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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之后，不禁引为银幕自传。而最容易被这一拨人说烂的四个字，便是“青春无悔”，真让人啼笑皆非。我爸每每看见此类诸君在各类电视节目中忆往昔峥嵘，都有种拉他们去鉴定是否罹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冲动。
作为一个乡绅和旧政府职员的儿子，我爸一直没机会戴上红领巾。这是个挺糟糕的情形，不正是这样吗？即便在今天，大家仍然时刻担心自己和别人不一样。担心自己显得格格不入，或者“不正常”。年轻人们有同样的偶像，听同样的歌看同样的综艺节目；被同样的话语鼓动，好恶着同样的事情，乃至同样地盲目同样地虔诚。我们好歹都还是同一批次的思想产品，以胸前飘扬的红领巾为记，除了我爸。
他坐在课堂里，猜测他为什么不能拥有一条光荣的红领巾，这用烈士鲜血染成的圣物。我爸肯定幻想过能有幸拥有这块布的部分边角料，以期和其他革命少年站在一起，而不是坐在教室角落里。其实在我念小学的时候，我遇到的入队宣传也是同样的说辞，可见这几十年来都没有换过宣传文案。以致于我产生了和我爸当年一样的，对该产品如此复杂工序的疑惑。
可能就和我学生时代的各色兴趣小组一样，我爸的学长们自发组织成各色红卫兵组织，四处抄家。从淮海路旧宅的窗口，爸爸可以看见这些制服少年冲入他的某个同学家，四处搜查，并找到了两把宝剑——雕龙画凤，Made in China的那种。“这是不是日本指挥刀？”红小将愤怒地质问，黑五类百口莫辩。“你是不是汉奸翻译官？你说！”反革命哑口无言。在很多年之后的同学聚会上，我爸爸讲起这段窗台偷窥往事仍然回味无穷。
虽然没资格成为任何革命少年组织的成员，但是他至少也没留下污点。没有抄过别人家、没有砸过圣人碑、没有打过校长、没有揭发过别人的牢骚，如果我爸真有什么少年时代是值得纪念的，他才更有资格说“青春无悔”。
那年尼克松在中南海吃完国宴，转身又来到上海参观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建设。两报一刊上印的自然是含蓄的相关新闻，而班主任在课堂上对我爸爸和他的同学们念的则是另外一份“注意保管，不可外传”的内部学习文件，分析时政要闻的深层含义，大意则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头子，美帝总统尼克松眼见历史潮流势不可挡，只好夹着尾巴灰溜溜地跑来我国求饶云云。这时候，我爸当堂举手了：
“报纸上说，他是应我们周总理的邀请才来访问的啊！”
大概有三秒钟的时间，班主任什么都没干，只是努力向脸部*，就像一条被激怒的河豚：
“姓熊的，你总有一天要去坐牢！”
事情就这样告一段落了，只不过在三十多年后，偶尔会被我爸爸讲起，用来炫耀他当初是多么的刻薄，并有足够的天资去实现这种刻薄。这绝对不是一个初中生对政治事件表现出的天真懵懂，而是我们熊家的一种神秘遗传：对现实不满，并伺机挖苦，时刻准备着。
在当年，“对现实不满”可是一桩重罪。这种危险的遗传给我爸（以及我）惹了不少麻烦，几乎让他班主任的预言成真。在所有被打倒的反革命分子的罪状中，永远漏不了这五个字。十年*时期，社会虽说混乱归混乱，淮海路上大字报满天飞以至于环卫工人可以天天发横财，但是合法的“对现实不满”只有一种统一的格式：只许火上浇油，不许逆潮流而动。你可以锦上添花，但是切忌别出心裁。你可以是一万个起哄声音中的一个，但是别当在平静课堂里举手提问的那个白痴。
那年人们口口相传的，是关于曾经的“林副统帅”的消息。这种大规模的信息蔓延，与报纸上的风平浪静相映成趣。我爸说他当时倒无所谓，没明白“亲爱的林副统帅”这一称谓从新闻广播里消失的微妙含义。直到一份编号以“中发1972”开头的秘密文件传达到了他所在的学校，这一问题才开始公开。
