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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每天都在做着令人拍案叫绝的事情。现在该是各国政府发挥自身的创造性，探索新型合作模式，以展现人类聪明才智的时候了。奥巴马和当代各国领导人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创建一个新的国际关系体系，从而为我们在各方都深受其害的重大共同问题上开展真正而有效的全球合作创造条件。这是21世纪的一个重大课题：这个新的架构一旦建立起来，世界和平、发展和自由就有保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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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苏醒（1）
美国人也许对“美”赞不绝口，但真正能令他们为之震撼的是“大”。想想如下事物便一目了然：美国的科罗拉多大峡谷、加利福尼亚的红杉树、纽约的中央大车站、迪士尼乐园、运动型多功能汽车、美国军队的建制、通用电气公司、麦当劳（奶酪）双层汉堡和超大杯拿铁咖啡。欧洲人崇尚复杂精妙，日本人偏爱小巧玲珑，美国人则青睐气势磅礴，对超大规模更是情有独钟。
这也正是中国令美国忧心忡忡的原因所在。中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其庞大的人口规模就使美国相形见绌。中国的人口有13亿，多达美国的4倍。100多年来，美国的传教士和商人一直踌躇满志，幻想着要拯救10亿人的灵魂、消除20亿人的腋臭，但这始终也不过是做梦而已。中国是很庞大，但却相当贫穷。赛珍珠的畅销书《大地》（The Good Earth）（后来改编成了戏剧和电影）是这样描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旧中国的：疲于奔命的农民、欲壑难填的地主、饥荒和洪水、瘟疫和贫困，一幅农业社会的惨淡景象。
拿破仑曾经说过（也许是他人杜撰的）一句名言：“让中国沉睡吧，因为它一旦醒来，世界将为之震颤。”中国似乎就是按照拿破仑的指令，昏昏沉沉地睡了将近200年，成了供列强争雄的俎上之肉。历史上，日本曾经对中国亦步亦趋。但在20世纪的一段时间内，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时期，日本在战场上都强于中国。
中国的苏醒使其国内经济和政治局面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崛起的中国在融入世界的同时也被世界改造着。从广义上说，后美国世界受“全球化”和“民族主义”这两大力量的支配，中国目前也正不遗余力地在这两大力量之间进行调和。一方面，经济和技术上的竞争压力迫使中国融入世界，但同时也会造成国内的裂变和社会的动荡，因此中国一直在寻求以新的方法使日益多元化的社会保持统一。另一方面，持续不断的增长意味着中国越来越踌躇满志，对地区乃至世界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从很大程度上讲，后美国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将取决于中国如何在“融合”与“分裂”这两大力量之间实现平衡。
历史学家回顾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时，往往不约而同地将1979年视为一个分水岭。这一年，前苏联入侵阿富汗，这个超级大国由此成了自己的掘墓人。也是在这一年，中国启动了经济改革。中国改革的信号是在1978年12月一次出人意料的会议上发出的，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正式会议召开之前的一次主席团会议上，刚上台的中国共产党新领导人*发表了重要讲话，号召全党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让事实（而非意识形态）为中国指引发展道路。历史证明，这是中国当代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讲话。*强调：“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从那以后，中国就是这样做的，从而走出了一条务实的现代化道路。
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果令世界震惊。30年来，中国经济以年均9％以上的速度增长，这是有史以来主要经济体的最快增长速度。同期，中国大约有4亿人摆脱了贫困，如此大规模地减少贫困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也是绝无仅有的。中国的人均收入也增长了近7倍。30年来，尽管中国历经挫折和偏差，但它毕竟实现了所有第三世界国家都梦寐以求的目标—脱贫致富。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是世界历史上最成功的发展样板。
