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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起码顾客还是可以自己决定用多少的，而在我们家就不一样了，我们必须在一套严格的规则管理下过日子。父亲制定这些规则，是为了让我们不浪费一丝一毫。最令人无法忍受的规则是关于每个星期六晚上洗澡的。从来没有规矩如此严格地规定儿童的等级排序。洗澡前，一浴盆冒热气的水被放到我们的小浴室——浴室在冬天通常很阴冷。父亲是第一个进入浴盆的。我猜经历了一天的劳累，一浸入热水后，他会舒服地叹一口气。在他涂着肥皂，冲洗完毕出来后，就轮到母亲了。母亲洗完之后，才轮到我和约翰。我们俩在这被洗过两次、变得微温的水中洗澡。我根本不知道我的身体是洗后更干净，还是洗前更干净。整个冬天，客厅一直被关着，里面也没暖气，那间小客房也一样——父亲在客厅中间砌了一道墙，客房就是这么来的。卧室是对客人开放的，他们来得很勤，经常是没打招呼就来。这也算是内布拉斯加州希腊移民的一个习惯，他们都喜欢把移民同胞的家和餐厅当成路边旅店，在那儿免费过夜和享用美食。在我们家，父亲为所有家具都护上了一层塑料保护膜，以此保护这些装饰品，这是父亲的另一项节俭措施，而客人则要学会忍受这一点，但母亲喜欢招呼这些客人，她把他们的来访看做是很好的社交机会。
无处不在的节俭（2）
有些客人待的时间会很长。从学校回来，我就会发现又来了一些父亲的希腊亲戚。他们穿着奇怪的衣服，带着用麻绳捆绑的陈旧手提箱，入住我们的客房。他们会待上几个月，这段时间里，他们会在咖啡馆上班。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一切都是事先安排好的：他们用劳力换取食宿和小额工资，这样他们就能在美国有立足之地，也能继续发展，这跟我父亲当年走过的历程一样。不过和那些来临时休息的客人相比，他们是母亲的负担，因为她要为他们收拾、洗衣。如果他们没在咖啡店吃饭的话，母亲还要为他们做饭。父亲说这样能省下工钱。
此外，父亲还节省了同线电话的开销。“同线电话”这个词语激起了我那些孙子、孙女们的兴趣，直到后来他们才知道这指的是三户人家共用的电话线。如果你的共用邻居很爱打听，那么他可以偷听你的谈话。除此以外，我还记得如果有人离开房间不关灯的话，母亲会大叫：“把灯关上！”她明白如果父亲知道这事儿会十分愤怒，并朝她大喊“节俭”。即使在今天，当我离开房间，我也会“把灯关上”。
除手纸使用外，在咖啡厅父亲还有很多节俭措施。为了降低成本，他会去菜市场买隔天的蔬菜和水果，每样东西他都是低价购买。利用这些材料，他烹饪了一些在科尼还算不错的菜肴。他的一些最受顾客青睐的菜肴，比如猪肉卷，都是用隔天卖剩的材料做出来的。肉是他在餐厅厨房里自己切的。在密尔沃基肉类加工厂的工作经验，使他看到一块猪后腰肉就知道这块肉能切成几小块。他会用肉锯和切肉刀把一块25磅的牛肉切成若干片牛排、短肋肉、肥肉、细肉条和骨头。细肉条是为炖煮菜肴和汉堡包准备的，而骨头是熬制老汤用的。整个过程，几乎没有一点儿浪费。
中央咖啡厅的消费价格很实惠，在今天看来非常便宜。最受欢迎的菜肴可能要数“特制热牛肉套餐”了。套餐包括一种开面三明治，底下是一片涂上土豆泥和肉汁的白面包片，面包上是几片烤牛肉、一块馅饼、一杯咖啡，所有的加起来也才30美分。咖啡单独算是5美分一杯，可以无限制续杯。除此之外，炖牛肉、鸡肉炖面条、肝烩洋葱、大豆蹄膀、汉堡包和先前提到的猪肉卷构成了午餐的主菜单。晚餐供应是17点半开始（在科尼，我们的午餐叫“dinner”；而其他地方的午餐叫“lunch”）。用餐的顾客们喜欢吃牛排、排骨、牛肋和烤猪柳。此外，土豆肉汤、通心焗面、四季豆、提前切好的白面包和简单的沙拉都是主要的辅食，接着还有水果派或者冰激凌做点心。