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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多银子放在哪里？又是怎么被偷出去的呢？
当时，北京共有十个大库，有装粮的、装钱的，还有装布匹绸缎的。其中装钱的共有三库：
第一个是紫禁城内库。此库存白银120万两，是给皇帝备用的“过河钱”，就是皇帝走投无路时用来流亡的路费，到目前为止还没用过，而且都是50两一个的大银锭，不易被盗，所以封条一封，上级官员基本不查库；
第二个是内务府银库。虽名曰银库，但不藏银，专藏金玉珠宝，库房不大，管理也很方便。
第三个是户部银库，即国库。国库里面藏着白花花的银子，差不多每天都在收支。库兵每日都在搬进搬出，忙得不亦乐乎。
为了保证国家资金的安全，清朝银库制定了严格的管理制度，设管库大臣一员，由户部侍郎兼任，下面设郎中等职，再下有库书数人，这些人都没有权力进入银库，能进入银库的只有库兵。
库兵如要进入银库，即使严冬，也必须脱去衣裤，进库后再换穿库内的衣裤；干完活儿出库时，再###衣服，库门口有一个板凳，库兵光着身子跨过板凳，两手往上一拍，大喊一声“出来”，然后就可以穿上来时的衣服，下班回家了。跨板凳、举手、拍手、高喊，是为了表明自己体内、腋下、嘴里、手中没有夹带银子。
由此看来，国库监管制度十分严密，库兵貌似也无机可乘，其实不然。库兵守着白花花的银子，怎么会不费尽心机搞一点花花呢。
据说库兵偷银子的办法有两个：
第一个是“以谷道藏银”。库兵把银子通过肛门塞入体内，塞入时，用猪脂肪将银子包上，同时还得用点儿松骨的药，一次最多能塞80两，能###受30分钟。这招是要勤学苦练的，不过也有两个局限：首先，年纪稍大点儿的人难以夹带；其次，只能夏天用，冬天不能用。
那么在严冬，库兵怎么往外偷银子呢？
第二个办法是用茶壶往外带银子。壶里有水，把银子放在茶壶里，出库时打开茶壶盖，将茶壶往下一倒就过去了。实际上，银子冻在茶壶里，自然倒不出来。
这是最主要的两个办法，还有其他一些方法。这样一来，天长日久，积少成多，银库的银子不知不觉间就被盗了很多。
调查组调查出答案，可问题又来了。既然不是一天所为，也不是一人所偷，为什么时至今日才发现呢？
此时，距清政府上次大规模、彻底地清查银库已整整43年了。从嘉庆五年（公历1800年）彻底清查国库以来，每年只是例行公事般地查库，查库大臣翻翻账，看看门窗，检查一下管理制度，煞有介事地叮嘱库兵几句，走完过场就作罢。要说他们对库兵监守自盗一丁点儿察觉也没有，谁也不信，但是，一句话，惹不起啊。
这不仅牵涉部门利益、复杂的官场博弈，就是那帮库兵，也都不简单，水很深，有的甚至黑白两道通吃。开库之日，户部银库门外一群群全副武装的保镖，聚在树下乘凉，那份威风，户部一般官员也比不上。这些都是库兵的私人保镖，其实不是库兵摆谱，他们时常会面临着被绑架、抢劫的危险，因为巨大的利益很容易让歹人见财起意。另外，补一名库兵的缺要六七千两白银的活动费，在这种情况下，谁砸他的饭碗，他不跟谁拼命才怪呢？
十六、王朝末路（3）
东窗事发，有些库兵闻讯之后，迅速逃离。怒不可遏的道光帝严令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今北京市）严拿务获。最后，大部分库兵被控制，不少库兵被拘捕，但如何处理也是一大难题，不仅人数众多、涉及面广，取证也很困难。另外，这是几十年间的群体###作案，各级官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若是他们稍微负责一点儿，也不会酿成此等奇案，若是现在追究官员责任，又面临着法不责众的问题，而且还涉及管理体制上的弊端。所以，道光帝懵了，真不知该找谁算账了。
