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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5日， 中科院声学所副所长屠焰领头创办“科理高技术公司”，屠焰任总经理。
11月18日， 中科院物理所王震西，创办“三环新材料公司”，王震西任总经理。
12月13日，中国农科院生防室科研人员张盛，创办“中生科技服务公司”，是中关村首家农业科技公司，张盛任所长……
１９８４年，联想就诞生在这间平房中。
从并不严格的意义上说，陈庆振的“科海”宣布成立是中关村探索的开始。紧跟其后的王洪德，创立了“京海”，主要做计算机机房建设和相关业务。虽然，无论是陈庆振还是王洪德，都没有创造基业长青的神话，但感染了许多踌躇满志的创业者：王选、张旋龙、*、段永基、求伯君、王永民、史玉柱、吴晓军……加入到中关村创业大潮。中关村，就这样被民间力量推动着跌跌撞撞地前进。白颐路经过慢吞吞的温煮，终于沸腾。
4月，中国科学院的几位学者向政府递交了一封信，“利用现有的智力资源，组成科研…开发…生产联合的基地。”信辗转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宦乡手里，宦乡给中央领导提出以下建议，“中关村地区已经有一个现成的科学城架构，只要下决心对它进行规划和调整，加强有关各部、厂、科学院、各研究所之间的分工和协作，就有可能在较短时间内建立起我国最大的新技术研究和开发区。”媒体对中关村的一边倒，诸如“灿烂的科技之花，必将结出丰硕的经济之果”、“靠科技起飞，开创中国式的硅谷”，日益消减着旁观者的戒心和创业者的恐慌。而春天，*一句“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小学生中掀起了微机热。
1984：空前绝后（5）
来自官方的、市场、媒体的消息，都成为中关村“电子热”最好的铺垫。白颐路上有了14家企业的招牌，另外还有一个叫做“微机协作组”这样的官方组织在民间力量中游走。没多长时间，“微机协作组”中的两位成员*与金燕静禁不住中关村创业的诱惑，另立门户。
5月，*在海淀区四季青人民公社的一间铁皮房里，成立了“四通”。两层楼房，里面是木头，外面包着铁皮。楼下卖元器件，楼上坐着*、*的父亲、沈国君、王安时。“四通”一开始只销售打印机，直到后来与香港金山合作了一笔500台PC的“大生意”，才算真正与整机沾上了边。11月，金燕静拉来中科院计算所、科学仪器厂与海淀区农工商总公司，他们各出资100万元，成立“四通”，金燕静任董事长。自此，中关村“两通两海”的局面形成。
在“两通两海”叫响中关村的1984年，我们不得不提及一个当时并不出名但后来成为中国企业界的风云人物——柳传志。秋天，在中科院计算所所长曾茂朝的支持下，柳传志创办联想，启动资金20万元，一共11人。公司成立后，中科院副院长周光召与柳传志有过一次对话。后者信誓旦旦地说：“将来我们的公司会成为年产值200万元的大公司。”当时他们对未来之路一无所知。但今后二十几年里，包括柳传志在内的11人将忍辱负重，经历屈辱、欺骗与自尊被践踏。
奇迹的诞生往往是里应外合的结果，中关村日益浓厚的商业氛围，不单单是这些热血沸腾、义无反顾的科学家叛逆的结果，还有外来力量的渗透与新鲜血液的注入，他们的到来为这些科学家的预想方案找到落脚现实的契机。这一时期，集中在中关村大大小小的公司里的头头脑脑，几乎都是“老师”，除了来自香港的张旋龙，这样的“异类”纯商人。
当时，张旋龙带着他的人马，以“香港金山公司总经理”的头街来到村里淘金，时年28岁。说实话，金龙不过是个年营业额不足100万美元的小企业，甚至连代理都算不上，充其量只是“做IBM代理的代理，或者代理的代理的代理”。但就是张旋龙的入驻，向所有中关村创业者宣布了微型计算机贸易的可行性。他为这些意气奋发，有些许目标甚至仍是“无头苍蝇”的中关村第一代企业家，打开了一扇窗。
