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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菠萝密杏仁冻”快上之前，身坐陈立夫、张道藩二中委之间的周剑云氏站起来，作了近二十分钟的演说，不妨说是关于电影界的一页“地状”。听完了，人们照例是报以掌声，掌声未绝，坐在中间一行的一位瘦个子的先生站起来：“主人，各位来宾，兄弟有一个报告，就是熊佛西先生今天到南京来了。他听说明年我们的教育电影协会年会要到北平去举行，他说要盛大的欢迎一下，现在我们请他报告‘怎样欢迎’吧。”
这一次，人们是一阵更热烈的掌声，目光齐集向那瘦个子的左右去。这时，瘦个子的左侧有一位先生站起来了。是四十三四岁上下，不怎么矮也不怎么胖的身材，头上有癞子似的光滑滑的一块，三七分的长发也不能完全遮盖住，戴一付近视眼镜，雪青的夹衫，全身的打扮很调和。这就是那天全场最使人注意的人物。
“我刚到南京。电影教育协会的年会没有赶上，可就来吃饭了，象我这样的会员真是要不得，要不得。”是一个很有风趣的开场白。“听说明年要到北平开年会去，我当尽力的欢迎，我在北平住了二十年，有些玩儿的地方都还不算生疏……”
这时，熊氏的斜对面有一位先生递一张纸条给那位瘦个子，做个手势，说：“平陵，交给他！”意思是托转给熊氏。平陵君接着一看，摇头皱眉示不必。可是等熊氏的简短的话一完，那位刚才递条子而碰壁的客人站起来了，简洁而有劲的说：“请熊先生报告《赛金花》在北平禁演的经过！”
全场的空气是顿时紧张了起来，人们充满着兴奋的神色，而眼珠子全象“？”似的并射视着熊氏，熊无奈，又只得站起来。
“刚才有一位先生要我报告《赛金花》在北平禁演的经过，多谢他对我的关心，可是我不想对这件事发表什么意见，‘我是中国人，我该服从中国政府的命令！’还是这一句话……”一把火活活地被什么压灭了似的，他停了一停，“刚才听周剑云先生谈到国产电影的种种，我很愉快，因为听到了以前没有听过的话。周先生要求保护国产电影，这是对的，中国人应该珍爱自己的东西！中国政府应该保护自己的东西！譬如，我是一个作家，是一个戏剧的学习者，是一个中国人，所以我是无论如何也珍爱自己的作品的……”
对于熊的一番话，有些人看作“弦外之音”，有些人觉得已够痛快，而多数人是神经不怎么锐敏的，带着不满意的表情吃“波萝密杏仁冻”了。接着是中委陈立夫关于国产影业的演辞。
至此，题外文章的《赛金花》禁演问题该不致再提及了，人们暗暗在想。有些人是失望，有些人是擦擦油光光的脸而透过一口气。
不规则的刀叉轻击着的声音点缀着一个广大的厅子。
“部长，请这儿！”
白衣仆欧拥导着一位头发花白了的、穿着藏青中山服的中年人进来，这就是###长邵力子氏。他在主人的斜对面坐下来，笑咪咪的招呼相识者。
“请部长赐教。”周剑云氏说。
邵部长于热烈掌声中起立。
“主人，各位来宾，兄弟今天因为另外有一个宴会先约好了，是外交部部长和各司长请各大使各公使，邀兄弟作陪。和外国人吃饭，诸君是知道的，不终席而先行是不可以的，所以来得很迟。主人和其他各位的话都没有听到，现在要我讲话有点困难。既然要我说，我就随便说一些吧。”尖利沉重的语调，带有很多的杭州与绍兴的乡音，每一个字咬得很准，是诚挚的，多感情的。
邵氏的话由扶助国产影业而论到国产影片的“风气”，而讲到禁那些描写普罗阶级的一种“风气”的影片，出于意外的，以《赛金花》而来做了谈“风气”的例子，于是———“———譬如《赛金花》，因为赛金花这人一死，顿时就发现了两个剧本（北平与上海各一），在作者或许是别有用意，而我们不能不疑心到有一点‘生意经’的意味在内。我总希望影片公司能把‘生意经’的眼光放得更广大一些，更久远一些，专门钉住一种‘风气’，那是不久就会失败的。”
