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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中国:张艺谋传-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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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票拿下金鸡、百花双料影帝(3)
吴天明拉着张艺谋转身便走,来到剧组立即向大家宣布:孙旺泉找到了,就是张艺谋。有好一段时间剧组成员没有说话。有和吴天明关系近、资格老的工作人员也不怕伤了张艺谋,直接对吴天明说:“你的神经没有毛病吧?”这事不仅在剧组炸了锅,在整个西影厂都传开了。
  议论越多,张艺谋的压力越大,驱动力也越强。他背起铺盖卷就去了太行山下的石五胶村。这是一个偏僻的贫困村,老乡们还过着很原始的生活,比张艺谋下放的那个村子差老远。好在张艺谋在农村呆过。一到石五胶村,他就和当地农民打成一片,剃了光头,穿上了大腰裤,整天光着脊梁,吃住都在老乡家,白天和老乡一起下地干活,一起下沟挑水。为了使皮肤粗糙、黝黑,他每天中午光着膀子在烈日下暴晒。他挑水,每天就挑10担;他打猪食槽,还背了两个多月的石板,一天背3块,每块100多斤。当然,这些并不是农民的活,而是剧情的需要。后来,吴天明说起来就特佩服张艺谋,不佩服不行呀,人家是怎么干出来的:电影里打猪食槽仅仅只有两个镜头,可张艺谋愣是打了两个月;电影中的老井村农民都是蹲着的,所以张艺谋无论是在石五胶村体验生活,还是在剧组开会,从不坐板凳,一律蹲着;蹲着的同时他还弄一把土在手里搓着,为的是让自己的双手变得粗糙。有一场戏,井塌了,孙旺泉和巧英被埋在里面,随时都可能死。那种濒死的感觉到底是怎样的,吴天明让张艺谋想,张艺谋想不出来。为了真正找到那种感觉,张艺谋开始禁食,硬是3天半滴水未沾、粒米未进。电影中,孙旺泉和巧英于绝望中做爱的镜头,孙旺泉是那么的疯狂有力,可谁知道,此时的张艺谋已经3天半没喝水没进食,早已经饿得头昏眼花。
  对于张艺谋的表演,吴天明是极其满意的。他评价说:“艺谋的表演虽略欠细腻,但那准确的感觉和那朴实劲,是一般专业演员难以达到的。比如挑水一场戏,他在山顶上呐喊的时候,那动作、表情、声音是多么棒!一般专业演员是绝对不会那样演的。他们总是检验自己美不美,好看不好看呀的。其实孙旺泉是个穷山沟里的农民,他才不会做什么形象控制呢。”
  《老井》的样片出来了,还像从前一样,肖华跑去看样片。显然,看这部电影,对肖华是一次巨大的情感冲击。她有一次看过样片出来,恰好遇到一位同事,那个同事问她:“你带末末去看《老井》的样片了?”肖华回答是。那个同事又说:“你怎么能带孩子去呢?他们都在说你带孩子去看,末末喊:‘爸爸怎么跟阿姨睡觉?’”肖华当即反驳说:“纯粹是造谣,末末才3岁,哪能说出这样的话!”
  由此也可以看出,张艺谋和巧英在井下的那场戏演得是如何逼真,对于整个社会的冲击是何等的大。
  《老井》是个老故事,但吴天明也弄出了一些新意,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近乎赤裸的性爱场面。这种场面在今天似乎司空见惯,可在当年这不是一件小事。另一个新意,便是张艺谋所演出的那种男性的力量,那种倔强的力量。这种力量,很快得到了专家的认同,这部影片让张艺谋捧走了1988年金鸡、百花的两大最佳男主角奖杯。
  许多科班演员为了这个奖杯,奋斗终生而不得;张艺谋只不过玩了一回票,却一下子拿下两大影帝,凭的是什么?是他对电影的热爱,还有他对电影的理解。当然,不能否认的是他的艺术天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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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红高粱,拍《红高粱》(1)
张艺谋真正决定当导演,是在找到了合适的题材之后,也是他借调到西影厂不久的事。
  知道张艺谋在悄悄寻找题材,在图书馆工作的肖华便格外留意,有时间便翻阅各种文学期刊,希望帮他找到好的素材。这天,门房送来了新的杂志,有好大一堆。肖华埋头整理,一一归档,其中有新一期的《人民文学》。她拿起来随手翻了一下,发现上面有莫言的一篇新小说。肖华知道张艺谋很喜欢莫言的小说,年初的时候还特意嘱咐过她,以后要多注意莫言,之前他对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非常感兴趣。