那时候IBM PC在中关村的价格是3万元人民币，长城0520也能卖到两万多元一台。有心计的张旋龙策动了金山在珠海组装整机。组装出的金山SuperPC市场价只需1万多元，凭借价格和销售渠道优势，迅速蹿红中关村。当时四通没有钱，*找到张旋龙，提出“能不能做代销，先卖再付钱”。张旋龙同意了。可做了几单后，张旋龙将总代权共享给张*，后者代表的公司名叫方正。
此时，求伯君，一个在四通做程序员的年轻人，设计出一款汉卡，就是能让每一种电脑都能像0520一样支持汉字。不过*本人对汉卡并不感兴趣。求伯君找到张旋龙。张旋龙马上拉来张*，每人投8万美元，开发汉卡。后来的事实证明*判断极大失误。求伯君设计的“方正金山汉卡”最后占据了市场55％的份额，净利润一个多亿。求伯君的成功代表了中关村民营企业在技术上的兴起，也是中国程序员和“中国技术”的第一次大胜，尽管成功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策保护。 txt小说上传分享
1984：空前绝后（6）
后来，张旋龙停掉了Super PC，*宣称他们的电子打字机将会取代微机，提出了“中关村电子集团”的概念，金燕静把着眼点放在了小型机上，柳传志则一直眼观六路，从“长城”和“四通”的成功中汲取精华。由于这些人的存在，中关村的空气中跳跃着更多的叛逆的因子，并时时感召着那些对体制不满的人，放弃安逸，加入到这支杂牌军中。这些被称为倒爷、骗子、官倒、红顶商人的“异类分子”活动的中心地带——中关村也由原来的“电子一条街”变成“骗子一条街”。再后来，IBM、康柏等国际品牌先后登陆中国，在短短的几年内，他们成功地把中国本土产品压制在一个窄小的范围。不过，在选择落脚中国时，他们不约而同地看中了中关村。
1988，1989……2008，每一年，人们总能在中关村看到五花八门的民营企业不断冒出，林林总总的商品招摇过市。到处是不安分的人，到处有慕名而来的创业者，有废寝忘食的科技精英，有行色匆匆的官员……转眼二十几年过去，中关村仍叫做中关村，但尘土飞扬的马路一扩再扩，被双向六车道取代。张旋龙和柳传志已经是中关村教父级的人物。被寄予厚望的金燕静，聪明反被聪明误，最终陷入了走私案的漩涡。*四通的原址上，盖起了两栋大厦，一栋海龙，一栋鼎好，彻底成为一个著名的电子产品贸易集散地。
中关村，有人在此声名鹊起，有人在此沉沙折戟。那些年，那些事，那些人，因他们不可磨灭的经济价值，被铭记。但我们始终不能忘记的是，1984年——中关村发展史上的黄金分割点。
梳理整个1984年中关村民营企业家的发展脉络，王志东是位必须要提及的人物，虽然17岁的他才刚刚考入北京大学无线电系。
王志东是中关村的人物，却需要跳出中关村来审视他的价值。在接近他的人描述中，这是一个“IQ和EQ都很高的人”，既不咄咄逼人，也不激情四溢。他行事稳健，又绵里藏针。他以天才程序员的角色出场，却以被资本踢出局的落魄企业家的境遇收场，成为三十年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史中当之无愧的几位主角之一。
中关村的代表人物——王志东
不知是刻意还是随意，作家凌志军记录中关村历史时，喜欢把人分为本地人或是外地人。按此方法，王志东是个地道的外来人。8月，他离开出生地岭南东莞的一无名小镇，先坐长途汽车，又坐火车，登上104路无轨电车，再换乘332路公共汽车，辗转两天两夜，来到了位处中关村的北京大学。
此后，中关村的人来人往，让王志东蠢蠢欲动。他最终还是进了中关村，开始在村里一家小公司里打工。整天泡在公司，白天拉客户，谈判，拟合同，讲价，装货，中间调试，装机，配软件，培训，收钱；晚上熬通宵，学习新软件，硬件的安装，了解功能。他收集了所有最新的软件，俨然成了白颐路上小有名气的人物，收入超过北大的老师。
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在这年发表了他对世界经济格局的一番见解，“现代的经济社会体系中的美国，只不过改变了一个中国一直以来信奉的‘学而优则仕’改了一个字，那就是‘学而优则商。’”
