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1922年，民国年间最为知名的影片公司之一明星公司成立，其最初的制作《张欣生》一片使社会对所谓“不良”影片的反感更上层楼。与《阎瑞生》相仿，影片《张欣生》也是根据张欣生谋财杀父案的真实故事拍摄，并以此为吸引观众的号召。全片“俱就实地摄取，即演员之面相，亦必使与本人相似，而表演之真实，剪接之合度，尤为是剧特色”。结果上映后，“连日售座异常拥挤，后至者俱纷纷退回”，票房更超过《阎瑞生》，开映一周即达到了6683元，各影院不得不加映演出场次。但该片尤甚于《阎瑞生》的，是出现了种种残酷镜头。据看过该片的著名电影导演程步高回忆，“影片重点放在开棺验尸，开膛破肚，把五脏六腑都挖出来，逐件剖验，事前用湿面粉仿制，涂墨水作人血，用特写镜头放大拍摄，看来真是恐怖吓人，肮脏起恶心。这是残忍肮脏的素材，用残忍肮脏手法去处理，而处理得亦相当残忍肮脏。小孩子看了要叫要哭，妇女们看了要逃跑，做恶梦。我亦看过，冷汗一身，使人不敢卒视，亦不忍卒视。最主要的，对观众精神上、心理上、生理上、感情上，都起不道德、不卫生、不健康、不安静的坏影响”。因此该片上映后，不仅遭至舆论的批评，而且有人直接上书教育部，认为：“近日电影片中于诲淫诲盗外，罪尤加等者有二，一为《阎瑞生》影片，一为《张欣生》影片。阎瑞生沪上嫖徒，谋害妓女，业已伏法偿命，所谓厉气所钟，一任其灰飞烟灭，尚何取其人，写仿其面貌，揣度其心思，诚不知用意所在。然此尤可忍也。张欣生逆伦枭祖而写者必欲取穷凶极恶，描写尽致，宣扬其姓名，流传于世界，此尤不可忍矣。夫电影原为娱情悦目之具，试问此类事实情有何娱，目有何悦，得之传闻尚当掩耳，而今竟争先快睹，则不啻制此片者之别具肺腑，即观者亦全无心肝矣。以上二影片可否函致警厅迅饬禁止，于人心风俗所关匪巨。”
第4节
主要是由于上述侦探、犯罪题材影片引起的负面社会影响，除了上述侦探、犯罪片外，由于东西方不同的xing爱观，外国影片中对男女关系的描写也是国人注意的重点之一，曾有论者谓，电影“若流入男女爱情，则其伤败风化，较淫词小说为尤甚”。但当时对于此点的反感与担心尚不及侦探、犯罪片。我们目前也还缺乏资料说明当时上映影片的xing爱描写到了何种程度。曾有报道称，上海爱普庐影戏院上映的法国片《风流皇后》（Atlantidl）中，女主角“轻衣半裸，懒然偃卧软绒之中，屡作穷奢极欲之态，殊有伤于世风”。但此处所谓的“轻衣半裸”更有可能是记者的形容词，而非电影的真实场景。国内开始出现对电影社会效果的担心，从而引申出对电影施行检查的要求，其中又以教育界的态度最为积极。∝米∝花∝书∝库∝ ；www。7mihua。com
在民国电影检查之滥觞期，有来自工商界的电影检查呼声，自此以后这种呼声则不多见，其间原因还待深入探讨。1922年7月，中华教育改进社在济南开会，“曾议决取缔电影一案，所定积极消极两项审查标准，颇有可资参考之处”。1923年，江苏省教育会上呈江苏省省长公署，认为：“近年国内渐已自制影片，倘取材不慎，弊害尤多，即如阎瑞生、张欣生一案，皆已扮摄表演，此等影片皆取社会罕见之惨恶状况摄影流行，实不能收欣赏感化之效果，本此一推，对于制造影片一事，苟非加以取缔，亦将为导恶源泉。为敢呈请鉴核，并案办理，以维风化，社会幸甚，教育幸甚。”接着，上海总商会和五马路商界联合会亦致电江苏省省长公署称：“影戏为人民普通娱乐之需，欧美各国最为通行。近年以来，沪上此类营业日益加繁，而人民嗜此者亦日众，果能将影片种类，严加选择，去劣留良，则人民于淑性陶情之中，可兼收易俗移风之效。无如影片来自外国，纯驳既不一致，而营业者为揣摩顾客心理起见，又专喜寻取奸盗邪淫之事实，以博庸众之观听，其有裨风化者，转居少数”；“沪上为各省商市中枢，物质文明甲于他处，而风俗之颓靡，道德之堕落，亦属冠于全国，识时之士，咸切隐忧。商界子弟，血气未定，鉴别力本极薄弱，若再以此等影片日渐灌输，恐数年间所受义务教育之功用，尽为其摧毁于无形”；“且此项影片，日渐通行，将来受其影响者，不仅沪上一隅，应请钧署据情咨商内务部，迅订检阅取缔之章程，颁行全国，以挽薄俗，并请于专章未经订定之前，先由钧署令行淞沪警察及江苏特派交涉员，于内地及英法两租界内，将有碍风化之影片，先行分别设法取缔”。
