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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误读中国-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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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获胜与两岸关系(3)
历史上的第三次国共合作是否能够如愿举行,台湾是否认为自己会被矮化?“一中各表”,谁代表中国,显然各有打算。另外,所谓维持目前的台湾海峡现状,各方界定依旧存在根本分歧。美国模糊政策的战略意义早已十分明显:反对统一,维持分裂。这是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最有效的一张地缘政治的王牌。日本、欧盟和澳大利亚也紧随其后。只有俄罗斯坚决站在中国政府一边,用实际行动丰富和实践由叶利钦时期开创的中俄面向21 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力图重新诠释21 世纪的新型的国际政治秩序,反对美国一家独大,主张建立多边机制,尊重联合国权威。对此,连欧盟国家都表示赞同。
  改革开放30 年了,如果加上从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到现在,中国政府一直为了民族复兴的战略机遇,委曲求全,韬光养晦。这笔账究竟怎么算?中美之间非敌非友的又斗争又合作的成熟而矛盾的战略关系如何维持?这都是新时期考验中国人智慧的重大政治课题。
  也许全球化时代,我们应当摒弃冷战思维,摒弃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求同存异,和谐共建。但是,双方政治制度的不同,追求的国家利益不同,以及中国近些年的迅速崛起都构成了美国从战略上加强对中国防范的理由和目的。
  当然,进入21 世纪想跟美国“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新保守派算账,并且冲在最前沿的不是中国,而是13 亿穆斯林兄弟姐妹。
  台湾问题成为中美之间较量与试探的平台。不过,换一个角度,美国横在台湾海峡的粗暴态度以及它的两次海湾战争反倒提醒了中国政府,我们要质量建军、高科技建军,积极做好军事科研和军事斗争的准备。*总书记在2008 年3月22 日“台湾大选”前夕,以庆祝中国军事科学院建院50 周年为契机,再次公开表态,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和平发展必须要有强大的国防为后盾。没有强大的国防,我们的和平是低质量的和平,也是没有脊梁的和平。
  让我们记住老人家毛泽东的一句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话用于当时的国内*是一场灾难和浩劫,但是,在国际舞台上,我们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在对印和对越的两场边境自卫反击战中展现了风采,振奋了民心和国威。
  还要记住曹植的千古名句:手足相残,相煎何急。团结就是力量。只要团结起来,伟大的中华民族将无坚不摧。
  陈冯富珍进入世界卫生组织当高官是祖国大陆力挺争取来的。她的英文名字叫玛格丽特。我以前知道的另一个玛格丽特名人就是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那天采访她是因为她的下属把我误当做央视二套中文的《对话》栏目了。陈冯富珍将错就错,因为她本人更喜欢上英语节目,这样省去了讲普通话的痛苦,况且人家还特喜欢我的节目。
   。。

中国正在经历的第四次思想解放(1)
从《物权法》看私有财产的明媒正娶
  《物权法》的高票通过是历史性的革命,也是革命性的历史。它以法律的形式保护了一向受到批判和歧视的私有财产和私营经济的市场主体地位。它是对*十四大确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地位的进一步完善。它是WTO 规定的国民待遇(national treatment )对国内民营经济的法律体现和保护。这是中国渐进式改革在体制上的质的飞跃。当非公经济已经占据国民经济总产值的2/3 时,法律必须平等保护所有市场经济的主体地位。