李光耀的观点并非前卫。同年，中国经济学家张维迎就已经提出，希望中国人从“学而优则仕”转到“学而优则商”。张维迎说，如果把中国的地区差异做一个比较，可以看到，平均而言，政府官员占总人口或就业人口比例越低的地区，经济增长率越高。这说明政府官员比例的减少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1984：空前绝后（7）
张维迎是在用思想挑战中国主流文化信奉的“学而优则仕”，而清醒过来的潘石屹和梁稳根则是在用行动实践着“学而优则商”。
1984年，潘石屹被学校分派到河北廊坊石油部管道局经济改革研究室。作为单位里，少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他博得领导赏识，被确定为重点培养的对象。单位新分来一位女大学生，潘石屹带着她领办公桌。这位同事对分配给自己的桌椅十分挑剔，挑了一个小时都没确定。潘石屹劝她凑合着用，对方却非常认真地说：“小潘，你知道吗？这套桌椅可能要陪我一辈子的。”不经意的一句话触动了潘石屹。想到一张办公桌陪自己一辈子，他不寒而栗“难道这一生将与这套桌椅共同度过？”
潘石屹一个电话打到深圳，找到特区刚开放就南下创业的朋友。朋友告诉他深圳机会多，能赚到钱。潘石屹反问：“要那么多钱干什么？”朋友举了一个例子：“如果你有钱，你能买很多衣服换着穿。如果你没钱，衣服脏了没得换，只能忍。”这是有人第一次向潘石屹如此直白的解释“财富到底是什么”。
解释的结果是，潘石屹创业的念头像野草一样不断蔓延。春节一过，人啊变卖家当，辞职南下。到达南头关，身上剩下80多块钱，这便是多年后外界描述的潘石屹“创业资本”。没有边境通行证，“80元创业资本”首先是拿出50元请人带路，从铁丝网下面的一个洞偷爬进了深圳特区。
湖南人梁稳根比潘石屹早一年毕业。进入原兵器工业部涟源洪源机械厂后，不安分的梁稳根，经常在抬石头、挖土方、搬机器设备、爬上半空架设高压电缆的工作之余，和唐修国、毛中吾、袁金华三人讨论国有企业的出路，讨论市场经济的趋势。渐渐地，四人成了朋友。 1984年，梁稳根得到消息说，市场上羊供不应求，一头可以赚20来块钱。于是，还有些书呆子气的这四人，组建了个“贩羊组”，怀揣着宰羊刀、麻布袋和几件破衣服分头去了湘西、常德、甚至贵州的铜仁找羊源。
但是，梁稳根并没有对信息进行分析，待他买到一大批羊才得知，看涨的行情是由于外贸部门跟日本签了一个合同，过了元旦合同截止，价格就会跌。他赶紧把羊以低价卖给了肉贩子，总算钱赔的不多。可在电话机跟大熊猫差不多的年代，梁稳根失去了另外三人的联系。与此同时，唐修国、毛中吾、袁金华呆在新化火车站一个地下旅馆里茫然的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联系不到梁稳根，三人焦灼不安。
终于等到梁稳根发来的电报，电报上却只有莫名其妙的几个字：“羊不要，毛留”。三人百思不得其解。而这5个字被电报局当成特务的暗号，报告到当地派出所。三人被监控起来，一直等到梁稳根赶到解释。原来为节约电报费，梁稳根将“羊不要了，毛中吾暂时留下”省略成5个字。误会澄清，四人得以脱身，回到长沙。
与梁稳根是湖南老乡的傅军，在这一年开始对当官愈发感到倦怠。
在组织村民修枝柳铁路时，傅军父亲意外染病去世，已是校团委副书记的他放弃学业，参加工作成为公社的一名干事。哪知随后，傅军“坐着直升飞机升官”。19岁，当上公社党委副书记，两年后，成了几万人口的公社党委书记。后来上调醴陵市出任外贸局局长，这一年，他26岁。30岁，再次上调长沙，傅军出任省外经委工艺品进出口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已是湖南省委列定的“第三梯队”重点培养对象。“搞政治太难，有40％的时间好像都要去平衡各方面的关系，有一半以上时间是去开会，我觉得浪费了很多精力。”似乎看破政治“红尘”的傅军有了换一种活法的念头。 。 想看书来
1984：空前绝后（8）
有的人开始思变，同样也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