关于话剧《赛金花》（2）
这时邵氏的席上发现了小条一纸，邵氏看后，笑咪咪的接下去。
“听说今天熊佛西先生也在这里，那就顺便谈谈《赛金花》吧，这个戏上次在南京演，我是去看过的，觉得结构、演技、布景……各方面都很不错。不久听说观众在闹事了，其后又知道###也命令禁止了。我是并不主张禁演这个戏的。今天方副部长（即###方治氏）也在这里，我不能当面撒谎，我当时的确说过不必禁，我想我们国家所受的侮辱真不知有多少，《赛金花》那样的描写也算不了什么。可是那命令在我到部以前已经发下去了。
“但是过了若干时日，我想《赛金花》是应该禁的了。觉得自己当时的理解太浅，我想，那些抛茶杯丢痰盂的狭义的爱国思想固然不需要，然而把赛金花这女人描写得那么伟大也是过份的。我们知道，庚子之变是那等皇室宗亲与义和团等少数人闯的祸，赛金花以美色去周旋瓦德西，去为洋兵办粮草，去为北京城的老百姓们求情，这叫什么？是‘瓦全’的精神！“我们的国家现在已到了什么地步？大家都已很明白，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是‘玉碎’的精神！———是‘宁为玉碎，毋为瓦全！’“譬如一旦非常时期到来了，一群洋兵开到了某个村庄，这时倘使有一位象赛金花那样的女人出来，去向洋兵讨情，以图全村生命财产的苟全一时，我们想，需不需要呢？不，我们是宁愿毁灭了村庄而抵抗洋兵的。这样一想，我以为《赛金花》自有其禁演的理由了，因为我们现在已不需要‘瓦全’，是宁愿‘玉碎’！”———全场热烈鼓掌，熊氏更频频点头。
“今天知道熊佛西先生凑巧也在这里，就请熊先生发表一些意见吧。”
全场是更热烈更兴奋的鼓掌起来，台上的杯盘刀叉也疯狂了似的跳跃着。然而张道藩先生却被余上沅先生邀着离席了。没有听到这两位剧界前辈关于此事的意见，该是十分遗憾的。
等到周剑云另一段诉苦的谈话一完，熊氏一改先前沉缓的调子，迅速地站起身来。是过于愉快还是过于紧张呢？颊上的肉抽动着，近视眼频频闪烁着，而且音调也有些颤抖了，有时还口吃着。
“诸位，三点钟我还有一个会要出席（按：即中央文化基金保管委员会，每半年举行大会一次，熊氏为该会委员之一），现在，只请给三分钟的时间，不，两分钟（全场笑了）也够了，让我说一说吧。
“刚才邵部长讲到‘生意经’。我熊佛西干了二十年的戏剧运动，自问从没有想到过‘生意经’。那末我为什么不迟不早的写《赛金花》这剧本呢？……我与赛金花见过总有七八次之多，许多朋友都希望我把她的一生写个剧本，然而我以为那女人平庸极了，无论谈吐举动；那样的女人不是我写剧本的材料，所以一直没有动手。
“直到去年九十月间，我却想起了这件事了。诸位，去年九十月的北平是怎样一种情形：天坛是油漆得簇新了，许多名胜都修葺得挺漂亮了。可是每天听到的是××军队今天在那里演习，明天在那里游行，上空是他们的飞机，路上是他们的兵车。这些，南方的报纸还能看到，而北方的报纸是不能刊载的，一切，我感到与庚子年的情形太相同了，我恐怕庚子的故事又将在北平重演一回了。
看到这些，我们还能漠然视之吗？当然，不，所以我想借赛金花的事迹来发泄自己、提醒人们（声音有些嘶哑了，是激昂，是愤怒，还是悲哀）。
“邵部长以为赛金花的‘瓦全’精神要不得，所以犯不上编写为剧本，我却以为不是这么说的。一个艺术家应该看他的人格、情感，以及对于某一事件的‘看法’如何———对不起（周剑云）先生，我要用一个英文了（注），实在‘看法’两字不够，所谓‘看法’即是inˉtepretation———不能一概论的。譬如台上的这瓶花，请许多画家来可以画成各种不同的姿态，倘说画家的最大的成功是描写得‘象’，那不是艺术品，是‘死东西’（这三个字用着最高的音调）。这样，请一位摄影家来拍一张照不是便当得多，何必要艺术家呢？“所以同样的一个人物，爱国的人可以写得悲壮热烈，充满爱国爱民族的情绪，若是落在汉奸的笔下，就会侮蔑得不成东西。一切，都得看作者的人格、情感、看法如何而定的。
