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夭鞘亲羁斓谋└皇侄危汉？诿科椒矫�1200元左右的公寓房售价，瞬间涨至每平米3500元。而由北京南下的人，大多有政府背景，凭一纸批文就可以获利千万。很多楼盘一拿到批文就登广告，地基还没打，价格已翻了几倍。
再去海南前，手里只有3万人民币的冯仑，找到一家信托投资公司老总，给他分析海南房地产的机会。冯仑的目是从对方那里拿到钱，“做生意，从别人那里拿钱，无异于夺人贞操。”但他拿钱的本事就在于“懂人”和“会说”。
极短时间内，冯仑找到打动对方的“命门”，盯着对方眼睛直截了当地说：“这一单，我出1300万，你出500万。一起做，你干不干？”对方点头同意，冯仑骑着自行车跑回住所起草协议，同时让王功权负责筹钱。王功权临时借来500万，拿着这笔钱从银行贷了1300万。用这1800万，冯仑和王功权买了8栋别墅，赚了300万元。有了钱的冯仑感觉像“大姑娘初婚，很幸福。”
1988：海岛狂欢（6）
冯仑的幸福在海南。刚到海南的潘石屹，他的未来则押在冯仑身上。在众人惊诧的目光中，潘石屹历尽艰难，来到特区一家咨询公司工作。深圳天气潮湿闷热，加之语言不通，还经常加班，他压抑但无路可退。终于，认为“不能错过历史机会”的潘石屹跟随位老板南下海南，开始飘泊的旅程。而海南给他的第一印象是夹杂着走私货的一个相当原始的荒岛。
潘的老板承包一个砖厂，让其负责300名民工的生产生活问题。海南缺电，砖厂照明用电都是发电机发。小偷经常光顾，砖厂发电机一个月内被偷过３次，每被偷一次，潘石屹就被罚一次款。到小偷第四次光顾，“人刚刚躺下，电灯突然灭了，那肯定是发电机被偷了”，潘石屹抄起钢筋条便狂追，追到小偷抬不动，弃机而逃。
管理砖厂，潘石屹用积攒的第一笔钱，给家里买了一台电视。他母亲长年瘫痪在床，电视非常重要。从那以后，连续两年春节，他都会回家，坐在炕上陪家人看春节晚会。海南经济的不景气开始无限期延续，砖厂停产，潘石屹没有回家路费。为了象征性地弥补家人的遗憾，他想在招待所值班室看晚会。但服务员要休息，抹杀了他的心愿。潘石屹说那是他过的最孤独的一个除夕夜，因为看不到任何的希望。
飘泊的岁月，潘石屹遇见易小迪，艰难时期的两人成为很好的朋友。后者也推荐潘石屹进了冯仑的体改所，任“海南省佛学研究会秘书长”。以至潘石屹回忆往事时，感慨：“虽然跟他们一样读《佛经》，但我总是没有悟性，觉得没有长进，可从此性格变平和了一些。每当困难的时候，最先想到的总是易小迪，他不一定会给我多少物质上的帮助，但他的讲话会给我力量、给我战胜困难的力量。”
在体改办，潘石屹先后结识了冯仑、王功权、刘军、王启富。五人共同目的就是挣钱。合伙成立“海南农业高技术投资联合开发总公司”，也就是万通的雏形。
处在畸形扩张期的海南房地产，提供给了五人发财的机会。他们腾笼换鸟，弄到一些房子，恰好一个山西老板要买。潘石屹开价4000一平方米。山西老板举棋不定时，又来一个内蒙古买主。潘石屹随即将价格提高4100一平方米，“反正有人要，我打的就是心理战，赌他肯定买涨。”
1988年海南一瞥
山西老板急了，质问潘石屹：“你怎么可以这么做买卖？”潘石屹回答说：“我重合同，也重信誉，但开价可以正向开，也可以逆向开。”他继续抬高价码，山西老板最后以每平方米4200元的价格买下潘石屹的房子。内蒙古买主以每平方米6100的价格买了另外两套。山西老板也成了潘石屹的朋友，觉得他太有智慧。潘石屹结婚那天，山西老板专门用大布包着山西玉条和景泰蓝，非要亲手送到他手里。
海南房地产看似如火如荼，但两个数字让潘石屹惊出一身冷汗：北京市人均住房面积只有7平米，海口市人均住房报建面积却已达50平米。在他看来，数字只能说明海南省的房地产行业快出事了。他决定回内地寻求机会，先回老家走了一圈，觉得西北太穷，没有投资的价值，便来到北京调研市场。
潘石屹在北京注册了公司。一天，他在怀柔县（现怀柔区）政府食堂吃饭，无意中听到旁边吃饭的人聊天，北京市给了怀柔四个定向募集资金的股份制公司指标。在深圳待过的潘石屹知道指标就是钱，主动跟县体改办主任接触：“我们来做一个行不行？”就这样，万通在北京把握住了二次创业的机会。 。 想看书来