  但是,这一次思想解放的深度已不再像当年从封闭的小农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这一次思想解放是行政主导下的强行的跳跃式的进步,而非经过媒体和公众舆论的充分辩论最后集中立法讨论,并以彻底的*和自由的表决方式获得通过。它能否为今后更大意义的社会变革和清算埋下社会公正方面的隐患,殊难逆料。比如对所谓私营企业原罪的保护,也就是承认了没有被法律及时追究的非法所得(如侵吞公共财产、逃税、漏税、虚开增值税、组织卖淫、聚众赌博、打砸抢、走私贩毒等各种名目的巧取豪夺和洗钱所得)都将受到法律的保护。这样的保护是否成为必要的邪恶(But one bad example cannot justify the other )?英美两个现代*意义上的政府以其如此完备的法律和道义体系,也没有深究当年血腥和罪恶的奴隶贸易。但是,今天的黑人参政议政并没有完全摆脱当年祖辈被贩卖到美洲大陆的卑贱身份所带来的阴影。文明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是否都要经过血腥圈地、野蛮积累、弱肉强食的阶段?难怪黑格尔也浩叹:“相信人性恶比相信人性善可能更有助于历史的进步。”
  令人玩味的是,中国的前三次思想解放只有第一次经历了自上而下的有引导的大讨论,而它的背景是为*复出通过舆论作思想准备。其他三次的情况皆为“只做不说”的强人主导的对历史的超越。这是由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决策过程中重视技术官僚的精英权力和设计,以牺牲大*、社会公正和舆论监督为代价所取得的。这种党内的*集中制的决策特点恰好迎合了民意致富心切的社会趋势,又由于没有一个政治上高度自觉的中产阶级的制约,所以只能说明中国的对外开放和商业阶层出于功利图个实惠而已。但是,社会分配的两极分化将为社会稳定带来巨大隐患。
  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认为在告别了短缺经济后,应该提出“*”的理论,尝试扩大执政党的社会基础。政府聪明地控制住舆论,没有引发和引导社会进行讨论和猜测。它的思想解放的光环更多被西方媒体所注意,并酸不溜丢地把它与欧洲的社会*党党纲相提并论。当然,从外部来看,全球化时代资本对中国社会都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也起了决定性作用。
  一部法律一般情况下在全国人大经过三读就会通过,但是《物权法》经过12 年的酝酿和“八读”才最后“强行”通过,其社会阻力如此之大,可见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转轨是非之多。它的通过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四次思想解放的开始,而不是结束。
  为此,*总书记还专门就《物权法》组织政治局全体成员进行了一次认真的普法学习。新的领导集体善于学习的精神令人刮目,一如*同志刚刚就任总书记就赴西柏坡参观开国元勋们的红色历史遗迹,加强历史的记忆。对新法的学习和领会,在一定意义上不亚于共产党当年开门进城执掌新生政权时一个年轻的革命党对全国人民政治协商的虔诚和期待。其实,中国社会还没有学会如何适应民意和民声的多样化,年幼无知、血气方刚的中国知识分子学会了沉默。不过,成长的烦恼始终伴随着转型的阵痛,从革命党到执政党,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执政基础和执政能力都在发生巨大变化,本届领导人亲民形象的树立应被视为是经济推动政治的进步。人民开始逐渐习惯新一代领导集体温和的良政,相信应该不会再有庐山会议那样的党内残酷的*的干扰。

中国正在经历的第四次思想解放(2)
红色记忆与思想解放又岂在对*革命的追忆和缅怀?“*”结束后我们迎来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耐人寻味。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是*同志在1978 年12 月13 日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的指导性意见,事实上,这个讲话精神为很快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定了基调。《光明日报》刊登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在思想和舆论方面作了权威的解释和铺垫。
