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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极体系下中国的选择
如果说上述分析是正确的；单极体系就是崛起国家面临的危险系数最高的国际体系。在这样一个体系下；崛起国家如何处理自己的对外关系才能够实现和平发展呢？
第一，崛起国家需要清楚地认识到自己面临的处境是非常复杂的；自己面临的挑战是异常艰巨的。需要在这样一个认识的基础上制定政策。第二，崛起国家需要审慎处理自己与“极”国家之间的关系。它需要认识到这是一组非常难以处理、但又必须处理好的关系。除非国家核心利益受到直接和现实的威胁；否则必须做最大的努力避免与“极”国家对抗；从而给自身发展赢得必要的时间。第三；崛起国家需要做出极大努力让其他国家对其崛起放心。它有必要认识到；自己崛起本身必然导致国际上力量对比的变化；导致国际形势出现新的不确定性；从而引发他国对自己崛起意图的担心和猜忌；也给敌对势力创造了新的挑拨和煽动对其不满情绪的空间。尽管完全消除这种担心和猜忌是无法实现的；但是通过自身努力最大限度地减少这种担心和猜忌还是可以而且必须做到的。只有这样做；崛起国家才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敌对势力在国际上制造对抗和冲突；减少实现和平崛起道路上的障碍。第四；崛起国家需要根据自己的能力和需要；战略性地选择在哪些国际问题上有所为和在哪些问题上有所不为。在处理国际问题时；既不能无所事事；也不能不自量力；而应坚持理性、顺势、选择和节制的原则；在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和反应的前提下；适当地有所作为。第五；崛起国家需要不断努力改进和完善自己。一个国家是否能够崛起；国际社会对它的崛起是否能够接受；最终取决于这个国家自己是否能够建立一套合理有效的、充满活力的和对内对外具有强大吸引力的制度。最后；从长远的角度看；一个国家是否能够最终实现崛起；还需要提出一套既符合自身利益和愿望；又反映国际社会利益和需求的价值主张和道义追求。这是崛起国家自身改革的需要；也是让外部世界对它崛起放心的需要。
机遇与挑战：单极世界与中国的和平发展（8）
作为面对单极体系的崛起大国；中国欲实现和平崛起也需要这样做。第一，中国需要对自己所处的国际体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明了这不是一个两极、多极或自己希望的其他的国际体系；而是一个单极体系。在所有的国际体系中；这样一个国际体系对中国这样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是最为不利的。在这样一个体系下；中国欲实现和平崛起；必须采取一个谨慎适度的外交战略；不仅需要处理好和美国的关系；而且需要处理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不仅要在国际上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而且要避免由于承担上述责任和义务引起国际上特别是美国对中国意图的误解和敌对。
第二，中国需要审慎处理好与“极”国家——美国的关系。需要认识到这是一组非常难以处理、但又必须处理好的关系。需要充分了解中美两国国内政治对两国关系的冲击和影响；并采取有效措施来减少这种冲击和影响。为了实现和平发展的目标；除非国家核心利益受到直接和现实的威胁；中国需要做出最大的努力避免与美国对抗；即使这意味着中国不得不在一些重要问题上进行妥协；包括在国际事务中有所作为的限度。
第三；中国需要积极推动和加强与世界各国之间的关系；特别需要注意积极推动和主要大国之间的关系；求同存异；扩大共识；加强合作；减少分歧；积极加强和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相互尊重；互谅互让；共同发展；实现睦邻、安邻、富邻的目标。
第四；中国需要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充分利用现有的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通过国际合作；一方面；和其他国家一道共同解决国际社会面临的各种问题；特别是影响到中国和平发展的那些问题；如国际与地区冲突、国际贸易保护主义、能源短缺与价格波动、环境恶化、恐怖主义、国际犯罪等等。另一方面；通过参与国际合作；在国际上树立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减少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担心和忧虑；促使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发展形成良好预期。
第五；在反对国际干涉内政做法的同时；在维护国家稳定的前提下；中国需要加快自身的改革和建设；无论是在经济领域；如完善市场机制、保护知识产权、提高科技水平；还是在政治领域；如加强法制、改善*状况；都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有所作为。一个高效、合理和进步的政治经济体制是中国和平崛起的根本保障。
第六；中国需要在维持经济增长的同时；适当增加军费；加强国防能力；一方面威慑分裂势力；维护国家统一；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另一方面；在国际形势恶化的情况下；确保国家安全。
第七；中国需要审慎处理好台湾和朝核这两个热点问题。这两个问题事关重大；且异常棘手；处理好了；将会为中国赢得和平发展的时间和机遇；处理不好；将会延缓甚至终止中国和平发展的进程。
最后；从长远的角度看；中国应当认真地思考它到底需要建构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这样一个世界应当是一个既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和愿望；也能够让世界接受和向往的愿景。这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与国际社会和谐相处、共同繁荣的需要。可以说；中国提出这样一个理想世界之时；就是中国实现和平崛起之日。
贾庆国，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本文选自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大国策》丛书。
中国现代国家的构建、成长与目前情势（1）
中国现代国家的构建、成长与目前情势
贺东航