中国的苏醒（2）
中国的变化之大令世人难以想象。30年时间里，中国的经济总量每8年就翻一番。1978年，中国的空调年产量只有200台，到2005年就增加到4 800万台。目前，中国一天的出口额就超过了1978年全年的出口贸易额。在此期间，对于任何一个到过中国的人来说，数不胜数、天翻地覆的变化都会令你眼花缭乱。15年前，我第一次去上海浦东时，那里还是一个没有开发的村庄。如今，那里已经成为上海市的金融中心区，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像一座座巨塔拔地而起，上面镶嵌着精美的玻璃和金属材料，每当夜晚灯火通明时，宛若一棵巨型圣诞树光彩夺目。浦东新区的面积是伦敦金融新区金丝雀码头的8倍，与芝加哥整个城区的面积相比，也只不过稍小一点而已。100年前，芝加哥曾经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城市，今天的重庆已经成为继芝加哥之后又一个快速发展的样板，其人口正以年均30万的速度高速增长。然而，重庆只不过是冰山一角而已，在当今世界上，发展最快的20个城市全部都在中国。
上海虽然令西方人心驰神往，但北京仍然是中国的政治、文化、艺术甚至经济中心。北京正以史无前例的规模发生着脱胎换骨般的变化，与奥斯曼男爵19世纪时为巴黎制订的建设规划非常相似。①在筹备2008年奥运会的过程中，北京开工新建了6条地铁，一个长43公里的机场轨道线，一个面积约25万平方米的新（当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机场航站楼，面积达125平方公里的由环北京绿化带改建的公园，还有一个总面积12平方公里的奥林匹克公园。人们看到新北京的城市模型时，会情不自禁地想到阿尔伯特·施佩尔①在20世纪40年代为柏林设计的宏伟城市规划。事实上，他的儿子小阿尔伯特·施佩尔也是一名建筑设计师，并为北京设计了从故宫到奥林匹克公园、全长8公里的林荫大道。然而，小阿尔伯特·施佩尔认为，他父亲当年为柏林设计的城市建设规划，无法与当今北京发生的变化相提并论。北京的变化“比柏林大，而且大得多”，他由衷地赞叹道。
现在，每一位企业家都能如数家珍地说出一些有关中国的统计数据，而这些不可思议的数字会让听到的人惊得目瞪口呆。毫无疑问，这些数字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但当你听到的时候，它们大都已成“过去时”了。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钢铁和水泥生产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手机销售市场。2005年，中国的建筑工地有26亿平方米之多，是同期美国建筑工地面积的5倍多。在过去的15年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增长了1·600％。在工业革命的高潮时期，英国曾经被称为“世界工厂”，如今这一称号非中国莫属。目前，全世界2/3的复印机、微波炉、DVD放映机和鞋类商品都是由中国生产的。
要想感受中国在低成本制造业中的主导地位，到沃尔玛就可略见一斑。沃尔玛是世界上最大的企业之一，年收入是微软公司的8倍，占美国GDP的2％。它雇用了140万名员工，比通用汽车、福特汽车、通用电气和IBM这4家公司的员工总和还要多。沃尔玛创造了一个商业传奇，它通过高效（也许有人认为是残酷）的管理向顾客提供了可能的“最低价格”。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沃尔玛采用高新技术，推动经营管理创新，也许最重要的是不断寻找低成本生产商。如沃尔玛每年从中国进口商品大约180亿美元，它的绝大多数国外供应商都是中国企业。因此沃尔玛所谓的“全球供应链”，其实就是一条“中国供应链”。
中国还实行高度开放的贸易和投资政策。中国不会是又一个日本，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这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中国没有走日本（或韩国）式的发展道路。日本和韩国都实行一种出口导向战略，其国内市场和社会都是对外封闭的，中国则向世界全面开放。如今，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贸易与GDP的比率）高达70％，这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开放的经济体之一。过去15年来，中国从美国的进口增长了7倍多。2007年宝洁公司在中国销售额超过25亿美元，它的很多产品都深受中国消费者的欢迎，比如海飞丝洗发水和帮宝适纸尿裤。据星巴克咖啡公司预测，到2010年，它在中国的咖啡厅总数将超过美国。中国对国际品牌也很开放，无论是品牌产品还是品牌人物。宏伟壮观的高楼大厦和突飞猛进的发展是新中国的标志，这其中大都有外国建筑师的参与。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是中国向世界展示形象的重要场合，为此北京曾经选择了好莱坞著名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来执导。中国给一位外国人如此重要的角色，这在日本或印度是无法想象的。
