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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眼前的这些画曾天天同塞尚耽在一起。我看过在普罗旺斯老头子画室里拍摄的纪录片，只剩遗物了。“他每天工作，非常非常孤单。”解说员是好莱坞老牌明星道格拉斯。美国《室内陈设》杂志常刊印亿万富翁家藏名画的专辑。那才叫“金屋藏娇”，在客厅、书房和同样豪华的过道或浴室里，墙上挂着马蒂斯、毕加索，还有塞尚。不过对这类高尚其事的文化活动，我们理当心存感激。我们是公众（画布有知，终日面对公众，它可疲倦？），此刻趁着名典近在咫尺，好好看吧——“欣赏”是个什么也没说出的词。“解读”是个好词（好词立刻就被用滥）。“凝视”比较准确：静静地，狠狠地看，目不转睛。你在想吗（画只是“通过”眼睛）？其实是在发呆。看来大匠师的回顾展就是迷魂药。晕眩，是竭力试图清醒的意思。可是在伟大的艺术面前，清醒无济于事。
回顾展也有功德无量的一面。作者复生，真该自己来好好看看。他想必从未如此巡视自己一辈子的作品：他也会暗暗惊讶这么多作品全是他独个儿画出来的，好像有上百个塞尚，每幅画都有一个他在，一笔笔停着，凝视着我们这些陌生人。我们谁也不认得塞尚先生，就像他无缘见到他的观众。第八、第九馆的画就是他的晚境了。好几位大匠师的晚期作品看去像是疯了（当然也可以用“崇高”、“升华”这类字眼）。“疯”，是不是指出离常态？中国画的最高境界据说是“炉火纯青”。阿多诺说：晚年的作品乃是一场灾难。
出馆。照例是专展礼品部，灯光大亮、人声嘈杂。除了他的画册（平装、精装），照例是将他的画面所制成的商品：大幅海报、中型画片、小画片、明信片；带镜框的、不带镜框的；幻灯片、录像带、拼贴玩具、魔方；画家故乡风景摄像集（重拍被画过的实景多扫兴，实景照片就像被画吐弃的渣）。当然，还有纪念章、领带、胸针、耳环、项链、首饰、丝巾、浴巾、瓷盘、陶器，等等等等，全印着他的画（面目全非，可不是他的画又会是谁），或他的签名手迹（字迹蜷曲着，伸缩在丝巾浴巾的皱隙之间）。
奇怪。时差的苦倦忽然消散。精神抖擞。
罗丹《三男子》足下空无一人。我不戴手表，想必早过了约定时间。警卫正在收拾入口处甬道两侧的丝绒粗绳。费城我熟悉。很快找到火车站，刚开走一班，下一趟将近零点。我走到站外抽烟。夜凉沁人心脾。要是在有蛙鸣有气味的田野该多好。
第二天打电话向索拉报告。她说，他们出馆后在一家土耳其馆子晚饭，说了好多笑话，并去斯丹利家过夜。在二楼书房，还为我安排了床铺。她问我画展观感如何。真的，除了时差的困倦，以及在那几幅静物画前努力睁开眼睛的记忆，我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
喂！塞尚，塞尚先生！你好吗。我来看过你了。我们诚心诚意来看过你了。
1997年6月
3。 艺术家肖像——奥尔（1）
我和奥尔的寓所相隔几户人家。来纽约第二年初夏，某日出门，瞧见一位高大健硕的小伙子赤膊站在临街门廊前厅，支着画架，捧本画册在临摹鲁本斯的头像。我走过去了，又回转身张望：此地民居前厅不像中国可以堆放物件或摊开家伙做事，再者，眼前这位西洋青年郑重其事描摹西洋古画，这都让我好奇。他的调色板簇新，脸上表情神圣，还不时留心门外可有人注意。见我驻足稍久，他立刻打开大玻璃门请我进去，也不通名姓，就用成人男子的中音长篇大论向我介绍这是油画，是鲁本斯，鲁本斯是17世纪法兰德斯画家，他之所以喜欢，是因为这位大师非常“有力”。我听着，瞧着他希腊雕像似的躯干，心想下辈子我也别指望练出这么发达厚实的一身肌肉了。
奥尔的全名是奥勃特·波巴，罗马尼亚人，五岁随双亲移民来美。后来父母离异，他跟着母亲长大，奥尔是他昵称。我们混熟了，有一次他咯咯笑着说：“嗨！你见到我时，我第一次画油画，我妈讨厌油料的气味，把我赶到大门前厅。但是多好，不然我们就不会认识了。”希腊英雄怎么还得听妈妈驱使？他又笑，告诉我当时他刚从高中毕业，才满十八岁。