1988：海岛狂欢（7）
冯仑、潘石屹确实只是个案，因为即使成功前两人的心理都始终捏着一把冷汗——失败的可能性远大于成功。
潘石屹就有这么一位朋友，淘金失败后，身无分文的他睡在海滨大道旁边的沙滩上。每晚只敢穿一条裤衩，然后把衣服藏到沙子里面，怕被别人偷走。第二天起来，再把自己的衣服刨出来穿上。这样看来，李书福在海南“折戟沉沙”，也在情理之中。
李书福最大的商业失败在海南，虽然他从来都刻意回避这段经历。
海南建省初期，开过照相馆、生产过冰箱配件、也制造过冰箱的李书福，带着数千万元，热血沸腾地来到海南。在风浪的颠簸中，他的“打拼”随着浪潮的退去化为泡影，因炒房被套血本无归。
1988年，狂欢的不止是海南，整个中国都陷入一种癫狂的状态。关于经商的大量民间流行语诞生于市井之间：“富了摆摊的，苦了上班的。”“摆个小摊，胜过县官；喇叭一响，不做省长；全家做生意，赛似总书记。”
罕见的热浪搅得一切秩序、节奏似乎失去常态：官员倒卖、商人投机。而传统中国，知识与商业之间似乎总有着一层隔膜。该年度，商业活动中也开始大量渗入知识的气息，丝毫不懂经商的知识分子纷纷下海闯荡。理性正在丧失！
商品经济以不可阻挡的气势席卷社会的每一角落，一些小道传闻和报刊消息不断动摇知识分子那份淡泊而宁静的胸怀。偌大的神州，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神圣的校园失去了往日的清高，安宁的书斋，也难再抚慰学者一颗寂寞的心。
相信这不是小题大做。“读书无用论”已是不争的事实：北京地区招收89级研究生，计划招收8600名，报名人数不足6000名。报名与招生出现倒挂，88年为应届毕业生报考研究生比例最低的一年。大学生择业方向偏向于急功近利。
不过，在本年度，他们的选择也许是对的。北京前门一位老大娘靠卖烤红薯，年收入过万元；广州初中毕业女青年，找不到工作，摆服装摊，几年下来腰缠万贯。更夸张的是，温州乐清一个倒卖电缆的个体户，一年能赚数百万；同是温州苍南县的个体户，复制黄色录像带通过邮局出售，一年赚了80万。这些人成为知识分子心中嫉妒又羡慕的对象。要知道，本年度北京脑力劳动者月均收入172元，体力劳动者的月均收入为182元。1万元是他们5年工资的总和，何况百万。
当然，也并非所有的学生都无心学习。由于表现出色，施正荣作为访问学者被公派到澳大利亚新南威尔斯大学留学。为此，他兴奋了几夜无法入眠。
公派到澳大利亚，施正荣感到了经济压力。一个月生活费至少400美元，还要想办法帮自己老婆出国。于是，他白天到学校上课，晚上打几份工，周末还到美式咖啡馆做厨师，工作16个小时，从下午4点一直工作到第二天早上8点。就这样，施正荣把太太的学费赚了出来。
差不多与施正荣同龄的金会庆，在安徽医科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东渡日本东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求学期间，金会庆当过搬运工，炒过糖栗子。五年后，他获得东京大学医学博士学位，被聘为东大历史上最年轻的外籍副教授。
比上述两人大约小五岁的邓中翰，此时就读于中国科技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专业。他先后在国际应用核物理学杂志及中国科学通报上发表了三篇相关文章，并获得共青团中央及中国科协颁发的“全国大学生科技竞赛挑战杯奖”。
1988：海岛狂欢（8）
挑战杯成为邓中翰人生的一个里程碑。随后，他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书。六年间，他取得电子工程学博士、经济管理学硕士、物理学硕士学位，是该校建校130年来第一位横跨理、工、商三学科的学者