综上所述，对于道德教化的关怀与民族主义情感是创立民国电影检查制度的两个基本因素，前者与各国电影检查制度的起源有着相当的同一性，而后者则源于中国近代的特殊环境。与宗教势力在美国电影检查中所起重要作用不同的是，中国要求进行电影检查的呼声首先来自于教育界。在民国电影检查制度的初创过程中，受命负责电影“审核事项”的通俗教育研究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通俗教育研究会成立于1915年7月，以“研究通俗教育事项，改良社会，普及教育”为宗旨，受教育总长监督，经费由教育部支给，并由教育部、学务局、京师警察厅指派人员参加，另聘京师大学校教职员、教育会会员及其他对于社会研究事项有专长者若干人为会员，会长由教育总长指定，多少有些半官方机构身份。根据该会章程，该会戏曲股负责“活动影片、幻灯影片、留声机片之审核事项”。由于该会成立时，电影的放映市场及社会影响尚不及20年代之广大，因此所谓“审核”云云自无从提起。而当电影放映逐渐普及，电影检查呼声渐起之后，由通俗教育研究会担当电影审查事项实为名正言顺。此外，由于该会在一些省份有分支组织，更便于其在广大地区内行使检查职能。1923年10月，通俗教育研究会因“电影一项，近来风行各埠，影响社会较戏剧为尤深，其中所映影片有裨世道人心者固多，而诲淫诲盗亦所难免”，因此“曾函警厅饬各影场，仿戏园之例，将所演戏目先期呈送”该会审核。1924年4月，该会在致教育部的正式呈文中，认为“近日调查，最近所演影片有为害最甚者二种，一为阎瑞生谋害莲英案，一为张欣生谋产案。二案虽系近年上海实事，然其人则流氓贼子，其事则残害杀伤，不知制造影片者何所取意，而必取此种材料，演诸广场，以淆惑心理简单之人民，智识粗具之学子。喜其新奇，争先快睹，使此等残忍惨酷之状日接于目中，于人心播为风俗，其贻害于社会教育实非浅鲜。本会为防止流弊起见，拟恳咨行内务部通令所属一律严禁。再查此项影片系在上海租界制造，并请转咨江苏省长转饬驻沪交涉员，请领事团查取此项影片，即行销毁，以禁邪恶，而维风教”。教育部主管官员收到呈文后，批称：“咨行内务部查照办理可也。”有论者称《张欣生》“遭到禁映”。1924年2月24日，浙江绍兴县知事接省长训示：“近日中国各埠戏园大都好为新奇，多演诲盗之剧以取悦庸者，图营业之计，展实于人心风俗大有妨碍，如张欣生之谋杀案之类，近经上海众团体提称禁演映影戏并经内务部核准通令有案。”故《张欣生》曾遭“禁映”的说法不为无因。但同时亦有报道称，由于《张欣生》“备受各界欢迎”，致函影院“要求续映者亦颇不少”，直到1924年5月，上海还有电影院在放映该片，并于是月运往武汉放映。同时，江苏省教育会电影审阅委员会对《张欣生》一片也表示了基本肯定的态度（详下文）。因此，该片是否确遭禁映或仅在部分地区禁映，尚待更多史料证实。
无论如何，自20年代早中期起，国内的电影检查呼声渐成潮流，而且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也没有引起电影制作者的明显反对，其实行呼之欲出。在各地官府的参与或认可之下，民国电影检查制度开始进入其创立时期。
二、民国电影检查制度之初创
从严格意义上说，电影检查是对电影完成片或电影剧本进行检查，然后决定其通过或不通过。但是，在这样的电影检查制度建立之前，中国已经有了对电影院的管制条令，此或可视为电影检查制度的雏形或变形。
