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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编制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被“大跃进”搞乱了，“建议”提出的指标在实际工作中已经起不了什么约束作用。1958年8月，*中央在北戴河召开的会议上，通过了建立人民公社和1958年钢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的决定。这一年各地“大办”成风，包括大办农业。有的地方粮食放“卫星”，说稻子亩产几万斤，有一阵毛泽东都担心起粮食吃不了怎么办，是不是一天吃5顿饭；可周恩来到一个亩产大户现场看了看，这里稻田里插着亩产10万斤的标牌，稻田的上空像灯火球场一样，电灯通明，说是为了加强光照，旁边正有一台大鼓风机在呼呼作响，说是为了通风。周恩来暗中一算，这不可能是一亩田的稻子，至少得几十亩田的稻子移过来的。因为有外宾在场，周恩来没有当场提出批评，但是回来以后，心情十分沉重。7月18日，周恩来到上海市郊马桥镇看高产田，听说“夜战”“苦战”，一亩地种了12万穴，他当即指示，要合理密植，要关心社员的生活，要让社员吃好休息好。同月，周恩来在广州召集一些县的负责人了解情况时，对他们说：粮食产时要避免虚假性，要保证社员的口粮，千万不要讲大话，损害群众的利益。在大刮“共产风”时，周恩来到河南去视察工作，批评省委主要负责人，要他谨慎。
“大办钢铁”，是大伤元气。
河南新乡市放出一天产生铁102万吨的高产“卫星”。周恩来看到这个材料后，问身边搞过钢铁生产的秘书顾明，这有无可能？顾明回答说：“我们在鞍山钢铁厂，炼一吨生铁需要贫矿石三四吨，炼焦用煤要二三吨，加上石灰石、辅助材料等要10多吨。102万吨生铁，需要1000多万吨的运输量，所以这不可能是真的。”周恩来就要顾明到河南去看看。顾明去后，把土法炼出的所谓生铁带了回来，实际上，其中最好的也不过是含铁成分较多的海绵铁。大批农民上山炼铁，许多地方分不清什么是铁矿石，把比较重的黑石头块当成了铁矿，也弄不清一吨是多少，把一担当作一吨。周恩来心中很不安，照此下去，废铁成山更是浪费。他每星期亲自主持一次钢铁会议，还调了13万多大学生去各地帮助分析化验。到了冬天，*四川省委工业书记陈刚向周恩来请示汇报，说四川还有几百万人在山上，既无衣被御寒，又无粮食充饥，钢铁任务没有完成，怎么办？周恩来当机立断：立即下山。
庐山：历史的插曲（3）
对此，一直关心粮、钢跃进的毛泽东不能说不闻不问。他走出红墙到各地视察时，在红薯地边，有人上前扒一块红薯，个不大，再扒一块，还不大。毛泽东看在眼里，不让再扒，转身留下一句话：“亩产13000斤？秋后我再来看。”从小种过地的毛泽东对亩产10万斤有过怀疑，他指着一位负责人说：“你没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这是放大炮。”有人解释，用电灯为水稻照明，用鼓风机朝水稻鼓风就可以亩产10万斤。毛泽东仍摇头：“吹牛，靠不住。这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有人想让小孩子往水稻上站以证明一下，毛泽东还是摇头，说：“娃娃，不要上去。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
人们也许会奇怪，既然毛泽东不相信这些，为何又不制止呢？一个原因，那就是毛泽东始终认为，这只是具体工作中出现的具体问题，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的问题。对“大跃进”的方向，他始终是坚信不移的。对亩产10万斤这件事，他曾对秘书高智做过这样的解释：你不要相信这件事。可是群众运动“不热不行，不热群众起不来。不冷也不行，热过了劲就要坏事。咱们现在根本达不到那个水平。”他的意思是群众热起来的时候，只能淋一点毛毛雨，不能泼冷水。所以，他对群众中出现的狂热和浮夸，他不相信，但也不批评，相反还要鼓励，因为他相信这股空前的热情能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
