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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投降后，丁玲同志来到晋察冀，我也只在一位朋友那里遇到过她。直到解放以后，我才与她有些接触。她的作品，我以前断断续续地读过一些，但那时年轻，理解得很粗浅。因此，虽然丁玲同志一向热情地鼓励我，但我却对她缺乏真正深刻的理解，加上年轻，脑子简单，这样，我也参加过作家协会批判她的###，也做过错误的发言。现在回想起来十分抱歉。但是，1957年把她打成“右派”，我在内心中是有怀疑的。因为1955年她已经作为“反党分子”被打倒了，1957年的大鸣大放，她根本没有参加，没有任何言论，这时的批判，只是把老问题又拿出来升了一下级而已。我记得，那时丁玲同志一开始就有不祥的预感，她曾在会上说，我怕把我打成“右派”。结果还真的把她打成了“右派”。以后这颗怀疑的种子在我心里越长越大，老是困扰着我，我曾私下多次问其他同志：“你认为丁玲是反党吗？她什么地方反党呢？”经二十多年，这桩冤案才算结束了，丁玲同志又站到我们面前来了。当我听到她所受的种种磨难，真是万分痛心，肝胆俱裂！但也正是在这样严酷、这样漫长的考验中，使我重新认识了丁玲同志。老实说，如果思想不很坚强，像这样严重的磨难、是会令人怨愤的，是会令人心灰意冷的，是会令人悲观失望甚至信心动摇的，然而，我们的丁玲同志，不单对党毫无怨恨之心，而是更加坚定了对党的信念，在政治上更加成熟了也更加热情奋发了。当她回到党的队伍时，她曾经在文章中热情地喊道：“党啊，母亲，我回来了！”我在第四次文代会上听到她的第一句话，也是“我感谢党！”我可以说，丁玲同志对党的耿耿忠心，她的共产党人的胸怀和风范，强烈地感动了我。从她的言论行动使我进一步认识到：丁玲同志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一个从三十年代以来的血泪与风雨中走过来的真正的无产阶级作家！从丁玲复出到她逝世的几年间，不论在国内或国外，她的全部言行都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这正是丁玲的伟大之处。他决不会像某些人，把永远难以平复的怨恨带入作品中，讽刺，挖苦，谩骂，不仅使自己失去正确的立场，而且影响读者准确地，全面地理解我们人民共和国的现实。
丁玲作为共产党员作家的另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她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笑枫同志经过实地调查，生动地再现出丁玲在北大荒的生话情景，充分体现了她的高尚品质。丁玲同志毕竟是老干部、老党员，她既有深入群众的决心，也有接近群众的本事。她不管头上戴着什么帽子，一到北大荒就立即以党员的姿态出现。介绍信没有写要她参加劳动，她硬是要参加劳动；领导要她去条件好些的地方，她硬是要到条件最差的地方去披荆斩棘；她关心青年的健康成长，经常与不安心北大荒生活的青年促膝恳谈；她关心群众的疾苦，帮女工办起了托几所；……在漫长的时日里，丁玲与北大荒人血肉般地连在一起了。丁玲复出时，正是当年丁玲亲自教他们认字的“文盲”们给她寄来了第一封祝贺的电报；丁玲逝世时身上盖的那面红旗，也是北大荒的群众敬献的。
丁玲逝世后，她的生平简介中说：“在新文学的几个转折时期她的创作都体现了党所倡导的文学发展的方向。”我还想说，丁玲的党性，她对党、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她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我们共产党员作家的典范！
人间的风雪呵，风雪的人间！正是在北大荒无边的风雪中，我望见了一个不朽的共产党员作家的崇高形象！
于北京
。。
题记
我坐上北上的列车，去北大荒探访丁玲生前在这里生活、劳动的事迹。我沉思地紧靠在急速奔驰的列车车窗前，从车窗窗口向外望去，在一望无边的辽阔黑土大地上，我仿佛看到印着一条很深很深的脚印，这条脚印，从严寒的风雪荒原，一直通向北大荒人温暖的心间，在身处逆境的艰难坎坷岁月之中，这位曾是勇于呼唤新的觉醒与追求的中国文坛上左翼文学的战将，以一个共产党人的坚贞信念和非凡的毅力，和北大荒人同欢乐，共艰苦，扎根风雪荒原12年，从人民中赢得了理解、信赖和敬仰。从桑干河到北大荒，从深深地印在北国边陲这片辽阔的黑土大地上的脚印，我仿佛听到一个革命作家坚贞不渝地走在人民中间的坚实的脚步声……