还在清末，1906年11月，因“京师戏园向不准演夜戏，刻有西人在三庆园演电光跳舞各戏，因而各戏园拟禀请总厅援照开演夜戏”。警厅“对于此事并非骤然批驳，唯令各园均俟电灯全点之后，方可开办，以免往来马车时有冲撞拥挤之虞，致碍路政”。而民政部“以三庆园每晚开演电戏，前往游观者人数甚多，难免有滋生事端之患，故拟饬令停演，以期地方安靖”。次年，御史俾寿上奏，认为“近日各戏园夜间添演电影，男女均准入座，而电影又非将灯光全行收暗不能开演，流弊尤不可问”，而且“前者三庆园因电机爆响，男女逃避，倾跌奔扑，甚不雅观”，请饬令禁卖女座。警厅认为，影院男女分座于楼上楼下，各有出入途径，凡有伤风化影片一律禁演，且有巡警往来值勤，不可骤然禁止。此后，给事中王金溶再度上奏，要求对“外城戏园开演夜戏，着民政部即行禁止”。但外城警厅仍认为，“外城戏园所演电戏，本厅有规则以取缔之，有警员以监临之，有时间以限制之，尚无妨碍之处”。
第5节
上述要求禁映电影的最终结果如何并无定论，从现有史料看，实际禁映的可能性不大。由此可知，放映电影在“京畿重地”之北京有过争议，而要求禁映者的重点在于男女观众混杂于夜场，“甚不雅观”。这是对电影观众的限制，而不是对电影本身的限制，因此还不能称之为电影检查。但警厅称对电影“有规则以取缔之”，可见当时已有了某种对影片标准的要求，不过因为该条报道未予明言，我们尚不知这种要求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还是在1906年，先后有希腊、奥地利、意大利、俄罗斯的商人，申请到吉林省放映电影，而吉林地方当局概复以“碍难照准”，理由是“吉林省城既非通商口埠，未便准外人演戏”，且“与地方情形有所窒碍，未便转饬准演”。1909年7月5日，浙江省垣警察局总办，因屡有人禀开影戏，便以“电影有涉危险，未便轻视”，出示禁止上演，规定“后有禀请开演电影，俟本总局订有专章，再行照准”。1911年6月，在中国最早放映电影的上海，上海城自治公所公布了有关放映电影的条例，规定“开设电光影戏场，需报领执照”；“男女必须分座”；“不得有淫亵之影片”；“停场时刻，至迟以夜间十二点钟为限”；如有违犯，“经查察属实者，将执照吊销，分别惩罚”等。上述各条，除“淫亵”一项关乎电影内容外，其余各条文均为关于电影院的管理规定，而当时电影的内容以自然风光与风土人情为主，此类禁令的实际意义尚未凸显。
自中国开始放映电影到清朝覆亡的10余年间，我们所见较为接近于本来意义之电影检查的有过一次报道。1910年底，“美国有一宗形容决斗之电影，美人因其易于诱发青年勇于私斗之恶习，悬为厉禁，不许奏演。迩来此项电影在上海各租界开演。近闻民政部已派人暗地调查，如果有二人决斗及各等坏人心术之电影，查有实据后，即禁其至内地开演，以维风化”。因为资料原因，此事的结局我们亦不得而知。因此，终清之世，电影放映虽然已经在大城市里开始流行，但严格意义上的电影检查尚未出现。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至20年代初，中国建立电影检查制度的条件逐渐趋于成熟。首先是电影放映市场的扩大，据统计，20年代中期，国内电影院总数已达到140余家（此数字不包括台湾、香港与澳门的电影院），其中上海、北京、哈尔滨、汉口、天津等大城市的影院数已超过10家。电影院的上映片目也日渐增多
20年代中期，估计上海市场全年放映片目可能超过300部，达到平均一日一部新片的水平。，除了进口影片外，20年代中期，中国“电影事业大盛，风起云涌，一日千里，影片公司竟设至数十处之多”，1926年国产故事片出品数量首次超过了100部，出现了民国时期的第一个高峰。这样大的放映数量，使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