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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除骑士不尽义务不得享受权利而外，还有：王侯超额索取，骑士可以反抗。这就是英国大宪章（Magna Charta）的来历，也是英、法等国议会的实际起源。
若上面对下面的权利是绝对的，不可反抗的，那就是绝对君权，就是专制主义，就不是封建制度了。
其所以如此，我猜测：（1）有罗马法的契约——权利义务的传统观念的影响；（2）和世俗权威相并行的，还有一个宗教权威，所以，即使是强大的王侯，要像春秋战国那样兼并，吃掉属下，把它“郡县化”，会招致他对付不了的反抗。因为反抗不仅会来自被兼并者，宗教权威也会反对他，这是他受不了的。
十六世纪以后，西方有过开明专制主义时期，它为英法大革命准备了条件。值得注意的是：
（1）王权和城市同盟，才反对得了封建诸侯的分散主义；
（2）开明专制主义和宗教改革几乎是同时期的。
唯有把宗教权威的偶像打翻在地，才建立得起世俗的专制主义来。
新教是个人主义的、原旨主义的，这才能建立起集中的（非封建的）民族国家。
西方史的过程，看来比中国要复杂一些。也许这是因为我们不熟悉；也可以猜测，西方人会认为我们的历史复杂和不可理解。
〔评注8〕
这说的是查理曼大帝的神圣罗马帝国的消失。它确实不是被打败消灭的，它是消失的，是愈来愈分裂为一小片一小片的封建单位。所以，马克思说过，10世纪的原则是乡村。那时，西欧还有一个中心，教皇。那时，骑士的世俗文化和教会的教士文化同时存在的现象愈来愈显著。那时，威尼斯“共和国”、热那亚“共和国”还存在；不久，北欧的汉萨同盟和星罗棋布的西欧的城市也逐渐兴起了。
必须注意，西欧和日本的封建制度，它的土地关系，一切法制，以及它的文明，单单生产力是不足以解释它的，形成这种制度的直接根据是兵制；生产力因素，通过兵制而起作用。
于是，我们看到，相同的生产力，因为兵制不同，而有西欧的封建制和中国的专制主义。
兵制本身是一种上层建筑。不同的兵制，不仅取决于生产力水平，也取决于政制和意识形态。中国和西欧，在面临足以建立骑兵的新技术的时候，兵制一生产关系的反应之所以截然不同，是因为它们的政制和意识形态是不同的。
这种不同的反应，在西欧，同样在中国，对历史的影响，都延续达千年之久。
〔评注9〕
日本史有一个特点：它的封建化也始于兵农分离。可惜找不到足够的文献，无法了解其详细的过程。
日本，在我们的隋唐时代建立起来了中国式的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国家。井上清把它称为“古代国家”。这显然是为了和其后的逐渐发展起来的政制相对照。那种政制是：天皇无实权，幕府成为封建诸藩的领袖，执掌全国政权，全国相当彻底的封建化，而这个封建制度的底层，也是和农民分离的、其身份为世袭的、带刀的、由农民养活的武士。而且“武士道”，即使在明治维新以后，还实际上支配日本政治直到1945年。
〔评注10〕
骑士精神，我不知道谁作过系统的分析。据我读史读小说的初步了解，它包括：
1、忠诚。所谓受誓约束缚。但也仅限于誓约，而不是无条件的忠诚，不是所谓“君命不可违”，“君，天也，天不可逃也”。这就是说，倘若封建长上有超过“契约”的额外索取，他有权反抗，而且，就是在日常的关系中，上下关系也不是主人和奴隶的关系。有一本小说，说法国的勃艮第公爵召开一个陪臣会议，处理一个违命的陪臣的女继承人。这位公爵提到一个处理办法，违背封建主义的道德风尚，下面就“嗡嗡”起来，公爵马上收回成命。
2、荣誉感。西欧人道主义的“个人尊严”观念，其实是骑士精神的延续。骑士不许人侮辱。如果受辱，他可以要求决斗。长上对违命的属下的惩罚，也不得有损个人尊严。
汉书说，汉文帝怀疑绛侯周勃谋反，把他抓起来，交廷尉推治（拷问）。结果，找不到罪证，只好释放他，恢复他的爵位。这种办法，在西欧封建制下是绝对行不通的。明代的廷杖，当然更不用说了。
3、守约。即中国所谓“重然诺”。这和荣誉感其实是不可分的。违背诺言是最大的耻辱。
4、一夫一妻制，尊重妇女，保护妇女，但可以有骑士式的恋爱。（唐·吉诃德）有过讽刺式的描绘。