  接下来,农村实行了包产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人民公社解体,小岗村的“揭竿而起”让亿万农民尝试了新时期没有土豪劣绅的“土地改革”。很快,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温州现象呈星火燎原之势,个体经济迅速由广东福建的珠三角和江浙一带的长三角开始“北伐”和“西征”。国家宏观经济结构的优先发展顺序和思路是农、轻、重。全国迅速恢复高考制度,中组部大量*冤假错案。中国诗坛大爆炸,《诗刊》上署名舒婷和北岛的象征主义的作品表达了“*”刚刚过去后,知识界良知的苏醒。上海人宗福先的话剧《于无声处》及《十月》、《收获》、《人民文学》和《小说月刊》上发表的“伤痕文学”反思了知青现象,流露了寻根意识。电影《天云山传奇》、《牧马人》和《芙蓉镇》等一批优秀作品体现了从文学到影视、从自发到自觉的《人物性格二重组和原理》刘在复式的审美定律。李谷一的一曲《乡恋》震惊歌坛。喇叭裤、蛤蟆镜、披肩发和迪斯科,这些都在稗官野史难登大雅之堂的电视剧《血色浪漫》里得到充分再现。与此同时,西方大量政治、经济、哲学、文学等社会科学名著充斥城市的大小书店。《中国青年报》组织的潘晓“人生观大讨论”,和美国电影《冰峰抢险队》对西方价值观的再认识,都成为第一次思想解放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令人时至今日仍然回味无穷。
  第二次思想解放发生在“*风波”后,中国共产党顶住压力,坚持深化改革。*在接见李政道博士时向西方放话:“我们的改革开放不是要停,而是一如既往地深化下去,不会动摇。”1992 年,*在南方讲话中用“三个有利于”的历史唯物主义标准平息了关于特区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提出“反右”但更要防“左”的警示,恢复了实事求是的大无畏的政治和思想勇气。他不愧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设计师和领路人。这是第二次思想解放。很快,以上海的“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为龙头的长三角的经济腾飞带动了国民经济又一轮大的发展。*思想其实很朴素:“发展是硬道理。”
  每一次思想解放都有明确的针对性,针对反历史而动的思潮。第三次思想解放始于1994 年一篇被称为“左派”纲领性宣言的“万言书”,即名为《影响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的文章。这篇近似于“左派”的檄文一时间在社会上流传甚广。文章从所有制结构的历史变革、私有经济比重的大幅跃升、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私营业主作为阶级重新登上历史舞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党组织的弱化和与工农关系的变化、党员干部的腐化堕落等方面论证中国现代化的陷阱,历数现代化的种种弊端,并据此试图否定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因此,第三次思想解放肩负的使命更加艰巨,它面临如何回答“新左派”在意识形态上提出的挑战。反对《物权法》的人其实带有当年“新左派”的明显特征。。 最好的txt下载网

中国正在经历的第四次思想解放(3)
在另一条战线上,当年清华大学研究国情的胡鞍钢教授质疑经济特区的超国民待遇,建议减少由税收政策引起的地区差异,在今天看来是对的,不然今年人大也不会顺利通过《企业所得税法》。当时部分学者质疑特区税收政策的“特”还有一个政策背景,就是1994 年实行中央地方分税制和新税制,这直接影响特区的优惠政策,特区是否应该采取与全国统一的税率和税负就成为争论的焦点。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来看,当时两税并轨的时机尚未成熟,“两免三减”依然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优惠手段之一。加入WTO 五年后,新的领导集体提倡社会公正,承诺履行世界贸易组织规定的义务,这才有了对胡教授的无声的“翻案”。知识阶层的超前毕竟要让位于政治家对时局的研判。
  中国的每一次思想解放并未伴随着巨大的政治变革,它不是急风暴雨式的革命,不是从理论到实践对传统路线的激进的否定,即便“*”的结束也没有产生像苏共二十大那样的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彻底清算,而是依据《党内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辩证地分析伟人历史的局限,用集体智慧来重新诠释毛泽东思想的当代含义,反复强调对国情的尊重。
  我对赫鲁晓夫的孙女尼娜·赫鲁晓夫进行过采访。她说俄罗斯不是改良式的国家,它从古到今充满了暴力和革命式的狂飙运动。中国的社会转型则是渐进的、改良的、有计划的思路,本着先试验后推广、循序渐进的路径阶梯状地由沿海向内地纵深发展。
  中国没有像俄罗斯那样在苏共垮台后立刻进行私有化的“休克疗法”,短时期内,卢布贬值一泻千里,生活水平一落千丈,社会动荡一触即发。叶利钦、科济列夫时期的俄外交对美一边倒,结果战略空间因北约东扩一再被挤压,独联体也名存实亡。中国的外交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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