饮料的选择依次是咖啡、牛奶、冰茶和水。菜单中没有希腊菜。葡萄叶包饭会让科尼市民感觉匪夷所思，因为他们喜欢未经加工的白米饭和切好的牛肉块。母亲的拿手好菜是果仁蜜饼，由蜂蜜、坚果和薄如威化饼的酥皮面饼调制而成，奶油十足。即便是这一绝活，也不能摆在餐柜上，因为顾客会觉得太奇怪。后来，内布拉斯加州跟随全国潮流，于1934年废除禁酒令。之后，父亲把啤酒列入菜单，但没有添加葡萄酒或烈酒。在禁酒令解除前，许多人都触犯过这条法令，我母亲就是其中之一，她用我们家后院种的葡萄做葡萄酒，用传统的做法，在地下室的一个盆子里，用脚把葡萄踩碎。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无处不在的节俭（3）
虽然父亲采取了诸多降低成本的措施，但中央咖啡厅仍是科尼唯一一家拥有白色桌布的餐厅。所有的15张桌子都是“四人桌”，也就是每桌能坐4个人。摆在墙边的柜台还能容纳18人。每张餐桌上都有一块桌布、白色的餐巾布和洁净的重型不锈钢餐具。餐厅后面的厨房里有大洗碗槽，专门洗这种餐具。当然，柜台是没有桌布的，但是柜台的顾客同样可以使用餐巾布。这个明显与父亲的“节俭”相悖的措施让餐厅拥有了一种品质感，也使它在科尼显得与众不同。
父亲每天都会改变菜单，这取决于当天他在菜市场能买到什么菜。每天早晨，当享用早餐的顾客们喝着咖啡，吃着薄饼、华夫饼、咸肉和鸡蛋的时候，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把双面的迪特表单卷入方形的下层木牌大型打字机，把午餐和晚餐的菜单打出来。伏在打字机上，他很不熟练地用一个手指按键，直到完成菜单，然后把打好的表格放入手动迪特牌复印机的滚筒中，用便宜纸张做原料打印出表格复印件。这些复印件有复印墨水的味道，现在这个味道只有一定年龄的人才回想得起来。打出来的紫色字母像孩子们在地板上堆的木板字一样不整齐，有高的，有低的，还有倾斜的，这一切全归咎于这台过老的打字机。这个奇怪的、墨迹很浅的蓝字菜单与表面上豪华的白色桌布那么不和谐……
大萧条时期的小小生意人
1934年禁酒令解除的时候，8岁的我开始在咖啡店帮忙。我会站在长柜台前的收银台，负责收钱和找零。刚上手，我就喜欢上了这个工作。处理这些数字，我游刃有余。顾客们常常会瞥一眼我找给他们的钱，寻找那从来不曾找到的错误。
在收银台的成功让我更有底气了。为了使咖啡店顾客不断，父亲创建了一些价格机制，其中有一个规定是，如果顾客提前为下一次用餐付费，就能得到10％的奖励——即顾客提前付5美元的餐券费，就能享有价值55美元的食物。许多餐券放在柜台上的小箱子里，一旦回到收银台上班，我就会主动挑起责任，仔细看看谁的餐券快用完了。有些顾客只要再买个10美分的馅饼就会用完价值55美元的餐券。令他们悲哀的是，当他们在收银台前搜索身上的零钱时，我会跟他们讲，“您要买新的餐券吗？这一张就要用完了。”大多数情况，他们都会再买，而不会小题大做。但在大萧条时期，即使有10％的回馈，能为下一顿提前支付5美元的顾客也已经不多了。有时，让顾客续买餐券也会遇到抵触情绪。这时，我会用强有力的推销术尝试说服他们。在往后的日子里，我的这一推销本领不断得到提升，我也对它很依赖。此外，从小就学会如何避免直接被别人拒绝也是很有价值的一课。有时，我会在顾客用餐的时候，在餐桌边徘徊，寻找推销机会。一次，我甚至沿着街道，一路追着一个本地的服装店个体户，仅仅因为他忘了为那杯咖啡付5美分。我没去了解像他这样的顾客是否认为我太纠缠不休或是很讨厌，我的目标是提高业绩，获得认可，也许还为赢得我那淡漠的父亲的称赞。