罗马帝国时代有过“妾”的记载。严格的一夫一妻制是日耳曼的传统。中国，春秋时代，诸侯聘妻，女方就要以侄娣（即小姨子和夫人的侄女儿）陪嫁，这些女的，是当然的小老婆。西方史讽刺过路易十五的情妇。不过路易十五有情妇，却没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周文王有百子。可见至少有一二十个老婆。中国的多妻制，渊源很古了。骑士当然大大地为非作歹了，他可以残暴地对待农奴。他可以有初夜权，他甚至可以拦路抢劫。这一切，都是政权彻底分散的必然结果。然而，在“体面人物”之间公认的道德风尚，毕竟是本文作者所说的，和教会的教士文明相并行的骑士文明的一个重要侧面。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提到“王茂荫”（鸦片战争前后的户部侍郎）关于货币的奏疏被皇帝驳斥的时候，讥讽地说过，“不知道他是否因此挨了屁股”。这分明是从西方的社会风尚的角度，憎恶中国的“廷杖”的情绪的表现。
这种骑士精神，春秋以前还可以看到。例如，“效忠”，通过“委质为臣”的仪礼；委质为臣的义务，只对表示效忠的对象有效；例如，豫让的“以国士待我，以国士报之”；例如“士可杀不可辱”；例如“重然诺”。
战国时代还有极盛的养士风气。不过，这种士已是游士，是食客，不是受封土的陪臣了。
秦汉时代，骑士精神似乎仅见于“游侠”。“游侠”之风，到汉景帝以后就绝迹了。汉景帝非杀掉郭解不可，理由是，一个“布衣”的号召力比皇帝还大，不杀是不行的。以后，似乎只见兼并的豪强，而不见游侠了。
宋明理学所塑造的一些忠臣，文天祥、史可法等等，和骑士精神距离得似乎很遥远了。谭嗣同倒有点骑士派头。
骑士精神支配的世俗文明，和西方民主制的关系如何？它在宗教改革中，曾否对平行教士文明发生过什么影响，从而也影响了宗教改革本身的进程？这些都是饶有兴趣的问题。
〔评注11〕
英国不久就大大削弱了，直到16世纪的伊丽莎白时代，英国是欧洲的二等国家。
顾准《顾准文集》
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
一、《资本论·原始积累章》和《共产党宣言》
1、40年前，在《资本论》思想指导下，参加了实际斗争的行列，但是系统地读《资本论》，19年前才开始。这以后，曾长期地作过一些由《资本论》引起的历史和哲学的探讨，没有重读《资本论》。感谢促进者，这一回又翻开了《原始积累章》，并联系地读了《共产党宣言》。
这一次重读，是发现了以前没有注意过的几点的：
甲、《共产党宣言》从阶级分析开始，那里所指的“资产阶级”是burgher①，亦即法文的布尔乔亚burgeois，其实原意是“市民”或“市民阶级”。在那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了市民阶级怎样从他的卑微地位上升为统治阶级，这个过程当然就是资本主义成为统治的生产方式的过程。
① burg市镇，burgher为市镇人民，相对于乡村人民而言。黑格尔《法哲学》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以前各卷文章，“市民”和“市民社会”联称。细读《共产党宣言》第1章，可以知道这意义，恩格斯1888年所加附注，正是为了不愿意burgher再从往昔的广泛解释而加上去的。
乙、《原始积累章》是为驳斥忍欲、节约之类的谬论而写，其目的是要把资本主义的牧歌（可以译为田园诗）式的创世史②，还原为它的血腥的创业史的本来面目，所以着重写劳动者怎样从生产资料和产品的所有者，被剥夺成为从生产资料和产品异化出来的一无所有者，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无产阶级。
② 现在的《资本论》中译，有些地方似乎还值得斟酌。例如原始积累章之四，英译标题为Genesis of the Capitalist Farmer Genesis，套《旧约》的〈创世记〉，有一种真实历史的神话的意思。中译为干巴巴的“资本主义租地农业家的发生”。此外，potestant是新教。这是中国人习知的名称，直译应为“抗议教”。译者用日文外来语的方法译音，结果，凡是和基督教有关系的、无关系的中国人，一概看不懂。原始积累章涉及大量西方历史，译文似需进一步推敲。（按：顾准写此文时，《资本论》新的中译本尚未出版，此处指郭、王中译本。）