这份秘密文件从高层干部传达到中层干部，再传达到各级单位，再传达到各个地市的各个党委，一直到某市某区的某所中学。当校长通过大喇叭朗读这份文件的时候，“秘密”二字依然光彩熠熠——也就是说，虽然它的内容早就家喻户晓有口皆碑，但是你将其复述转达给任何其他人都是泄密行为，那真是一个黑色幽默的时代。
文件的内容大致是通报了*反革命集团一贯反党反毛主席的罪恶事实，以及他们应有的可耻下场。同学们心领神会，偶尔打打瞌睡。是的，不会有任何人产生“啊！天啊，毛主席真是看错了他！”或者“*这个反革命怎么可以这么辜负毛主席？”的疑问，因为孩子们都不会质疑。
同样性质的事情，我们不也是从小就在做吗？时代不会走得太快，它会留有尾巴，让下一代去踩。我小学时候，旧课桌上甚至还能依稀找到前辈学长镌刻在上面的革命豪言壮语，让我颇受感动，甚至有发现死海卷轴一般恍若隔世的错觉。父辈们少年时代是白纸一张，绝密的爱恨情仇任人填写。
嗯，祝你们永远健康。
再见，我们的少年偶像
鲤编辑部
特邀
AT：诗人，评论者
张定浩：《上海文化》杂志编辑
鲤：先说说在中国那批经历过*的作家中，曾经影响过你们的，或者让你们特别喜欢的是谁？
张：我喜欢食指，他身上有一种王气，相信未来。还有顾城，他创造出了一个幻想中的未来。而在小说家里面，我喜欢汪曾祺，但是他其实应该不算是那代经历过*的作家，因为他的性格定型早在解放之前，因此知识教养也要好很多。
鲤：所以你觉得是因为*导致了他们这代人知识教养的欠缺么？
张：如果说是因为*的话而造成这些的话，那他们就变成了受害者，但是似乎不是那么简单。真的要总算帐的话，我觉得大概从四十年代中期，建国之后，就已经开始有影响了，或者说，推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候，就已经对传统文化造成一种摧残了，如此一代代的变化，产生了他们。但是反观一下俄罗斯的话，他们与我们的体制很相似，却产生了白银时代。那或许是因为俄罗斯有一个宗教传统在支撑着他们，这个宗教传统没有因为斯大林而毁灭，但是中国的作家们到了五四以后就不再相信道家或者儒家的传统了。
鲤：那张承志在那代作家中算是异类么？
张：他只是另外一种表现形式而已，他是红卫兵这个词的命名者，所以他一直在保卫着什么，保卫是向内的，这也是自恋的一种。但是一个时代应该是要向前走的，要去发现生机和缺少的东西，要一直向上。过去的种种问题，不是说不谈或者回避，而是需要一种向上的力量去解决，就像一个圆环一样，在向前滚动中保持稳定。
AT：关于传统，我觉得中国的作家们其实一直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的文化之间徘徊不定。如果说有什么例外的话，那大概就是我最近看到的残雪的新小说，你们也可以从她的博客上看到。她的语言并没有故意要去继承中国的古典，但是很明显她的语境都是毛泽东时代的，她很直接，她直接用语言表达了她所处的时代。毛泽东时代是中国古典文化过度到现代文化的一个过程，残雪正视了这个过程，她没有绕圈子。
鲤：那你怎么看待格非呢，他的《人面桃花》和《山河入梦》出来以后，对他的评价就一直是与传统联系在一起的。
AT：格非的这两部小说都很传统，传统到我已经不想再说什么了。但是他其实始终在回避问题，他采取欲言又止的口吻在所有的小说里打着隐喻。他的故事背后总是有个过分庞大的东西在操控一切，他的故事，他的情绪，就都被这个庞大的东西给扼杀了。
我记得在第五届新概念颁奖的时候格非说，写作是要站在一个立场上的，他很在意他站在一个谁的立场上，一个怎么样的立场上，可是偏偏他从来没有站在过他自己的立场上。
鲤：我们这些年轻的诗人也好，作家也好，其实都已经羞于提起自己曾经或许也喜欢过格非他们这一批作家。我们在刚刚开始写作的时候，的确也肯定是受到过先锋派的影响的，因为先锋派讲故事的语言色彩与过去的现实主义完全不一样，苏童的阴冷，格非的恍惚，都是以前所从来没有过的，但是后来却发现他们并没有把他们的世界观表达出来。如果说先锋派是一段歧路的话，那他们走得还不够远，不够歧。
