局面正在造就一个全新的国际体系：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不再是客体和旁观者，而是自己掌握命运的博弈方了。在此背景下，一个真正的全球秩序诞生了。
这个新时代的另一个方面也值得一提，那就是权力正在从国家流散到其他行为体。本书所说的正在崛起的“他者”，也包括许多非国家行为体。在这个新时代里，组织和个人的能力增强了，等级制、集权化和控制力则正遭受侵蚀。过去由政府独揽的一些职能，现在需要与国际机构共享，例如世界贸易组织和欧洲联盟。在所有国家、所有议题上，每天都有大量非政府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企业和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转移，以寻求最佳的经营地点，这使一些政府从中受益，也有一些政府遭受损失。恐怖分子（如基地组织）、毒品卡特尔、叛乱分子和各种民兵组织，都可以在国际体系的角落和缝隙里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权力正在从民族国家向外转移，既可能向上也可能向下，也可能向侧边转移。在这种环境下，国家权力的传统行使方式，无论是经济权力的还是军事权力的，已经越来越不灵了。
呼之欲出的新国际体系可能与此前的体系大相径庭。100年前，一帮欧洲国家的政府主导着一种多极秩序，导致多国盟友和对手变幻莫测，误判和战争层出不穷。在后来冷战时期的两极秩序中，国际体系虽然在许多方面都比较稳定，但超级大国对彼此的每一个举动都要做出反应，并且往往是过度反应。1991年以来，我们生活在美国帝权之下。这是一个特殊的单极世界：开放的全球经济已经并且仍在快速扩张。目前，这种扩张正推动着国际秩序在本质上发生新的变化。
从政治—军事层面看，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由“唯一的超级大国”主导的世界。但从其他任何维度看，诸如工业、金融、教育、社会和文化，权力分配都在发生转移，都与美国的主导地位背道而驰。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正进入一个“反美的世界”（anti…American World），而是正阔步迈向一个“后美国世界”（post…American World），许多国家和个人都在对它进行塑造，为它确定方向。
这些变化将会带来何种机遇和挑战呢？对美国及其主导地位而言，这些变化又意味着什么呢？从战争与和平、经济与商业、观念与文化等角度看，这个新时代又将是什么模样呢？
简言之，生活在“后美国世界”上将意味着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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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快的赛车（1）
任何黄金时代都有终结之日。极盛时期越是璀璨夺目，终结之时越是惨不忍睹。2008年的惨剧是1929年以来世界上最严重的金融崩溃，它导致了自“大萧条”以来最大幅度的经济衰退。2008年发生的一切都是史无前例的：全球经济中大约有40万亿美元的净资产毁于一旦；美国两家最大的抵押贷款机构被政府接管；雷曼兄弟的倒闭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银行破产案；风靡一时的投资银行一夜间烟消云散；世界各地竞相出台救市和一揽子经济刺激方案，总额已经达到了数万亿美元。我们正经历的这个时代将会载入史册，成为子孙后代长期谈论的话题和研究议题。
事情怎么会发展到这种地步呢？在我看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崩盘的根本原因竟然是“成功”。在过去的1/4世纪里，世界见证了不可思议的经济增长。全球经济规模大约每10年就要翻一番，已经由1999年的31万亿美元飙升到2008年的62万亿美元；通货膨胀则长期保持在令人难以置信的低水平上。经济增长还外溢到了其他地区。当西方人搬进更加宽敞的住房、购买笔记本电脑和手机的时候，长期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亚洲和拉丁美洲农民也在快速发展的城市里找到了新的工作，就连非洲人也开始到全球市场上销售货物了。在全球各地的每一个角落里，商品的价格都在下降，股票、债券和房地产等形式的财富却在迅猛增长。宏观经济指标集中反映了这一盛世景象。2006和2007年无疑是这一黄金时代的高潮。在这两年期间，全世界有124个国家（大约占世界国家总数的2/3）的经济增长率都在4％以上。