尽管毛泽东不愿向群众泼冷水，但触目惊心的事实却不能不让他顾及事物的另一面。1958年11月2日至10日，毛泽东在郑州召集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这就是第一次郑州会议。这次会议是为了纠正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以浮夸风、“共产风”和瞎指挥为主要特征的前一段的“左”倾错误，提出社会主义时期不能消除商品生产，不能剥夺农民。接着毛泽东又在11月21日到27日在武昌召集有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毛泽东在23日讲了一次话，提出要“压缩空气”：“我在这里反冒进。从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破除了。”接着，*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召开。这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提醒全党认真注意在战略上要藐视困难，在战术上要重视困难，既要有冲天干劲，又要有科学分析的原则，认真使经济计划建立在充分可靠的基础上，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互相保持适当的比例。这次会议气氛很融洽。会议结束的那天，湖北省委为了表示庆贺，在东湖宾馆宴请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以及各中央书记处的书记。毛泽东平时不喝酒，有客人时也只是稍喝一点。这天他的兴致很高，喝了两杯，满脸通红。身边的工作人员祝酒时，他说：“总理的酒量好，请总理喝。”
于是工作人员便举着酒杯来到周恩来面前，请他干杯。周恩来即将酒杯高高举了起来：“是应该庆祝一下。”大家几乎是排着队来敬酒。周恩来一杯接一杯地喝，脸也不发红。可是这天晚上周恩来喝醉了，到了半夜，鼻子出血的毛病又犯了。第二天一大早，罗瑞卿一见到昨天给周恩来敬酒的工作人员，就责怪道：“你们怎么搞的，怎么能向总理这样子敬酒？就是大家高兴，也应该有节制，以后不许这样干！” 。 想看书来
庐山：历史的插曲（4）
仿佛是高速列车紧急制动了两下，就要脱轨的经济找回了轨道。
毛泽东的“紧急制动”，正合周恩来之意。这使得周恩来的步履变得轻快了，他又比较好说话了。他不时提醒人们，高速度要建立在客观可能性的基础上，经济发展要遵守有计划按比例的法则。作为一国总理，他不能不忧虑经过1958年的大浪费后，来年人民如何生活了。12月24日，他到河北安国县和徐水县视察，看了制药厂、机械厂、农业红专大学和一些新居民点。徐水本来是个极平常的县，“大跃进”开始却不同凡响起来。他们有句著名的口号传遍了全国，那就是“白天赶太阳，夜晚追月亮，黑夜当白日，一天当两天”，他们还有许多“拳头产品”比如“葡萄串”式与“满天星”式的水库，还有惊人的粮食亩产2000斤，人均4000斤的目标。毛泽东8月份曾来此视察过，曾和乐观的农民探讨过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也就是在这里，他笑谈过“一天吃5顿也行嘛”；4个月过去了，这里究竟如何？当周恩来看到把不够中学程度的学生集中到一起学习，挂起大学的牌子，他心里一阵酸楚，一路上直摇头。在返回的路上，他对陪同他参观的*河北省委领导人说：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要随便减少耕地，今年的吃饭不要钱的口号，“把共产主义庸俗化”了。他指了指路边闲置的耕地，说得很实在：“我对放开肚皮吃饭这个口号有怀疑，吃太多对人的胃没有好处，人身体每天需要的营养是有一定数量的，到明天青黄不接的时候，粮食可能出现紧张局面，要注意听老农的话，允许吃饱，但不能浪费粮食。”第二天，他在看过话剧《烈火红心》后讲话，又联系到工业、农业：光凭蛮干是不行的，干劲要有，但也得有科学根据。