经过大臣劝解与开导，道光帝也逐渐从激愤万分中平静下来。道光帝愤怒地表示“本应立置重典，以肃法纪，惟事阅多年，官非一任，即书吏丁役等亦人数众多”，要想查个水落石出已不可能。除了个别证据确凿、情节恶劣的库兵被处以死刑、流刑、徒刑外，基本上没有追究官员们的刑事责任，这并不是对他们的宽大处理，而是道光帝此举别有用心，国家当下急需用钱，对于本应承担责任的官员，除了给予行政处分外，关键是责令他们分赔国库损失，尽可能挽回损失。
四月初七（公历5月6日），道光决定追究嘉庆五年以来历任银库负责者的经济责任，责令按任期长短，分摊损失。其中库官、查库御史任期中每月赔1200两；管库王大臣每月赔500两；查库王大臣每查库一次赔6000两。那些已故官员的赔偿标准减半，由子孙代赔。
不久，道光帝还制定了缴纳赔款的详细时间表。这一期间有些官员拒绝赔偿，按道光之意，拒绝缴纳赔款者将被“监追”，即投入监狱，不赔钱就不放人；超过一定时间还不赔，就按犯罪追究刑事责任。
道光帝追缴的结果如何呢？
很不理想。
款项数额如此巨大，当时国家机器运转效能也很低下，这些因素决定了追缴结果不理想，而这也在道光的预料之中。在追缴过程中，有些官员或者子孙无力赔偿，即使“监追”也赔不出，所以，道光帝不得不调整赔偿标准，譬如延长赔款期限或者适当降低赔偿标准等。同时，道光也同意一些特殊官员免于赔偿，如官员本人去世而子孙尚未成年时，就不要他赔了。
银库大案对道光的打击很大，不仅925万两雪花花的白银不翼而飞，让崇尚节俭的道光心疼不已，更憋气的是此等大案竟然查不出个所以然来，其中几个长年作案的库兵至今逍遥法外。
道光帝怒斥道：“奉旨饬拿，乃经年累月，置若罔闻，迄未就获。该衙门等所司何事，玩泄已极！仍著步军统领、顺天府五城各衙门一体严拿务获，归案究办，毋许再有延宕！”尽管道光大发雷霆，在逃的库兵依然杳无音讯。
古人云：“哀莫大于心死”。道光帝君临天下二十多年，虽励精图治，但鲜有作为；他几经努力，但终究无法力挽狂澜。前有鸦片战争失败重创，后有银库大案垂直打击，挫折接二连三，政事更是雪上加霜；加上此时年过六十，体力精力逐渐不济，雄心壮志消磨殆尽的道光帝表现出明显的懈怠与倦意，他开始回避矛盾重重的现实，慢慢地心灰意冷，终于无可奈何地接受了大清王朝没落的现实。
【入城风波，退中有进】
鸦片战争失败、中英《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中国不得不结束长期实行的闭关锁国政策，开始向世界开放，但道光帝并没有从战败中吸取任何教训，对国家政策未做任何调整，继续掩耳盗铃地憧憬着闭关时代的威风，对已经改变了的世界视而不见。 txt小说上传分享
十六、王朝末路（4）
世界日新月异，外患也是层出不穷。
首先是葡萄牙人强占了澳门。葡萄牙人自16世纪中叶通过贿赂明朝地方官得以入居澳门，一直接受清政府管辖，每年还须缴纳500两白银的土地租金。但是，鸦片战争中清政府的软弱令葡萄牙人大吃一惊，英国人的胜利更令他们垂涎三尺，法国、美国轻而易举获得的利益也让他们分外眼红。于是，压抑已久的殖民野心又肆无忌惮地膨胀起来，葡萄牙人向清政府提出了“一视同仁”的要求，并在澳门布兵设防，建筑炮台，任命官吏，不断制造事端。
1844年，葡萄牙政府居然擅自将澳门与其在南太平洋上的殖民地——帝汶和苏禄组成了一个“省”。1845年，葡萄牙擅自宣布澳门为“自由港”。1846年，葡萄牙澳门当局公然将当地华人编入户籍，征收租税，实行司法管辖。
1849年，葡萄牙澳门当局停交土地租金，封闭了澳门的中国海关，毁掉香山县城衙署，完成了对澳门半岛的占领。和英国占领香港不同，葡萄牙并没有雄厚国力和强大军力作为后盾，他们敢于公然霸占澳门主要是因为清政府软弱无能，貌似他葡萄牙不抢占，天理不容。
史载此间“粤省大吏置之不问”，基本上持放任态度。两广当局之所以如此漠视国家利益，也与道光帝的“不作为”有关。当时，鉴于林则徐的下场，地方官对外不敢强硬；考虑到琦善的下场，地方官又不能软弱，加之不通时务，不悉外情，于是在外国人的步步紧逼之下，清政府对外政策继续着战前的懵懂和混乱，国家与民族的权益不断丧失。葡萄牙人拒交租金，两广官员甚至为之垫付，在税册上仍算葡萄牙人完纳，以便两方相安无事。