前总统里根竞选连任获胜那年，奥尔年满二十。记得我们俩坐在他家地板上，电视正转播竞选败将蒙代尔向里根致辞的节目。屋里堆满了奥尔的大画：米开朗琪罗、拉斐尔、伦勃朗，还有鲁本斯，全是临摹。“多么愚蠢！我真不懂这些政客在干什么！”他嘟囔着。可我也不懂这位美国青年何以热爱古典绘画，纽约铺天盖地的当代艺术好像同他毫无关系。他临的不得法。但我总是为他的临摹所吸引：我也迷恋并竭力仿效古典画，那是我初来美国饱看原作后冲动一时的愿望。我能画得比奥尔得法（那又怎样，他才初学），但我总觉得他的临摹比我的更“对”：他浑身上下活脱就是一个鲁本斯画里的人物。瞧着他和他的画在一起，就像面包抹着乳酪、刀叉戳在烤牛排上那股劲！
“罗马尼亚”的原义，据说就是“罗马人的地方”之意。帝国崩溃后，相传仅剩世居罗马尼亚那片国土上存续下来的罗马人血统比较纯正。同高卢人、斯拉夫人、希腊人的样子相较（这些人种在纽约都能见到），奥尔的骨相同古典绘画中的罗马汉子似乎最像。我问他这段历史，他耸耸肩说：“天知道。我得去问妈妈。”
他也说不清自己为什么喜欢古典主义。按说该是他来问我，何以一个中国人画油画，而且是“古典”那一路：但其实我也不知道，就像咱俩谁又想到我们会在纽约做邻居，交朋友。
1985年春，卡拉瓦乔大回顾展来到纽约。我在展厅遇见奥尔。他那天神不守舍的样子，跟着我又重头看了一遍。此后几个月不见他。秋初，奥尔唤我过去。
他扛出一幅巨大的画，总有四五米长吧。在画面上，奥尔本人横躺着，仿佛死了，父母、医生，还有他的金发女友围绕着他，每张脸表情哀恸：好一幅卡拉瓦乔！不但构图像（像那幅《圣母之死》），而且画法也从鲁本斯转向卡拉瓦乔。“告诉我你怎么想。”奥尔庄严地说，站在他身旁的母亲郑重得上嘴唇都缩进去了。
现在我也认为这是奥尔最好的画。虽然头一回画大创作的问题都有，但我总爱看到年轻人处女作中近乎痉挛的热情，包括模仿的热情。我不记得说了什么，反正挑一些毛病。他满头大汗，就像刚出道的艺术青年那样，解释了又解释，说他没用过哪种油，某处还没画完等等。我也诚心夸他、祝贺他，我说，在我二十岁时画不出这样的画。他立刻笑，熬不住的少年的憨笑。西方人笑起来，本来就宽阔的嘴角会直咧到脸颊很旁边去的。
但我没说心里话。瞧他这架势，他真要攥着古典写实的符咒玩下去了：这条注定是堂吉诃德式的绝路有多长，他知道吗？就算凭一时之勇死走下去，他将来怎么活？颜料、画布都是母亲支持，母亲又靠的是离婚赡养和政府补助。他目下不可能明白，便是卡拉瓦乔本人投胎美国，活在这商业帝都消费文化中，也得改变画路，揣着简历和幻灯片挨家找画廊哪。
3。 艺术家肖像——奥尔（2）
况且卡拉瓦乔何等脾气！他老跟人打架殴斗，闯了祸就逃——奥尔也打架。好久以后，我才知道在他十七岁那年，为了救一位被强奸的女孩，他受歹人一刀，躺进医院几个月，差点死掉。我原以为那画面场景是他想象的呢。“当时我们把神甫也请来了，”他母亲说，“我为我的儿子骄傲，这是一幅伟大的画！”
奥尔还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不沾烟酒、不贪玩、生活俭朴，只想画画，所幸如此而能使他承受日后的贫困和孤单。年事渐长，奥尔渐渐领教了当一个艺术家的全部真实——在纽约，艺术家多得就像蟑螂。他果然追随他的“古典”梦直到今天，没有朋友，没有画廊要他。其间我数度搬迁，奥尔也移出独住，当我俩结识十年后共用一间画室：那里堆满了奥尔的上百幅画，一幅都没卖掉。
但是古典主义也不要他。
奥尔有才能、有感觉。他躁急的天性（青年才子谁不躁急？）要是开初有所调教，至少在咱中国可以是个很优秀的画家。至今奥尔的手艺总在业余爱好者上下。他老是无法将一幅画收拾完整，闯不过写实画必得具备的那道水准线。