动身去北大荒前，我在陈明家待了整整两天。陈###情沉重地回顾着往事时，我感受到：他的那颗失去亲人的心，仍在微微地抖动。从他的回忆中，我得知了丁玲去北大荒之前的一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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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寒的日子，已经降临（1）
1955年，“丁陈反党集团黑头目”的帽子，扣在丁玲的头上。1957年，她没讲一句话又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丈夫陈明首当其冲，被发配到北大荒。羁留在北京多福巷的丁玲迫切想飞到寒冷的北大荒去，她说：不要留恋这死寂的庭院，到暴风雨中去……我是人，是一个尊严的人，我怎么能披着一张癞蛤蟆的皮，日夜聒聒地叫，说着不是自己心里的话？
全国解放后，丁玲本来决定留在东北从事写作，她感到解放战争已经胜利，要写的东西太多了。但革命工作需要她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决定：来到北京，致力于新中国的文艺领导工作和编辑工作。1950年到1954年期间，她历任###文艺处长，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中国作协副主席和《文艺报》、《人民文学》的主编。1955年一阵政治上的狂风暴雨突然降临到她的头上。年底，她被无端地打成“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黑头目之一。
“这年年底，哪一天我记不清了。”陈明回忆说：“我接到通知，去听传达中央文件。会议开了三天，谈的都是丁玲的问题。文件列举丁玲的头一个大问题，就是曾经自首变节，这是指被特务秘密逮捕，关押在南京的那一段历史；第二个大问题，列举了全国解放她到北京工作后的四大罪状，我一听，全都不是事实。”
陈明感到迷茫：在前些时侯的一些会议上，有人提出了“丁陈反党集团”的问题。这些会，丁玲参加了，她是知道的。她光明磊落，相信党会澄清事实，从未想到会被无端地给戴上这顶大帽子。她一点也不知道，完全被蒙在鼓里。
陈明感到迷茫：对人的处理，尤其要慎重，这是党历来的传统，也是党的组织原则。现在，他听了三天的传达、讨论、批判，有中央的红头文件，而且是结论性的文件，大会之后，就要向全国传达，这是一个关系到一个在国内外享有盛名的作家、一个共产党员命运的大事，而她本人竟一无所知。组织上既未找她谈过话，更设有让她在“结论”上签字，她的“帽子”就这样被戴上了；她的命运，就这样被决定了……1955年冬，在北京多福巷16号幽静的小院里，丁玲安静地伏在书桌上，聚精会神地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续篇《在严寒的日子里》。她看到陈明听传达回来，很不在意地问：“会开完了？”
陈明强作欢笑，若无其事地说：“还没有完，要传达、讨论三天。”
开会，听传达，这是生活的一部分，他们两人在两个不同部门工作，谁开什么会，谁也不问谁，这已成为习惯了。吃晚饭时，丁玲还兴致勃勃地谈起《在严寒的日子里》的人物构思……
陈明的心头一酸，可又不敢向她说明：严寒的日子，已经落在了她的生命之中。
最后一天的会实际就是一场对丁玲的大批判会。会前先指定发言人按照定下的调子“批判”。发言批判丁玲的人，也感到茫然。天津作协接到通知，派几个人去北京参加批判。“丁、陈反党集团”的会议，要确定在大会上的发言人，当时大家都很紧张，你推我推，有人就推孙犁。孙犁想：这太意外了，什么都不明白。他以身体有病为由，坚决辞谢。当时###一位负责人在场，帮了孙犁一把，说：“他身体不好，就算了吧！”孙犁压在心上的一头石头落地了。这位负责同志为他排忧解难的这句话，他一直铭刻难忘。
