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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因你不同-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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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下一个阶段的时候多一个伴侣,让她陪着我选择,陪着我走人生路。我不一定将来能够成功,但是,我希望能够让她快乐,给予她幸福。在信件里,我表达了结婚的想法。但是,这件事情对于她来说,真的是太突然了。她后来对我说,她不但从来没有想过结婚的事情,更觉得结婚对于她来说简直是十万八千里远的事情,被我一问,有点懵了。因为她还想在台湾多待一阵,还想照顾外婆。等待她多日考虑后,我给她的家里拨了越洋电话。我清了清嗓音,对着电话说:“我知道,这样的求婚对你来说有点突然,我们的年龄也比较小。但是我已经认定你了,我相信你也认定我了。所以,”我顿了顿说,“你愿意嫁给我,让我成为世界上最快乐的男人吗?”
  电话那一头几乎是沉默了半分钟,我才听到了一声“愿意”。后来,她告诉我,她本来还是有顾虑,但是被我的真情打动了。
  在1983年8 月6 日,我们在台北举行了婚礼。
  现在有些年轻人得知我一辈子只有一份感情,或者说第一次恋爱就结婚了,感到十分不可思议。尤其是我在21 岁就组成了家庭,感到有点震惊。其实,对于我来说,正是因为有了稳定的感情依靠,使得我在美国读博士期间,不再感觉到孤独,也让我有了心无旁骛、全力以赴做科技研发的动力。
  妻子这25 年来任劳任怨,相夫教子,对家庭付出极多。对她的家人,她总是充满着爱心,永无止境地奉献,无论是每天六点起来为全家榨新鲜果汁,还是亲手缝衣服和被子,或者是把衣服烫得笔挺,我们生活里的每一处都能看到她的关怀。在我繁忙的时候,她照顾着我。在我专注工作的时候,她从不抱怨。在我职业生涯进入低谷的时候,她安慰着我。我遇到过很多次职场的挑战以及生活地点的转换,都是在她的陪伴支持下度过的。
  在这25 年的婚姻里,我们相伴走来,拥有了太多太多浓得化不开的亲情与感动。
  第四章 博士生涯
  ■读博士,就是挑选一个狭窄并重要的领域作研究,毕业的时候交出一篇世界一流的毕业论文,成为这个领域里世界首屈一指的专家。任何人提到这个领域的时候,都会想起你的名字。
  ■你从学校带走最有价值的不是这份论文,而是你分析和独立思考的能力、研究和发现真理的经验,还有科学家的胸怀。当你某一天不再研究这个领域的时候。你依然能在任何一个新的领域做到最好。
  ■瑞迪教授这样说:;我不同意你,但是我支持你。'这是一种真正的科学家的精神。他这种;科学面前,人人平等'的信念,深深地影响了我。这种无言的伟大,让我受益终身,也让我以这种信念对待他人的不同意见。
  ■只会思考而不会表达的人,与不会思考的人没什么两样。
  ■如今,我在各个学校里做巡回主题演讲,每年至少25 场,面对至少10 万学生。当年那个羞涩、
  内向、恐惧的小伙子已经不复存在。这还得感谢那个暑假的尴尬经历,它让我认清了自己,并让我勇于挑战自己。装了芯片的售货机
  1983年,我以计算机系第一名的成绩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很多教授都建议我直接攻读计算机专业的博士,而我也感觉到这门学科像万花筒一般多姿多彩,让我“欲罢不能”。
  对于选择哪所学校攻读博士,我心中已有三个备选,分别是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MIT)和卡