初学的画理说来就是那些条目（少年奥尔同我聊起画来就像个美院教师），可我怎样也无法说动他沉住气将一幅画画死画活、琢磨到底。年轻人有恃无恐的大概就是年纪轻，有精力，我眼瞧他多少次画砸了，画不下去，转眼又重新绷起一块画布，更其躁急恣意涂抹，脸上现出一副赌徒似的表情：非要赢，也知道又会输。
我们谁不曾如此过来？可怜奥尔却长年累月同一大堆半途而废的画苦苦纠缠。年轻人的自负（这种可爱的自负在美国不会遇到任何压抑）经由成长逐渐消退后，奥尔诚恳地将我认作老师（奇怪，他没有画友）。但我如何在他快到而立之年教会他绘画的习惯？是的，不是技巧，只是好习惯：耐心、细心、别太急、有始有终。他没上过名牌美术院校（学费太贵）。要找传统写实绘画的高手和严师，当代美国不敢说没有，却是何从找起。奥尔的视觉环境太好了，他可以随时去美术馆，然而写实绘画在这儿只是馆内藏品，不是活的传统。必然地，就像不少在这条道上一路尴尬的画家，他避难就易往风格化滑过去：忽儿是“逸笔草草”的“表现”手法，忽儿漫无节制的用色，将印象派甚至抽象绘画的皮毛胡乱拼凑，借此兴奋一时。可是他总会阶段性地回向他钟爱的巴洛克绘画，并到美术馆临摹鲁本斯。鲁本斯救不了他，但他得有个神祇才能活起来。在他不自然的追求中，只有一项是相对自然的：有那么两次他绷起大布画耶稣钉刑图（哪位中国油画家会去干这事吗），他的罗马人的英俊侧面贴近画布，努力描绘被罗马人逮捕的耶稣（他画不准那困难的仰面透视）。“我想我就像耶稣，”他有一天苦笑着说，“为了这些画，我把命都交出去了。”
瞧着奥尔，我常想起60年代末初习油画时来往的一伙上海画友。多么相似：少年的雄心，不合时宜的“古典”梦，毫无功利心（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功利），没有生存压力（穷，但真是开心）。然而相似到此为止。长在美国的奥尔或许不如我们，也可以说，生在中国的我们不如奥尔。出道后——不同的“道”——奥尔和我们就此成为两路人。
我们，当年自知纯属业余，都期待有一天成为专业画家或被“上调”去美术单位，或通过高考进入学院，此后顺理成章当一名只管画画的“国家干部”。不是这样吗？如果两头落空，太多哥们儿就再不画，也画不成了。依旧独自画下去的，就算是好汉，也是乖背时运的人。如今的情形或许有所改变了，那时，六七十年代，记得上海“社会上”真有这样的画家，“闲”在家里，或干别的差事，朋友敬佩他，社会上则看不起，甚至为难、作践他。这种“另类画家”散在中国各省市的犄角旮旯，我们有了“单位”的爷们儿应该不会不知道吧？
现在，我的纽约街坊（美国人叫做“邻家男孩”）奥尔正是这么一位油画单干户，租着画室，画具多我一倍，画册堆得没处放。但他既非好汉，也无所谓背运——所有美国艺术家都是同样的角色，他们不必，也从不知道自己的身份将作别的什么归属：谁喜欢画画，画下去，谁就是“画家”（真简单）；卖出画，养自己，即属“专业”（真不简单）；不卖，还画，就算“业余”（那简直高尚！现代艺术的###基里柯和毕卡比亚，都特意宣称自己是业余画家）。
3。 艺术家肖像——奥尔（3）
美国没有一条文艺“仕途”等着奥尔。他要是咱们的美协会员，那会怎样？在中国，我们这代人从小不知道什么叫做“选择”：出来了，面对太多选择，我们曾好久不知应该怎样。总之，两者都要付出代价。
哪种代价更契合，或更背离艺术？更值得偿付，或更虚妄？
没有答案。我仅知道自己先后委身于两种代价。奥尔正在付出后一种而浑然不知。邻家男孩长大了，我眼瞧他真的将自己钉上了绘画的十字架。
奥尔结婚了。新娘名叫斯苔芬尼，栗色头发，来自法国南方的图鲁兹。她一见我就说：“我知道你是他最好的朋友。”英语带着浓重的法国口音。我问她，劳特累克应该是你同乡呢，她用法语大叫“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