阐述的目的既不同，论证的方法自然也不同，至于作者的立场当然是始终一贯的。
2、然而，作者写成这两部伟大著作以后，究竟已经过去100多年了。后世的人，经历前辈所未曾经历过的事情；后世的人，对先前时代的历史知识当然也有某些新加的东西；所以，读这两部伟大著作，提出一些问题加以探讨，马克思和恩格斯如地下有知，必定也会赞许。这是符合他们“为人类服务”那种严肃的精神的。特别是我们中国人，虽然今天面临的已经不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发展的问题了，可是，100多年来，中国从天朝大国下降到地下发掘出来的木乃伊的可怜地位，中国人对之记忆犹新。这100多年中，中国人深深具有马克思当时对德国的那种感慨：“我们……为资本主义不发展所苦”（《资本论》第1版序言）。这样，我们的探讨，就不仅仅是“无产阶级是怎样异化而成的？”它必然要涉及“我们历史上的异化是什么性质？”以及，如果这种异化不同于欧洲的话，“为什么不同？”“它是否使我们苦恼更为严重？”等等。
这不过是历史的探索，对于立志为人类服务的人来说，从来都是服务于改革当前现实和规划未来方向的。因此，这个笔记的范围就不免要宽泛一些——也许是大而无当的。
二、市民阶级是欧洲文明独特的产物
1、“市民阶级”在欧洲文字中的语源，我没有考究过，也许这是中世纪以后才有的词汇，并不是从希腊拉丁文字传下来的。不过，马克思下列的几句话，显然承认市民阶级的渊源可以上溯到罗马和罗马以前。
“资产阶级〔市民阶级〕……在一些地方组成独立的城市共和国，例如在意大利和德国。”（《共产党宣言》，1971年版，第25—26及第26页脚注①）
“在意大利，……大多数的城市，是罗马时代传下来的遗产。”（《资本论》第1卷，1954年版，第905页，脚注189。译文据英文本改。英文是In Italy……the towns，for the mostpart as legacies from the Romantime）
罗马共和国是城邦共和国，罗马时代意大利的各城市都有城邦式的组织，这是众所周知的事。中世纪中期，威尼斯、热那亚、皮萨、佛罗伦萨，这些商业共和国，或商业－手工业城邦，十足地承袭了罗马时代的遗风，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吉本（Gippon）在他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中还告诉我们，威尼斯在古罗马是海滨荒村，蛮族征服罗马的时代，许多富有的罗马人避兵乱到那里，她逐渐扩大起来，不过没有成为“世外桃源”，却发展成为一个借商业为生的城邦，以后变成一个足以左右十字军行动的、富有的、有强大的商船队和海军的、威力强大的商业共和国。城邦国家，商业城邦，这都是希腊、罗马的传统，其渊源远远超过中世纪，这是西方传统的一个显著特点。
我们中国人却往往忽略这个特点，并且只把这种渊源推到欧洲的中世纪，还接着来了一个非历史的类推：既然欧洲中世纪产生城市，产生市民阶级即资产阶级，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规律对于中国就应该是无条件适合的。因此，中国的中世纪也有资本主义的萌芽，倘若不是意外的历史事变打断客观历史发展过程，中国社会自己也能生长出资本主义来云云。
2、这种非历史的观点，必须批判。欧洲文明的传统，离不开希腊。希腊的社会经济类型，希腊思想，被罗马几乎全盘继承。蛮族征服，给欧洲文明打上了日耳曼的烙印，可是罗马传统通过基督教会大部分保存下来了。13世纪以后的文艺复兴运动，更使被基督教神学掩盖掉的那部分，欢乐的、世俗的人生哲学，民主主义的政治哲学，和具有强烈实证气味的理性主义学术思想，以新的面目恢复了它们的旧观。谁都承认，文艺复兴运动是世界近代化，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