  内基·梅隆大学。这三所大学在计算机领域都有着很高的建树,由于此前和卡内基·梅隆大学的教授里克·雷斯特有过交流,4 月,卡内基·梅隆大学竟然邀请我免费飞到匹兹堡参观他们学校。
  匹兹堡是美国的钢铁工业中心,宾夕法尼亚州的第二大城市,著名的钢铁大王卡内基,正是在这里建立了自己的钢铁王国。而卡内基·梅隆大学,正是以其捐资人安德鲁·卡内基和安德鲁·梅隆的名字命名的。
  卡内基·梅隆大学综合排名在十几名左右,但是在计算机科学领域,过去40 多年,它总是排在第一位(现在,它与斯坦福和MIT 并列第一),这要归功它的计算机科学学科的三位创始者:赫尔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诺贝尔奖得主,也是中国科学院最早的外籍院士之一)、艾伦·佩利(Alan Perlis,图灵奖得主)以及艾伦·纽厄尔(Alan Newell,图灵奖得主)。
  早在1950年刚提出数位计算机的概念时,他们三位就分别开始在卡内基·梅隆的商学院、数学系
  以及心理学系进行计算机研究。1965年,他们创立了美国最早的计算机科学学科,并开始四处寻觅优秀人才,吸引到了多位计算机领域的大师,包括尼科·海博曼(NicoHabermann,算法大师,首任院长),拉吉·瑞迪(RaiReddy,图灵奖得主,第二任院长,语音和机器人专家)、曼纽尔·布卢姆(ManuelBlum,图灵奖得主,密码学大师)、伊凡·苏泽兰(IvanSutherland,图灵奖得主,计算机图形学发明人)、兰迪·鲍许(Randy Pausch,感动世界的“最后一课”教授)、丹纳·斯科特(Dana Scott,图灵奖得主,计算机理论大师)等。
  在这些大师的带领之下,1986年,卡内基·梅隆大学从国家拿到的科研经费总共是l.1 亿美元。相比之下,当年中国自然科学基金会刚成立时,科研基金总共才1 000 万美元。而且,卡内基·梅隆真的形成了一个优秀师资、优秀学生、丰厚科研经费的良性循环。此外,在计算机学院的领导下,艺术系有了很多用电脑设计出的艺术品,建筑系也更加专注于电脑辅助设计,整个学校围绕着计算机形成了它的特色。
  这样传奇的一个学校,竟然看中了我,我一时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尽管没有哥大那种神圣的希腊式建筑,但是卡
  内基·梅隆大学的校园幽静古朴。最有趣的是计算机学院的那幢建筑,虽然在全美得过建筑学方面的奖项,我却认为它“丑得不像话”,整个建筑都是水泥砖墙堆砌而成,内外都不粉刷。一直到现在,那幢建筑还保持着原来的样子。就是这样一座奇怪的建筑,成了培养计算机人才的圣地。
  这次参观,让我对计算机学院里的天才们有了近距离的观察。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就连计算机学院的一台自动售货机里,都安装有“局域网”,学生可以通过自己的终端看到自动售货机里还剩下几瓶汽水和可乐。
  当时带我去参观校园的是一名在读博士,他叫约书亚·布洛赫(Joshua Bloch,后来他加入 Sun,成为Java 大师,他撰写的Java 著作被全世界公认为Java 圣经。他现在在Google 工作)。走到自动售
  货机那里,他开心地指着售货机对我说,“知道这个家伙怎么连上校内网的吗?那些家伙(计算机学院里的博士们)太懒了,他们希望待在宿舍就知道他们想要的东西还有没有,于是就在自动售货机里装上了芯片。你看,现在他们不用走冤枉路了。”
  这个“异想天开”的杰作,让我觉得又可爱又天才。不过就是为了少走几十米的冤枉路,那些计算机博士就花了整整两个星期的时间,去研究怎样在售货机里装上芯片。简直是一群太可爱的“书呆子”了!