那么，“全球增长时代”的成因又是什么呢？正如我要在本书中详细阐述的，它是政治、经济和技术这三大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
从政治上看，前苏联的解体催生了一个全球政治相对稳定的时代。冷战期间，世界上发生了数十起内战和武装叛乱，涌现出了许多小股游击队组织。这些组织大都得到了前苏联的资助，西方国家则针锋相对地扶植它们的对手。冷战结束后，由于大国竞争退出历史舞台，战争的数量大大减少，虽然也爆发过一些战争，但它们的规模都很有限。当然也有一些例外，如20世纪90年代发生在刚果的血腥屠杀事件，以及基地组织在世界各地制造的恐怖主义活动。但总体上看，世界人民共享了和平与稳定，这是几个世纪以来从没有的。此外，政治冲突造成的人员死亡数量也持续下降。
从经济上看，前苏联解体以后，市场经济成为广泛推行的经济管理方法，这使世界各国政府对于加入国际经济体系趋之若鹜。世界贸易组织等新协议和制度则有效地减少了贸易壁垒，日益紧密地将世界联结为一个整体。就连越南和哥伦比亚政府也已经认识到：置身于这场“全球繁荣竞赛”之外的代价是无法承受的，因而采取了明智的政策以减少债务水平和削减扭曲的补贴。它们并没有受到来自鲍勃·鲁宾或汉克·保尔森①等人的压力，而是亲眼看到了这样做的收益（和不这样做的代价）。这些改革鼓励了外国投资，也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
与此同时，美国央行行长们正在探索驾驭和缓解商业周期之道，以防止随时有可能发生的经济波动，进而葬送就业和储蓄并酿成动荡和革命。例如，1854~1919年间，美国平均每4年就要发生一次经济衰退，并且一旦来临就要持续整整两年。但在过去的20年间，美国在两次衰退之间经历了长达8年的不间断增长，最终出现的下行趋势也仅仅持续了8个月。这一超长稳定期的出现得益于他们几十年来一以贯之地与通货膨胀作斗争。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在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②的带动下，央行行长们相继向通货膨胀宣战，努力以笨拙的货币政策工具保持商品价格的相对稳定。美国在这场战争中摸索出的做法成了最成功的出口商品。到2007年，全世界只有23个国家的通货膨胀率高于10％，遭受恶性通货膨胀困扰的国家则只有一个—*。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世界上最快的赛车（2）
从技术上看，信息革命加速了单一全球经济体的兴起。通信成本急剧下降，信息网络四通八达，一体化进程越来越便利。突然间，内布拉斯加州的体育用品商店可以从中国进货，然后远销到欧洲，并任命班加罗尔③的会计师掌管支票簿。
毋庸置疑，低通货膨胀、全球增长和突飞猛进的技术进步是一种史无前例的成功，但是，这些成功也带来了一个重大的负面效应，那就助长了人们的自命不凡。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前10年，商人们密切地关注着各种政治风险—政变、恐怖袭击和社会动荡—可能给经济增长造成的伤害，但发现的政治风险却很少。政变的结果无非是建立一个新政权，但它仍将面临全球经济的各种制约和机遇。因此，在后冷战时代，尽管恐怖主义活动猖獗，也不时发生一些灾难性事件，但世界的基本面是保持了政治稳定。
然而，这些商人们对于一个近在咫尺和司空见惯的问题却视而不见，那就是“经济风险”。他们与艾伦·格林斯潘一样，假定复杂的金融工具向全世界扩张事实上降低了经济风险。他们还相信：一度被认为是危险的债务水平现在可以被驾驭了，因为人们假定真实的那些条件事实上一直在发生变化。正因如此，投资者愿意接受相对较低的回报率，进行正常情况下看似危险的投资。美国政府发行的国库券号称世界上最安全的投资，而公司债券则缺乏足够长的历史可供参考。尽管二者的收益有着天壤之别，但恶性扩张中的信用连创历史新低。在此情况下，厄瓜多尔这样岌岌可危的国家和克莱斯勒这样摇摇欲坠的公司，居然可以像美国政府那样拿到非常廉价的贷款（事实是：到2009年，厄瓜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