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财富持有者。中国的外汇储备达到万亿美元，比位居第二的国家（日本）多50％，是欧盟所有国家外汇储备总额的3倍。拥有如此巨额的外汇储备未必是明智之举，但它确实表明：无论遇到任何动荡或危机，中国都将表现出非同寻常的恢复能力。总而言之，这一切使中国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国家：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最大的产品制造国、第二大消费国和最大的储蓄国。但中国不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的超级大国。从军事、政治或经济等任何角度衡量，中国在几十年内都不可能超过美国，更不用说在所有领域都获得支配地位了。可是，中国正在一个又一个领域成为世界第二大国，这将为国际体系注入全新的要素。
中国的发展体系（1）
许多人对中国的经济纪录表示怀疑。一些记者和学者声称，中国的统计数据有掺假的成分，*现象屡禁不止，银行业岌岌可危，区域矛盾日益尖锐，越拉越大的贫富差距潜藏着危机，总之，中国已经千疮百孔、积重难返了。必须要指出的是，持这些观点的人太多了，而且已经反复讲了20年，但至少到目前为止，他们的核心预测—政权危机—并没有发生。中国是有很多问题，但它有一样东西是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望尘莫及的，那就是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中国把馅饼越做越大，这就使其他一切问题—无论多么严峻—都在某种程度上更加可控了。在对中国的批评者中，学者裴敏欣是最聪明的一个，但就连他也坦率地承认：“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做法是最成功的，这远远超出我们任何人的想象。”
令人吃惊的是，作为一个由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中国并不讳言它接受了市场经济。我曾经询问过一位中国官员，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最佳途径是什么。他回答说：“我们必须让市场来发挥作用。市场会使人们离开土地、进入工业，离开农村、进入城市。从历史上看，这是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唯一途径。我们必须继续推进工业化。”当我向印度或拉丁美洲官员问同样的问题时，他们的回答则非常复杂，大谈特谈农村福利、贫困补助及其他类似的做法，但所有这些做法都在削弱市场的力量，扭曲市场驱动的工业化这一历史性—同时往往也是痛苦的—进程。
然而，中国的做法与许多自由市场经济学家所倡导的理念并不相同。后者要求在各个领域同时进行改革，有时又被称做“华盛顿共识”。最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做法不同于叶利钦执政时期俄罗斯采取的“休克疗法”。中国领导人曾经认真地研究过休克疗法，并且经常将其作为反面教材引用。中国领导人的看法与斯特罗布·塔尔博特①的精辟论断不谋而合。塔尔博特在克林顿政府中供职期间，曾经对休克疗法做过这样的评价：“太多的休克，太少的疗法。”中国没有轰轰烈烈地进行改革，而是选择了一条循序渐进的道路，我将它称为一种“扩大分母战略”（Grow…the…Denominator Strategy）。在这种战略指导下，中国没有急于关闭经营不善的企业、勾销不良贷款或大规模地进行私有化，而是奉行一种“绕开亏损领域发展经济”的政策，以便使这些不良领域在整个经济（分母）中所占的比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小。这样一来，中国赢得了逐步解决这些问题的时间。直到现在，中国才开始整顿银行业和金融部门，比大多数专家强烈主张的时间整整晚了10年，而且采取行动的步调还远远慢于专家们的建议。但是，目前与10年前相比，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翻了一番，多元化程度也已经非常高。在此经济背景下，进行此类改革的条件终于成熟了。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如今已经没有人指望中央计划再发挥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