为了讨论经济工作、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和国家机构的人事配备，1959年3月25日，中央在上海召开八届七中全会。毛泽东在听了薄一波《关于第一季度工业计划执行情况和第二季度的安排》的报告后，当即借题发挥，对各部门的工作狠狠地批评了一番：“搞了10年工业，积累了10年经验，还不晓得一套一套要抓。安排了98套（指大中型轧钢机），2月底还报可完成31套，结果只搞了16套，还有一部分配不齐全，这是什么人办工业，是大少爷！现在工业要出‘秦始皇’，我看你们搞工业的人不狠，老是讲仁义道德，搞那么多仁义道德，结果一事无成。搞那么多干什么？削它500项，如果不够，再削，削600项（指基建项目）。”
周恩来顺着毛泽东的话题说：“要有决心，头上要沾点血。”
毛泽东：“根本不要决心，干掉就完了。”
周恩来：“这句话就是决心。”
*插话：“1000多个项目，一季度只有20多个投入生产。”
毛泽东：“何必那么忙，急得要死，一定要搞1000多项，又搞不成。搞成我赞成，问题是你搞不成。从前讲轻重缓急，现在讲重重急急要排队，算得一点经验了，重中有重，急中有急。”
毛泽东、周恩来都赞成*的意见，把计划定在确实可靠的基础上，宁肯将来超过，大家心情舒畅一 点。毛泽东说：“现在看，人心所向，横直没有东西，我们从前讲过的，钱只这么多，现在是钢材只有这么多，看办多少事。”
庐山：历史的插曲（5）
过了几天，周恩来在会上讲了三条经验：一定要有保险系数，统统打满不好，要留有余地，藏一点。从北戴河以后步步退却，就是因为不落实；逐步提高定额，超额完成；实事求是。
5月17日，周恩来写了《关于总理和八个副总理分别到九个产铁重点地区去视察的报告》，请*批转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核阅。报告说：
根据我在中央书记处、政治局和主席处的报告，为了了解目前各地钢铁，主要是地方生铁的生产情况和问题，为六月中央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提供这方面的材料，我已征求陈毅等八个副总理的同意，我们于本月20日前后分别出发到九个产铁重点地区去视察，于6月15日左右回京。分工视察的地区是：周恩来……河北；陈毅……山西，可能时再去内蒙……
可以说，在庐山会议之前的这段时间里，周恩来一直在努力纠正经济上的浮夸、蛮干，一直在坚持和宣传自己的上述观点，诚然，这鼓点是和毛泽东的节奏合拍的。
在从武汉到九江的轮船上，毛泽东在准备庐山会议讨论的问题。他确定了18个问题，其中的“国际问题”是他后来与周恩来通电话，周建议加上的，于是成了19个问题。
毛泽东秘会贺子珍
在7月16日以前，庐山会议还是开得比较轻松的，确有“神仙会”的味道。根据会议的安排，白天开会、读书、看文件，晚上看戏或跳舞，星期天休息。开会之余，有人游览风景名胜，有人做诗填词。特别是毛泽东的《到韶山》、《登庐山》两首诗由周小舟、胡乔木二人传出后，山上更是诗风大盛。
毛泽东的心绪也是平静而轻松的。他甚至怀揣着一个多年的愿望：那就是能否秘密会见一下阔别已久的贺子珍。
贺子珍是1947年从苏联返回中国的。据说毛泽东当时准备让她仍回到自己身边，说这是历史造成的，还是要按中国的老传统解决。可是后来组织上又决定不让她进北京。在行动上，她无疑要服从组织，而思想上她仍对主席一往情深，思念不已。在1954年9月全国第一届人大期间，她打开收音机，照例收听每日新闻，突然，一个十分熟悉的声音从收音机里传出，她凝神细听，这不是毛泽东在说话吗？是他，是他……砰的一声，她昏倒在沙发上。经过抢救，她虽然苏醒了，而精神上的健康，再也无法恢复。患了精神分裂症的贺子珍在上海时，时好时坏，她提出到江西南昌住些日子，仍不见好，复发的症状越来越重。发病时，她疑虑、恐惧，处于高度的紧张状态，总认为有人要谋害她。厉害时，不吃不喝，木然而坐，两眼发呆。她的体质完全垮了下来，与年轻时挺拔秀丽的模样相比，简直是换了一个人；她若不发病时，仍然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头脑也清醒，但不能谈得太久……
毛泽东对此多少有些耳闻。他又是个怀旧念情的人，心里总不免想起她。1954年，贺子珍听到他在广播里的声音发病的事他也听说了，轻易不落泪的毛泽东流泪了。贺子珍到江西后，毛泽东让他俩的女儿娇娇（李敏），多次到南昌来看她，而且总要带些贺子珍喜欢吃的东西和难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