与此同时，中英之间围绕着“入城”问题，分歧巨大，双方一度剑拔弩张，差点儿兵戎相见。令大家喜出望外的是，此事最后获得了“圆满”解决。道光帝对此兴高采烈，自认为最令他头疼的“夷务”也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呢？
根据《南京条约》规定，中国向英国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个通商口岸，但只规定笼统的大原则，很多细节尚未敲定。譬如，英国商人到通商口岸做买卖，当他们带着家眷来到城门口时，守城官兵拒绝放人进城。英国商人毫不勉强，不让进就不进，住在城外还便于照顾买卖。但当英国领事带着眷属随从来到城下时，守城官兵也是一视同仁，枪一横，也不让进，这时问题就麻烦了。
原来，在鸦片战争前，外人来华只能住在城郊，不可随便进城，更不得在城内居住。清朝这一规定是要中国人同外国人分隔开来，因为天朝上国认为不同等级、不同开化程度的人不能混居，否则不仅有失体统，而且容易滋生事端。此时清政府不让英国人进城，既是维护天朝上国最后一丝颜面，也是充分考虑了中外民众发生不必要纠纷的可能。
但在英国人看来，能否允许进入城市，既关系着大清朝履行条约的诚意，更关系着英国人维护条约履行的能力和脸面，作为世界霸主的大英帝国的驻广州领事居然被拒于广州城外，说起来确实丢人。于是，1843年，正与两广总督耆英进行善后交涉的璞鼎查出示了中英《南京条约》的文本，要求耆英履行该条约第二款规定，让英国人进城。
耆英不懂英文，无奈，英国人现场翻译：“中国皇帝陛下同意，英国国民及其家人和仆从，从今以后获准居住于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的城市和乡镇，以进行通商和贸易，女王陛下将指派监督或领事官员，驻扎上述城市和乡镇。”翻译完毕，英国人一脸洋洋自得的神态。
十六、王朝末路（5）
不料清朝官员不慌不忙，拿出一份中英《南京条约》的汉语文本，扔给英国人，既然你懂汉语，你自己看吧。
英国人满腹狐疑，拿起《南京条约》的汉语文本一看，顿时吸了口凉气。原来，《南京条约》第二款的汉语表达是这样的：“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大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
《南京条约》的英汉文本在英国人能不能入城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英文本说无论是英国商人，还是英国领事，都有权居住在五个通商口岸的城市；但汉文本却明确规定英国商人只能居住在通商口岸的港口，而港口是在城外的，看来英商只能居住在城外了。英国领事可以在通商口岸的“城邑”居住，但并没有界定“城邑”是城里还是城外，在此处应该指城里。
汉英两种文本表达不一，应该以哪个文本为准呢？《南京条约》没有规定。而且，最令英国人窝火的是《南京条约》英汉两种文本都是英国人单方面制定的。签订和约时，清政府所能做的就是签字画押，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商量余地。算计来算计去，到头来英国人把自己算计进去了，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啊。
英国人狠了狠心，决定认账，放弃英商进城的要求，但要求英国领事能够进入广州城。耆英表示战争刚刚结束，民众惊魂未定，此时英国人如在广州城内居住，容易发生不测，需待双方继续进行一段时间的贸易，相安无事之后，再提此议。
耆英的聪明之处在于他未同意，但也未拒绝要求，并将该要求推到不可预见的将来。璞鼎查听耆英说得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