2004年底，法兰西斯？福山在完成《历史的终结》和《信任》两部巨著7年后，再次为学界带来了震撼，其宏作《国家构建》（State…Building）一书展示了一个全新的政治学研究视野。福山的转向值得注意，他认为“历史之终结”并不是一个自动自发的过程，必须以治理健全的政治实体（国家构建）为先决条件。书中的一些观点印证了我近十年来在东南沿海J市所观察到的结论，让我重新认识到中国国家转型进程中复杂的社会与政治层面，给我以深刻启发。本文拟从东南沿海一个地方的案例，考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行政科层制发展和社会生长的历程，用“国家构建”这一理论来弥补国家与社会、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现代官僚制与新公共管理知识体系中可能存在的疏漏，并从*？韦伯、迈克尔？曼和法兰西斯？福山三位大师的著作中汲取广袤的知识资源，以因应中国现代国家构建中面临的挑战。
现代行政科层体制与现代国家构建：政府力量的成长
现代国家或者说民族—国家是衡量现代性的最重要维度，也是迄今为止人类创造的最有效的政治组织单位，其构建是一个公共权力不断寻求国家与社会、市场关系合理化的持续性历史进程。这种持续性不仅体现在单个民族国家发展的过程中，而且体现在诸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共时性和历时性上，可以这样认为，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之一就是现代国家的兴起。就现代国家构建的历史经验来看，其基本构件有5个要素：（1）核心的能动者；（2）现代行政科层制的建立；（3）可持续的财政；（4）社会生长（市民社会）；（5）宪政。限于篇幅，本文将就第二、第四两个构件与现代国家构建的关系作考察。
全球视野中的法治与政治在现代国家构建中，完备的现代行政科层制建立是最重要和基础的构件之一。韦伯曾指出：官员制度的科层化（或官僚化）是国家现代化“明确无误的尺度”，“纯粹的科层体制的行政管理……一旦实施充分的科层制，就属于最难摧毁的社会实体”。它不仅是社会分工深化在政治领域中产生的结果，而且充分体现了国家构建的合理化。这种行政科层制度的一些基本特点：第一，各部门有依据规则、法律或行政章程而确定的权限；第二，官职层级制与审级制有一套明确制定的上下关系，上下级必须遵循法律秩序的一般原则及由其设置的行政程序；第三，职务运作以原本草案形式保留下来的文书档案为基础，以幕僚与各种书记所组成的部门为平台；第四，职务活动以专业训练为前提；第五，科层制支配制度具有严格的可操作性、稳定性和可预期性。概括而言，其特征为层级制、连续性、非人格性、专业化。
改革开放以来，韦伯意义上的现代行政科层制在中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为了避免从宏观理论的演绎上或泛道德化的解说，下面我以东南沿海的J市作为具体地展现这一成就的“现实样本”。
J在传统时期曾处于国家的控制边缘，海洋型商工文化和民间社会较为活跃。改革开放之后，J曾以其独特的农村工业化方式被中国社会广为重视。它之所以可以成为研究韦伯式现代行政体制成就的一个典型意义的样本，是因为在近30年的发展中，J完成了由农业县到工业县再到中等城市的过程，相当契合现代化是科层制成长的“供应器”这一生长逻辑。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多次到J作实地调查，收集丰富的文献资料，观察这一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政府职能与社会生长的互动，试图揭示现代国家在地方的构建与成长历程。
中国现代国家的构建、成长与目前情势（2）
揆诸J在建国以来的政权发展史，可以看到，统制主义时期J县的行政体制表现为官僚制的不稳定和政权结构的“一元化”。由于J县地处前线，政府的组织和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受军事建制的影响，在“*”期间，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又把各种管理职能统一起来，取消了原来分工较明确的部门，破坏了政府科层制的建构，而武斗的地方化曾一度导致国家对暴力不能有效的垄断，加上计划时代的J县经济结构单一、社会事务简单，因此，依靠社会分工和市场经济“供给”建立起来的现代官僚科层制在当时尚未成形。
1976年“*”结束后，J县原有的机构被陆续恢复，并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增加了一些新的机构。1978~1983年，县政府、县人大、县政协、县法院、县检察院、县纪律检查委员会陆续建立，分别承担了国家政权运行的不同功能。党政“五套班子”的重建则体现了权力体系内部的分工，构成了地方国家运行的基本框架。而县以下的政治组织也开始改革和增加，原来被统一在一起的政治、经济功能被分开。作为国家政权体系中居于基础和末梢地位的乡镇政权，陆续建立了乡镇党委、人民政府、工商联、人大主席团，在制度形式上实现了党政分工，各种职能部门先后落户乡镇，与乡镇所属机构共同构成了国家控制社会的网络。
值得注意的是，县政府的行政科层组织也在生长和完善，从J市近30年的政府部门设置的沿革来看，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政府系统的权力和地位相较于统制主义时期的状况，有了很大程度的提升；二是职能部门的数量在总体上呈增加趋势，这反映了政府内部分工的深化和政府对社会经济管理深度和广度的增强；三是社会管理部门和宏观经济管理部门的不断加强，这反映了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方式的逐渐改变，这些特征在J市的第二次创业时期表现尤为明显。
1992年后，J开始撤县建市，由工业化向城市化转变，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其社会经济结构日趋复杂，J市开始面对一系列新的问题：市场秩序混乱、假冒伪劣产品泛滥、交通与道路网络不足、城市排放系统不全、工业与环境事故频发、劳资关系紧张、犯罪率上升等等，使政府的业务量陡然增加。在此背景下，J市地方政府逐渐从幕后走向前台，活跃于经济社会事务各个领域，动员资源去实现国家的、社会的及它自身的目标，在这一过程中，现代行政科层体制也随现代化进程加快而不断完备。
在二次创业时期，随着J市经济发展与社会事务增多，政府作为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变革，增加了相应的职能部门。新增的部门涉及能源通讯、环境保护、劳动监察、金融管理等，还有因J市经济迅猛发展而进驻J市的部门，如海关、检疫局、民航、机场等，表明了聚集在J市区域内的政府力量迅速增长。
在增加的政府机构中，与社会经济有密切关联的有生产力促进中心、市政府采购中心、土地档案室、城监大队规划中队、企业调查联络站、建筑工程招投标中心、流动人口办、土地储备中心、博士后科研管理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