9月15日，《新晚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发该报资深记者王志信采写的报道：9月12日，当来自全国各地的近3000名校友荟集东北农学院，欢庆40周年校庆的时候，全国第一位兽医外科博士、该校毕业生王宗明却游离于喜庆之外，在校内通街大道旁支起了烟摊。新闻见报后，《中国教育报》、《中国地震报》、《文摘报》、《工人日报》、《羊城晚报》等国内10多家报刊转载，博士摆烟摊成了社会热点。
兽医博士摆烟摊，也许是偶然事件。但看似偶然的生动现实，冲击了人们的惯性，教育着知识分子，这是一个教授卖烧鸡、博士摆烟摊的年代。即便如此，世界消毒柜开创者罗小甲还是成为知识分子下海潮中最鲜明的一面旗帜。
康宝电器创始人罗小甲
罗小甲，康宝电器创始人，直到1988年，他还只是顺德杏坛镇一家规模很小的农机配件厂厂长。不过，他是顺德少数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厂长之一。
1988年，顺德工业化快速提升。配件厂向哪转型又如何转？罗小甲一筹莫展。他有位师弟移民澳大利亚，第一次回国拜访师兄。罗小甲亲自为师弟端茶倒水，但一个细节没能逃脱他的眼光：倒给师弟的茶水，师弟始终没喝。
罗小甲委婉地表达了不解，才知道，师弟担心茶杯不干净。“能不能生产让人放心的家用消毒柜？”师兄弟一拍即合。 这是一场“土鳖加海龟”的智力游戏。几个月后，师兄弟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台电子消毒柜。外界的一场变故——上海甲肝流行，在政府支持下，电子消毒柜很快批量生产。
罗小甲是特殊的。因为，不能迅速转化成货币的知识显得无足轻重，这是1988年的中国困惑。而同年，美国知识界开始形而上的追求，他们尝试着将企业引入关注企业文化而非单纯强调利润的新阶段。
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威廉？大内，推出日美文化比较的著作《Z理论——美国企业界怎样迎接日本的挑战》。他将美国企业管理特点定义为“Ａ型组织”：强调速度——立刻争取表现，立刻给与奖励；强调个人——高生产力即有高报酬；强调数字——具体的数字是一切考核的标准，抽象的内涵不受重视；强调利润——公司只关心股东的利益，漠视员工、社会各方面的需要。他认为典型的日本企业文化具有宗法制度的色彩，整个企业就像一个大家庭或宗族，对职工全面（包括其私生活）关怀。
当美国正站在文化的视角，思考日本人造成的冲击，或是日本企业已经能够引发美国——这个世界上伟大公司孵化地——反思时，中国的企业又是一种怎样的状态呢？在1988年的中国，那是“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官倒成风，皮包公司大闹全国则给这一年带来些荒诞的喜剧。
可以说，在中国，从古到今的官与商从来就没有真正分开过。但1988年前后，官与商的亲密关系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市场商品供应不足，紧俏商品短缺，为了缓解矛盾，中央实行双轨制——同一种商品计划内是国家统一定的平价，计划外是议价，也就是市场价。两种价格相差悬殊，比如钢材，国家定价一吨不到700元，市场价能高到2000元。社会风气大变，条子满天飞。很多个体户没办法直接做“官倒”，就充当掮客到处牵线搭桥，只要傍个官，他发大财我赚小财。 。 想看书来
1988：海岛狂欢（9）
开公司是为当时最热门的事情。一份执照，一个皮包，一部电话，就是一家公司；一张名片，一个帐号，一次倒卖，就能赚得钵满盆满。前5个月，北京新增公司700家，上海猛增公司达3000家，深圳国贸大厦里云集有300家公司。到本年年底，全国公司达万家，其中官办公司成为热点——中央国家机关系统开办的各级各类公司达2万家，逾千名党政官员在其中兼有职务。
深圳，一年轻人狂轰滥炸下，拿到可进口20辆“尼桑”轿车的批文。一辆一万，批条卖给某经营部，顷刻间获利20万。可黄雀在后，经营部将20辆“尼桑”每辆加价3万元转手倒卖，猛赚60万。
广西，某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