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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便连着同她出去过几次，家里人全不知晓。一天，又随她到一处，恰巧有本地官员在座，睹我惊讶，道：“这不是周家巷里的那个姑娘么？”我听着暗笑，心里说：“怎么不是。”
渐渐外边的人们，有些说闲话的了。家里也已知道，我祖母很难过了些时，还是我母亲竭力的劝解，说：“家里的境况，这几年很是困难，叫彩云出去赚几个钱回来，多少总能有些补助。过一二年再给她物色一个才貌兼全的夫婿，好好的嫁了，也没有什么不对。”
祖母想了想：家里也实在是没有办法，只好答应。
我是只作清倌，应酬条子。苏州那时候也没有“花捐”。妓女在家里不招待客，多半都在花船上，或径到客的宅里。
到了五月里，因有个吴三大人，脾气太倨傲，一日招我侑酒，嫌我对他太不客气了，大闹一顿，摔毁许多器物，把我吓坏了。从那次就没有敢再出去。后来还是洪先生派人来叫我，说了好些谦逊话，才又出去。
这时候，苏州的花船很多，停泊的地方，都在仓桥浜一带，往来于阊门、虎邱之间。这种船都是双开门，四面有玻璃窗，外边周围带栏干。彩绘很精丽，船里面也够宽敞，能摆下两桌筵席。一切的布置讲究极了，挂着很多的华灯，还有用茉莉花插成的花篮，桌椅全是红木花梨嵌大理石的。
当时最著名的花船，是焦八、张大魁及石姓各船。这些船自己都带几个姑娘，叫作“坐舱姑娘”；又有些船不带姑娘的，叫作“清船”。客人若不愿意要坐舱姑娘，也能随意到外边去叫。花船生意最好的时候，是在六月，这时老爷们都出了场；普通是在进场以前就把船预定妥的。
叫“条子”的规矩是：谁叫的条子，姑娘就搬个凳儿坐在谁旁边，船上侍役便过来给姑娘倒上一碗茶，都用盖碗，这是专为给姑娘喝的。姑娘陪客不许吃酒，可以吃水果，嗑瓜子。这时候还没有纸烟，雪茄烟倒有，但吸的人很少，普通都是用水烟，也有很多抽鸦片烟的。
姑娘们也有些随身应带的东西，如粉盒、槟榔盒，等等。寻常都是银质的，阔一些的还有用金质的或镶宝石的。粉盒是为预备随时傅面用，槟榔盒里装着些槟榔豆蔻等物，客人在饭后，可以随便取食。姑娘出门都带着娘姨。
条子钱，清倌四元，红倌五元。但实收却是一样，因姑娘临走时必须赏给下人钱，清倌一元，红倌两元，这叫“坐舱钱”。把钱放在茶盘底下，等下人来收拾桌子时，把钱拿起来向船板上一丢，啷一响，便喊“某小姐赏”，外面就齐声大嚷着“谢谢”，语音颇为动听。
船上全代办酒席，价钱清船比较便宜，连酒饭费在内，一天有二十四五元钱即够；花船（即带姑娘的）就贵多了，每天非百元左右不可，可是它的一切也都比清船阔的多。客人上船，总在下午。开饭须待掌灯以后，如果觉饿，可以随便要些点心来吃。大约十点钟船就进城了。
这种船都是双桨双橹，驶船人技术很精，能叫船快慢自如，并且还会弄许多样把戏，最好的是“打招”，一篙下去，船就在水中打起盘旋，四周围水如溅珠，真个有趣！这时候的姑娘差不多都会唱几段小曲，有的还能唱整出的昆腔。用的乐器，就是笛子和琵琶。琵琶是自己弹，笛子有师傅给吹。我不会唱，因为从小没有下过功夫，临时赶着学些，那就差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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嫁洪钧
我十三岁那年，出去的工夫不多，就认识了洪先生。这时候他正丁忧在家。初次一见面，我俩便很投契，他爱我极了，只要在一起，话总是不会说完的。
洪先生的家在苏州城内北张家巷。他不常出门，都是把我叫到他的府上。同他常常在一起的朋友，有吴承儒、姚念慈、沈问之、老潘四大人几位，都是当时苏州很有名的人物。他们闷了时，常斗一种牌，名叫“打黄河阵图”，这种牌也有花，么二三等，输赢很大。
他们每次斗牌，总叫我在旁边陪着。
洪先生一天不见我便想我，他的朋友们就说：“你既对彩云这么好，为什么不娶了她？”他道：“我年纪太大了，觉有些不好意思。”