“我是一个戏剧的学习者，自己承认学习不够，世故不熟，然而我是一个中国人，是一个爱国家爱民族的中国人，我有血有肉，有人格，有灵魂，我不能承认我的笔下会‘有辱国体’，说我写的剧本不够成熟，我是坦白地承认的，说我‘有辱国体’，那即使把我的头砍下来摆在这台上也不能承认。（说着，认真地举起右手向上颈‘嚓’的一来）想到这些，我是真想‘改行’了，为什么我还要干戏剧运动呢？政府对我们有了些什么安慰，有了些什么帮助呢？（到这时候，三个‘两分钟’也过去了，他喘一口气，继续微带着口吃地说。）“我写好了那个剧本，曾送给北平市政府社会局审查过，通过了。后来听说有禁演《赛金花》的消息，起初以为不是对我而发，可是仔细一问，知道所有的《赛金花》都在禁演之列，这才知道完了。
记得拿到禁令是三月二十三日，此后足足有三天，北平的二十来位中西记者，跑到我家里要我发表意见，我仍就是那两句话：我是中国人，当然得服从政府的命令！除此我不愿多说些什么。”
关于话剧《赛金花》（3）
熊氏至此渐渐地恢复了沉着的常态，以较低较缓的语调继续下去：“刚才邵部长给了我很好的指教，邵先生是新闻界的老前辈，他是文艺界的老前辈，二十年前邵先生编《觉悟》时，我还投过稿，虽然我们从没有见过面，但算起来我也是邵先生的部下（邵部长和蔼地笑了）。邵先生的话当然我是听从的。不过，我最后还有一点疑窦，就是直到禁演令发下，我始终没有把我的剧本呈送到中央过。所以我想请问邵部长，究竟看过我的剧本没有？”
熊氏斜侧了头向着邵部长，是一个很好的戏剧的动作。这动作继续着有两三秒钟之久，等待着答复，邵氏半站着答道：“看过了，看过了。”
熊氏又接下去：“那很好。邵先生既然看过了，我很希望邵先生能把我的剧本，逐段的在未妥处加以批注了还给我，我当印成许多分送给全国各戏剧家、文学家以及一切艺术家们，引起一个更大的讨论。”
邵氏继熊氏而起。
“方才熊先生问我有没有看过他写的剧本，我说‘看过了，看过了’，其实我没有仔细的读过，不过大意我是知道的了。现在我也有一个问题要请教熊先生：为什么熊先生的《赛金花》与上海的《赛金花》相仿佛呢？象洋兵入京，赛金花周旋瓦德西……几幕结构都很相似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我不知道，因为我还没有看到上海的《赛金花》。不过据人说，上海的《赛金花》是做到被逼出走为止，我则写到病死的，这一点就不类同。”
“噢。”邵部长接下去说：“兄弟的意思总还希望熊先生能牺牲《赛金花》，因为处于我们全民族危急存亡千钧一发的今日，我们不需要那样的‘瓦全’精神。前几天，孙伏园先生有信给我也提到这件事，我正打算写回信给孙先生，请他劝劝熊先生能够牺牲《赛金花》。现在熊先生到南京来了，那就更好，我们不妨约一个时间再当面谈谈。倘使熊先生一定要演，那末或者大家想法子修改修改再演，熊先生的意见如何？”
熊接下去：“并不，并不，我可以牺牲的！”
双方是“统一地”笑了，毫无芥蒂的。
最后是陈立夫先生的话，结束了这次辩说。陈氏的大意是：政治家与艺术家的看法往往是不同的，艺术家是用最有力的方法发挥自己的情感、见解，而求得观众的共鸣，但政治家则不然，还须顾到各方面。陈氏到末了有一节很风趣的谈话。
“……譬如《赛金花》这剧本是以反面的手法来提高观众的爱国情绪，可是，熊先生你得留心，恐怕扮演赛金花和几个媚外洋奴的演员，有被观众打下台去的危险呢，因为演得太认真了，观众的情感无法遏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