当然，对许多人来说，大萧条不仅仅体现在如何凑齐5美元，然后获得50美分的优惠上，它要严重得多。数以百万计的人一无所有。我们在科尼的所见所闻，就足以让我们知道整个国家都在挣扎，也知道大家应该试着相互照顾。一些食不果腹的失业者会来中央咖啡厅的后门乞讨食物。父亲从没赶走过一个乞食者，但也不会免费赠送食物，他知道这关系到这些人的自尊，因此他总是让他们付出一些劳力来换取满盘的炖菜。这是他对工作换福利项目（welfareforwork program）的解读。许多人没能来到咖啡厅的门口，但父母还是设法用其他方式帮助他们。 。 想看书来
无处不在的节俭（4）
美国大平原农民在19世纪20年代所经历的窘境持续到了19世纪30年代，使得崩溃的国家经济雪上加霜。那时，干旱接连不断。19世纪30年代中期我还是个孩子，记得那时沙尘暴会把中午的天空盖得漆黑一片，弥漫的砂砾使人和动物呼吸困难。由于没人出门，咖啡馆没有一点儿生意。在学校，老师会打开电灯，试图继续教学，但是没人能在黑褐色的天气下集中精神，因为你会听到尘土不停地撞击玻璃，令窗户和门在风中嘎嘎作响，十分可怕。声音响个不停，就像一个厉声的闯入者在爬墙而入似的。没人能阻止厚厚的砂砾从窗户的缝隙和门底飘入。在家里，当我们收到风暴将至的警报后，尽管母亲已经让我和约翰帮她用玻璃纸或者蜡纸把窗户贴上，尘土也依然能飘进来。风暴结束后，我们会清扫尘土，要用好几个桶才能把那些尘土清理出去。与这风暴相比，蝗虫风暴则更为糟糕。当蝗虫群从天空扑向小麦地和棉花地时，它们也会遮蔽天空，吞噬所有的作物，清空花园，并在马路和人行道上形成翻扭跳动的蝗虫队伍。走在路上时，它们会在你的脚下嘎吱作响，令人作呕。这些异常强烈的灾害的受难者经常是移民来的农户。在我们学校，有些孩子会一连几天都穿同一件脏外衣。他们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看起来脏兮兮的，满是灰尘，而且看起来很饥饿。对于这些孩子的家庭，父母会送上装满食品的篮子。那时，母亲已不再抑郁，她发现忙碌是抵抗抑郁的最佳方式。因此，她为那些有需要的孩子做围巾、帽子、袜子和连指手套。此外，她还做面包，通过面包售卖活动，施惠于科尼的穷人。他们的善行不仅局限于美国，父亲还会把钱，连同母亲做好的衣服汇往他们各自的家乡，为家乡谋福——他把繁荣时候所存的一半储蓄都寄了回去。他们的榜样行为至今我都不会忘记。
那时，年少的我还不能完全领会父母的行为所蕴涵的道理。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回馈社会。可我的父母从未在美国得到过任何人的帮助，除了最宝贵的礼物——当他们来到美国的时候，这个国家所提供的机会。由于这个机会，他们有了今天的生活和成功，他们认可文明社会的契约——这是一条双向的马路，有来有往；通过帮助那些时运不济的人，包括那些近在咫尺和远在天边的，他们答谢了这个国家赐予他们的礼物。
虽然沙尘暴和漫天的蝗虫吓坏了我，我也对那些饥饿的人和穷苦农民很同情，但归结起来，大萧条中，人们更倾向于以自我为中心。有两三个本地理发师在咖啡馆用餐后没钱结账，因为他们的顾客开始不愿去理发店理发了。为此，父亲制订了双边交易协议，即食品换服务。每当我和弟弟需要理发时，父亲就把我们送到其中一个轮到的理发师那里。如果轮到的理发师技艺不精湛，我就会拥有一头碗状发型，看起来像那些农场孩子，（根据我的想象）他们的头发是他们父亲用修枝剪或钝的剪刀在家帮他们剪的。我讨厌让那些理发师理发，我还会就此事与父亲理论，但最终，我没有选择，因为正如他解释的那样，他们只能靠理发来偿还欠咖啡馆的债。此外，他也不会因为儿子自负，不愿意接受不完美的发型，而让那些人变成赖账者。通常我会在理发之后用剪刀重新修剪，希望能弥补头发受到的破坏，但是这从未奏效。直到后来，我才认识到大萧条是如何迫使人们节俭的。从这个经历中，我学到，即使是在萧条时期，也千万不要吝啬你的花费，而在经济景气的时候，应该节俭再节俭。
在家，父亲严格地要求我培养储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