这时洪先生是四十九岁。后来他的朋友们竭力怂恿，就托人向我祖母提说，我祖母嫌是做偏房，执意的不肯，他们又托过来许多人，长说短说，我们这边所提的条件，洪家也一一答应了，这才说成。
媒人算是吴承儒、姚念慈。
翌年正月十四日，把我娶了过去。我十四岁，洪先生整五十。
婚礼也很庄重，坐的是绿呢大轿，前面打着红状元纱灯，仪仗甚都，好不气派！洪先生名钧，号文卿，祖籍也是徽州。三十岁中的状元。正太太比他长两岁，南京王家的小姐。还有一个姨太太是扬州人。有一个少爷是正太太生的。少奶奶是陆家的小姐（陆润庠之女）。一家人都很和蔼，正太太待人尤好。我过去，他们都很喜欢我，都称呼我“新太太”。
到四月，洪先生三年服满，带我进京。五月里便放了出使俄、德、奥、和四国钦差大臣，没有能在京多住就动身了。
由北京到天津坐的长龙船（创于曾国藩，以其船身颇长，故名），这种船身子很长，两边用许多船夫，驶起来快极。一路上迎接钦差的人很多，真忙个不了。由天津到上海，改乘轮船，应酬才少些。
到上海我还闹了一个笑话。我们下了船，我见洪先生已上了轿，我也就随着上轿，这时候蓦然响了三声大炮，我不知道是作什么，把我吓得脸也发了白，身上打起抖来，女仆们赶忙搀着我才上了轿。原来这是放一种表示敬礼的炮，我那里经验过？事后一想，觉得真可笑。
我们在上海住的是天后宫（清出使外洋大臣，多以此为行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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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
跟着洪先生到欧洲去的，家属里只有我一人，正太太因须要留家操持事务，不能够去；那个扬州的姨太太，身体也过弱，常常抱病，禁不起轮船的颠荡。此外还带了些随员和男女仆人，随员中，他的学生很多。我们出洋的一切装束，全是中国样子，或便衣或官服，洪先生最讨厌人穿洋服。可是我们在船上吃的却都是洋餐。
我们是过了中秋节，又耽搁些日子才动的身，到柏林已届十一月了。
柏林的中国使馆（非今馆）很是阔气。起先是一位公爵的别墅，景物殊幽雅，一座长形的楼，有三层高，建筑得闳丽曲邃。院的周围种植了许多花木，到春天，树青花艳，再配上那茸茸象绿似的细草，真好看极了。楼后有一道小河，能划船，闲暇时荡漾其中，叫人心爽意适。楼里面的装置也颇讲究，如宴会厅、办公室、卧房等等，无一不备。我同洪先生就住在楼内的右边，占了有十几间房。这房是租赁人家的，房主本来要卖掉它，先索价很低，洪先生不愿意买，后来想买又贵了，终于没有买成。
我去欧洲，只带了两个女仆，因那时的人多不开通，一说到外洋，谁也踌躇着不敢去，有去的索工资也过昂，这两个女仆每月的工资就是五十两银子。到欧洲感觉着不够使用，又雇了四个洋丫环，工资倒很便宜，一月四十两，还是她们自己吃自己的。洋丫环很会服侍人，体贴极了，比起中国的仆人对主人，还要忠实、听从得多。
我们在欧洲还是吃中国饭。一去时就带了两名厨师，烹饪技术都很精，都是洪先生用了多少年很得意的人，后来归盛宣怀家用了。洪先生对于饮食上最爱讲究，也最有研究。家里每次请客，调制出的菜品，有许多样是外边做不来的。使馆里有请客时，我们也是给预备中餐，欧洲人也最爱吃，不过要嘱咐厨师把菜作清淡些，减去油腻，因油腻是中国菜的一个大缺点。吃的方法是仿洋餐各自分食。他们吃完以后，都极口称赞，说：“中国菜滋味最美，最好吃。”———这句话可不是容易获得的呀！因为那时厨师少，忙不过来，随便找个人又帮不上手，都是我帮忙，有时候手脚不闲的忙上好几天，才能弄完，真累极了！最可笑的，是叫洋丫环拣燕窝，她们那里弄过这个？把眼睛全弄红了。
我在欧洲还请了一个女陪伴，这种人也是伺候人的性质，不过比起普通女仆却高贵，可以和主人在一起吃饭，彼此相待也有些客气。我请的这个女陪伴，没有什么事叫她做，除了早晨给我梳梳头，整日价便陪着我闲玩。我的德国话就是从她学会的。