AT：我最喜欢的应该是阿城，一部分原因是他的真实。他写的是一个人，几个人的事，他写的不是时代，所谓抒写时代的小说，是非常可疑的，因为在这背后，总好像是有一个幕后黑手在操纵。比如说他在棋王里选择的这个主题，他是有意地偏离开大问题的，而是只谈棋和吃。时代造就了他的饥饿，但是他却用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他的喜怒哀乐没有被时代填满和左右。其实我觉得他们那一代作家，在潜意识里，他们始终想把*这段时间作为一个整体遗弃掉，于是就会选择一个相似的立场去反抗它。
张：你说到了反抗，其实我一直在思索一个问题，是与反抗有关的。我觉得他们这代作家其实是非常自恋的，这种自恋是他们始终沉迷于那个过去的辉煌时代，他们在怀念自己创作的黄金时代，同时也在怀念当时他们的反抗情绪。*让他们养成了一种反抗的思维模式，就像一把锉刀。而随后，这个时代慢慢进入了市场化，他们就开始找不着北了，政府和老百姓都栓在一根绳子上忙着挣钱，他们如果再反抗就要开始反抗人民了，所以他们也很迷惘，只能陷在过去的情绪里，怀念，止步不前，有不少人因此而选择了搁笔。作为批评家也好，作家也好，我们应该是要向前看的，他们看不到未来，所以现在年轻的一代也就不带他们一起玩了。
鲤：可是自恋这个词语常常是被用来形容现在我们的这样的年轻人的。
张：如果我们的自恋，能够不作为一种逃避和抵抗的姿态，而是与自己的天性相通，那就没有什么，所有的人都是自恋的。但是如果这种自恋是一种自我封闭的状态，是抵抗与逃避外在世界，是不再成长，不再有希望，并且用嘲讽作为盾牌，那么肯定是不对的，而这种自恋并非出现在我们这代人身上，却恰恰出现在经历过*的他们那代人身上。我最近看日本80后那本被骂得很凶的《裂舌》，那简直就是自恋发展的极端，但我还是喜欢那个小说。它的好处在于，它自始至终不是以一个叛逆者的姿态出现的，而是极其自然，那就是它的存在，它是自足的。
鲤编辑部最后想说的话：
在这次沙龙的文章里，有作者提到一句话，他说：“也正是这些愤怒、怀疑、批判和嘲讽的声音，构成了在我们之前的当代文学史，作为我们的父辈，他们有足够的理由受到尊重，但在我们自身的成长年代，在我们于迷惘中急切盼望精神导师的年代，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有资格站出来，教给我们一些关于爱、善良乃至幸福的真理。”
这句话我们看到的时候都觉得激动，很想说，对，就是这样的！但是转过头去想想，又有点难过。那些曾经作为我们少年偶像所存在的作家们，如今他们已经淡出了我们大部分人的视线，而几乎没有一个中国的年轻作家，会大声地说出，他们的精神导师是他们那上一代人中的一个。我们为此而感到难过，因为从潜意识里面，我们会觉得，如若有这样的精神导师存在，是一种骄傲，也是一种需要。
现在想来，我们不需要从他们那儿感受到怕，恐惧，抗拒，我们需要的是爱，真实，希望，以及更多的未来。很遗憾，这一切没有在他们那代人身上实现，所以，再见，我们的少年偶像，我们要去描述的世界不再是这样的。
伤痕图腾
文/Waits
好几个月前，我第一次读到施特劳斯的《论僭政》，没有完全读懂，但他在文章开始前抄录的一段英国历史学家麦考莱的话，却轻易地打动了我。
“反政府的写作习惯本身对人格有一种不利影响。因为，凡有这种习惯的人也就倾向于违法，违反的即便是一种不合理的法，也倾向于使人们变得完全无法。”
这段话让我立刻想到的，是一批颇负盛名的当代中国作家和艺术家（请原谅我不一一列举他们的名字，因为这不是一篇声讨和指责的檄文，对他们的谈论只是为了更好地认识我们自身），他们都在“*”期间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或青年时代，在那样一个需要违法和认同违法的*年代，作为一个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