会后，陈明回到家里，丁玲书房的台灯亮着，她连陈明推门走进屋来，似乎都没有觉察，还在埋头写她的《在严寒的日子》。此刻，陈明的眼眶湿润了，他再也不忍心瞒着她，但他还是不敢如实地把这三天批判丁、陈的会议情况和盘托出地告诉她。她在生命的历程中，所受的折磨太多了，他怕她承受不了这意外的打击，而且是来自革命阵营内部的无情的打击。
他轻轻地走到她的书桌前。丁玲抬起了头，向他微微一笑。陈明顿时感到：经受过那么多折磨的她还是那么单纯，那么天真。此时此刻，他感到一种沉重的责任，不能让她那颗纯真的童心，再蒙在鼓里了。
“老丁！”
丁玲“嗯”了一声。
“你的小说，暂时，是不是停一下，不要写了？”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严寒的日子，已经降临（2）
“为什么？”
陈明婉转地说：“我听说中央有一个什么文件，谈到丁、陈反党集团的问题。”
丁玲爽朗地回答说：“我已经向党作了详细的说明，根本不可能有这回事嘛！”
陈明劝她：“你是不是给###党委会打个电话问问，是不是有这么个文件？如果真有，请他们送来给你看看。”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给丁玲送来了文件。丁玲据实向党中央提出申诉，中央接受了丁玲的申诉，批示由###对丁玲的问题进行复查。张际春同志担任复查组组长。复查组收集的证言材料达80多万字，经过分析核实得出结论：什么“独立王国”，什么“反对党的决议”，什么“一本书主义”，都不是事实。
1956年夏天，作协党组召开了扩大会改，由党组书记邵荃麟主持。他说，“丁、陈反党集团不能成立，这个会，讨论一下，丁、陈的错误在哪里？今天开的是一个团结的会。”
这个会，也开了三天。丁玲本来不想在会上讲什么，事情澄清就可以了。但参加会的很多同志，都一再要她谈谈，她就即席提出了一个问题：“这样大的事，为什么在我本人都不知道的情况下，中央就把结论批了下来？”
周扬同志在会上作了明确表态：我们汇报的情况不准确，我和有关同志负有责任。
作协党组已在研究，要摘掉丁玲的“帽子”，决定再召开一次大会，给莫须有的“丁、陈反党集团”平反。
这时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像龙卷风一样，在全国铺天盖地掀起满天的飞沙走石，许多许多的人，还没有来得及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被一阵旋风卷起来，摔倒在地。在作协党组再次召开的原打算为丁玲公开平反的大会上，权威发言人突然宣布：丁玲不仅是“丁、陈反党集团”的头目，而且在历史上还有三次叛变，其一是在南京“自首变节”，其二是在延安写《三八节有感》；其三是进城后搞“独立王国”。另外还宣布，下次批判大会将在文联大楼礼堂召开。
第二天，作协党组书记找丁玲谈话。陈明看到：回到家里的丁玲，那双又圆又亮的眼睛，红肿了。
在“大鸣大放”中，丁玲没讲过一句话便戴上了右派帽子。有些为复查“丁、陈反党集团”调查取证的同志，也受到株连，划成右派，当时《文艺报》的总编室主任唐因就是其中之一。唐因全家被发配到黑龙江。“文革”中，他的老伴在自己房里上吊自杀了；唐因平反后，带着唯一的女儿回到北京，老伴却永远留在了黑龙江。
陈明更难免要遭劫难。当时他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编剧。丁玲被揪出来后，他便首当其冲地成了右派。处理右派，有所谓“六类七种”的政策。“罪行”最严重者属一类，处理有二种：一种开除公职，劳动教养，一种保留公职，劳动教养；二类者，监督劳动，撤销一切职务，每月发28元生活费；三类者，降职降薪，留用察看；四类、五类者，降职降薪。按这五类处理的右派，一般都将被送下去劳动改造，但若年过半百，可以留在机关劳动。一些得此“照顾”的右派，留在机关当杂工，做些打扫厕所之类的活，遭人白眼，备受凌辱，心里还后悔没一起下去。都是右派在一起，日子还好过一点。受六类处理者，须是“头面人物”不论其“罪行”大小，工资和职务只降一级，并可不送去劳动。当然，不论受哪一类处理，是党员则开除党籍，是团员则开除团籍。陈明被划定为二类右派，每月发28元生活费。他已经接到通知：春节过后，就要同中央和国务院直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