有人说，我在欧洲的举止很阔绰，每次由外边归来，都有四个洋丫环提着明角灯引导我上楼，这事倒有；不过，我在国内时，也有四个丫环给我打灯笼。又有人说，我在欧洲常常到各跳舞场里去，那却是一派胡诌。要想一想，我是个缠脚女子，走动起来是如何的不方便，而且我在欧洲就连洋装也没有穿过，叫我怎么跳得起？休说到跳舞场，便是使馆里遇着请客，按照外国规矩，钦差夫人应该出来奉陪，可是我只出来打个招呼，同他们握握手，就退回去。洪先生是最反对外国礼节的，常说他们野蛮，不可仿习。
德皇同皇后，我都见过几次，觐见时，我穿中服行西礼，鞠躬或握手，有时候也吻吻手。时候常是在晚间，那时宫里还没有电灯，全点蜡烛。有名的俾斯麦宰相，我也见过，是一位精神矍铄的老翁，长长的胡子，讲起话来声音极洪亮。
我住柏林最久，也到过圣彼得堡、巴黎、伦敦等处。但只是游逛性质，不几天便回。我在柏林还生了一个女孩，因生在德国，取名叫德官。
洪先生人虽精明，只是性子太固执。到了欧洲一点洋物也不肯用，还是穿那三道云式的福子履，布袜子。有一次出去应酬，因多走了些路，回来把脚都磨坏了。我劝他换穿洋袜子，他一味的不肯。苦苦的劝了半天，他才说，要我做的便穿，我就叫洋丫环做了几双，假说是我做的，骗哄了他一下，他才穿上了。才到欧洲时，人家都要给他照像，他怎么也不肯。等我们归国时，德国人又拟为我俩制蜡像，留在柏林蜡人馆作个纪念，他更是不肯。不然，现在还能有个少年像在那里。
洪先生在欧洲整整三年，这三年中的生活，除去办公务以外，差不多全是研究学问。他最懒于应酬，闷倦时便独自一个人到动物园去散步，回来又伏案看起书来，他的身体羸弱多病，也就是因他用心过度所致。洪先生不懂洋文，连一句洋话也不会说。参考外国书籍，是一个比国人给作翻译；常常见他到各国书馆里去替洪先生寻找材料。他名叫根亚，有个中国姓是金，我们都称呼他金先生。
这时候，日本在欧洲也有了外交官，他们却都是穿洋服，可是人家还都瞧他们不起。有一年高丽也派了外交代表到俄国，它本是我国的属邦，竟越过不顾，把洪先生气急了；给国内打了多少次电报，商办这件事，后来几乎弄决裂了要回国。
〔附言〕已往小说中，皆谓赛旅欧时，行为浪漫，风流勾当颇多。实则，伊系一缠足女子，抵欧时年仅十四，及归亦不逾十七，以此稚龄，兼之洪文卿又是一个很古板的人，事实上非惟不许，且恐有不能也。
故觉伊所云云，殊堪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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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钧之殁
洪先生由欧洲归来，便留京任兵部左侍郎职。中间为采办军器，曾被参一次，很是冤屈，这都因他的性子太鲠直，办事容易开罪人，他已忘了，人家却还记在心里，遇机会便图报复。那次还亏得慈禧太后平日对他很信任，不然，就了不得了！颐和园里的那些划水车、小火轮还是洪先生在欧洲时买来献给太后的。
我们在京住前门外、小草厂，后来因太狭窄，又在东城史家胡同买了一所较大的宅子，间数很多，局样也好。原拟拆去后边的一部，为我从新盖几间洋式楼房。那想到，家还没有搬，洪先生就得了病。病时，正值被派监修东西陵、天坛等处的工程。
初得是一种痧气，恰巧宅里有个雇用多年的剃头匠，娴于针术，常见他给人家治好了病。这时便想教他治一治，洪先生先不愿意，嗣经我竭力的劝说，才应允了。扎过了几针，病果见效，但挨时未久又复犯，这次转入黄病，请来许多的名医，也都束手无策了，就这样的不治而殁！享年五十五岁。
殁后，朝廷颇加优礼，赏赐的恤金，并派大臣致祭，仪式隆重得很。所派致祭的大臣是高阳李鸿藻相国。这时候我真痛苦呀！洪先生一死，京里除去几个族人仆人以外，只有我同我母亲，亲戚朋友们人家是不便给作主张的。我那里经过这种事？简直都弄糊涂了。后来还是有人说，赶紧着先给少爷打个电报，叫他来京奔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