  来到卡内基·梅隆,我终于感觉到了天外有天,我还以为自己是最厉害的编程高手,哪知道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博士生们,早已在玩着更帅的技术。
  通过约书亚·布洛赫的介绍,我还得知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博士生教育有一种独特的制度,那就是教授与学生之间的“marriage process”(结婚过程)。博士新生并不急于定下自己的研究方向,在开学的第一个月里,他们每天要听不同的教授讲课,就跟相亲一样,对七八十名教授的课程进行评估,
  自己感觉对哪位教授的研究领域有兴趣,然后填下三个“志愿”,以选择自己的教授和研究方向。世界上居然还有这样的事情?我感觉到十分惊喜!约书亚告诉我,大部分学生都会被第一志愿录取,万一没有,也基本可以保证得到三个中的一个。这样,学生们就能在自己最感兴趣的领域,把自己的研究能力发挥到极致。这也再次充分证明,美国的教育制度,是让兴趣的指挥棒发挥最大魔力的制度。我再次被这种机制深深地吸引。看到了这么神奇的环境、天才的同学、宽松的制度,我不再犹豫,接受了卡内基·梅隆大学的邀请。爸妈想都没有想到,我最后选择了一个他们从没听说过的大学,去了一座工业老城匹兹堡,并把我的未来和希望寄托在那里。走进卡内基·梅隆
  1983年8 月,我从纽约来到匹兹堡,花450 美
  元在校园附近租了一间房子,等待我的新婚妻子飞到美国和我团聚。当时,我读博士的奖学金是每个月700 美元,租房子后,想到每个月只剩下250 美元的生活费了,我不禁为自己的前景担忧起来。
  打扫完刚刚租来的房间,面对家徒四壁的景象,我真的有点不知所措。这个时候响起了敲门声,我打开房门一看,天啊!我的四姐夫站在我的面前,他的背后是一辆大卡车,里面装满了各种家具和生活用品。“知道你快过不下去了,我集合了三家的家具来救援你。”四姐夫说。原来,姐姐们知道我生活拮据,也知道我不愿要她们的钱,就搜集了各家各户的生活用品,租了一辆卡车给我送过来。 
   我站在门口,嘴巴张得好大,惊讶得不知道说什么好。等一切摆放停当,我发现我睡着四姐的床,用着三姐的衣柜,炉灶上摆着五姐的电锅。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就这样一穷二白的,我开始了自己的博士生涯。
  第一个月,我按规定和所有的教授来了一次“相亲”,每天听不同的课程。在这些课程中,我注意到了拉吉·瑞迪,他的研究方向——语音识别引发了我极大的兴趣。
  瑞迪教授是一个50 多岁的印度裔教授,小个,秃头,和蔼可亲,博学多识。上课的时候,他大讲《星际迷航》、《机器人》这些科幻片,还放电影片段给学生看。谈起语音识别的时候,他的眼睛里总是闪耀着光芒。瑞迪教授最大的特点是喜欢拥抱别人,不是美国人那种友谊式的拥抱,而是那种死死的熊抱。瑞迪教授还是总统特别委员会的一名成员,但是他一心沉浸在计算机的世界里,中午几乎不吃正餐,通常只是叫一个比萨,一边吃一边跟大家讨论,完全是一幅“走火入魔”的状态。
  在选择研究方向的时候,我考虑了很久。一方面,太抽象的研究很容易看不到应用前景,另一方面,过分注重应用前景的课题往往又不太深刻,而语音识别正是这两个方面的最佳结合。而且,想到这是一个能够改变未来计算机和人类交流方式的课题,我感到兴奋不已。于是,我写下了拉吉·瑞迪的名字,有趣的是,瑞迪教授也早已看上了我这个
  学生。我们几乎是一拍即合,一场轰轰烈烈的“相亲”就这样结束了。我终于确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语音识别。
  卡内基·梅隆大学对博士教育实行“严进严出”的制度,学校每年申请攻读计算机专业博士的学生有3 000 人左右,可收到录取信的只有30 人左右,只有非常优秀的本科毕业生才可能脱颖而出。而且,就算被录取了,也不意味着你能安全毕业。前两年,每个人都要经历四门资格考试的生死锤炼,它们分别是:systems(系统),software(软件),theory(理论),artificial intelligence(人工智能)。博士生要求在前两年每个学期选学其中一门,但是这些课程非常难,每次的通过率基本上只有60%,如果选修的课程在前两年通不过,那么只能在后几年继续考,但是那意味着你将和研究工作争抢时间。而最终四门中有一门通不过,都可能被淘汰出局。
  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计算机学院还有一个著名的“黑色星期五”制度,即每个学期的最后一个星期五,系里所有的教授会进行一次集中讨论,讨论的话题是“哪个学生要被请出学院”。那些学习成绩不好的、研究项目毫无进展的,都有可能在“黑色星期五”被淘汰。卡内基·梅隆大学每年培养一个博士生的经费大约是两万美元,而一个拿不到博士学位的人,对大学来说是一种浪费。
  在卡内基·梅隆大学的El 子里,大家每天都投入地学习着。大家都知道,这里有许多世界一流的教授做伴。除了我那充满激情的导师瑞迪教授,还有一位每一门课程都能教的华人教授,他是华人中顶尖的计算机天才,对专业的研究非常精深,不过他有点结巴,有的时候一个音节拖了半天也说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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