  将杂志归档之后,她迫不及待地读起那篇小说,没想到一读就迷进去了,想让张艺谋也看看。张艺谋从小就是小说迷,对小说有很高的鉴赏力,对莫言的新小说,他怎么可能不如获至宝?他当即从妻子手中接过杂志,认真地读起来,一边读一边说:“好东西,好东西!”他简直像着了魔一样,连吃饭的时候也在读,完全不知道饭菜是什么滋味。他拿定主意,自己当导演的处女作就弄这个《红高粱》。
  为了《老井》,张艺谋前往山西太行山地区体验生活,回来时,经济并不宽裕的他竟然慷慨了一回,从农民那里买了一大堆衣服。他还真奇怪:新衣服不要,没有穿过的不要,要的就是人家身上的旧衣服、破衣服。朋友们都不明白他发了什么神经,竟然干了这么件蠢事。回到家后,他将自己的想法告诉肖华:他是想体验一下《红高粱》中那些农民的心态,想穿着这些衣服找一找感觉。肖华知道他的个性,虽然多少有些心疼那些钱,可见他是为了工作,也就没有多说半句,只是说“总得洗洗吧”。张艺谋忙说“要洗,要洗”。于是,肖华将所有的衣服放进了盆里,包括一件发白蓝咔叽布裤子、一件白布衬衣、一条红腰带。肖华哪里知道,那红布是土布,土法染的,会褪色。不一会儿,整盆水都红了,她赶紧将衣服捞起来,还是慢了一步,白衬衣成了花衬衣。
  第二天,张艺谋还果真穿着这套行头上班去了。晚上回来他对肖华说:“今天穿这身衣服,谁见了都要问怎么回事,连卖西瓜的农民都说这样的衣服现在要饭的都不穿。他问我们拍戏一天挣多少钱,怎么这么苦。”张艺谋自然不肯说自己是在体验生活,只是叫苦,那农民怎么都不肯相信。
  由于上衣颜色太刺眼,张艺谋仅仅穿了一天,此后便光着上身进进出出,末末见了直笑,说爸爸像济公和尚。整个夏天,张艺谋就这套行头,光着膀子过了几个月,甚至形成了习惯。有一个星期天他带着老婆孩子去逛公园,自行车上一前一后搭着母女俩。正是大中午的,骑出了一身的汗,他突然停下来,脱去了上衣,光着上身骑车。肖华后来说:“这一下可好,来往的行人都朝我们这一家人身上看,看得我浑身不自在,不知该把目光投向哪儿才好。实在忍不住,就对他说,你也讲点文明,怎么能在大马路上光脊背骑车呢?有碍观瞻。他说,这怕什么,在东大街我也敢。”
  这个夏天,张艺谋差不多是光着膀子过来了。
  这个夏天,《老井》的拍摄工作基本完成了,张艺谋刚刚闲下来,便又拿起了《红高粱》。此时,电影圈已经有很多人知道张艺谋对《红高粱》非常感兴趣,纷纷帮他出主意,也有朋友开始替他联系莫言。基本工作做好后,张艺谋便决定去找莫言谈谈。
  那时候的张艺谋虽然已经红透了,可作为导演绝对属于新手,且经济上也还非常一般,去莫言家还是挤公共汽车。那天公共汽车上特别挤,他不敢耽误时间,拼命往上挤,不留神脚被车门给夹了,当时觉得脚上一阵麻,因为人多也没太在意。中途有一个妇女下车时突然尖叫一声,大家才发现一溜血由车内顺着门往外流。张艺谋此时才觉得有异,脚板底下有一层黏糊糊的东西,低头一看,整个大脚趾都是红的。好心的售票员把他拉到终点站,在卫生所包扎了一下。他便拖着伤脚去见莫言。
  莫言当时的编制在北京军区,住在军区大院的一座筒子楼里。张艺谋那天一拐一拐地走进大院,却忘记了莫言的房间号,只好站在楼下喊。不一会儿,远处一个房间的门开了,莫言探出头来问道:“谁找我?”张艺谋说:“是我,我是张艺谋。”莫言一看张艺谋那模样,顿时笑了起来,说:“你长得真像我们村子里的人。”。 最好的txt下载网

种红高粱,拍《红高粱》(2)
张艺谋不太流利地说明自己的来意,莫言说他已知道,有位朋友已经告诉他了。张艺谋在路上想好的套话竟然一下子没了。好在莫言很容易接近,让他坐下又替他沏茶,主动提起话题,开始谈改编《红高粱家族》的事。不知是不是因为张艺谋“像我们村子里的人”,莫言十分爽快地答应了合作,同时提出他对写剧本并不在行,是否可以找个专业编剧。
  说出来令人难以置信,当时张艺谋和莫言谈定的版权价竟然是800元。同时张艺谋和莫言还谈定,剧中一定需要大片的红高粱,这东西不好找,得事先种。莫言答应回他的家乡山东高密去找当地农民协商。张艺谋告别了莫言后,又开始和剧作家朱伟以及陈剑雨一起弄本子。当年的12月,剧本出来了,交给西影厂,厂里却有了不同意见,双方争执不下。张艺谋急坏了:庄稼不等人,错过了这个季节,高粱地怎么办?如果不能在开春时种下百十亩高粱,明年是绝对不可能拍这部影片的。
  要说张艺谋此人运气可真是好:招工的时候遇到王闰芝,读大学时遇到白雪石、华君武和黄镇,进入电影圈又遇到魏必达和吴天明。这些人都是张艺谋命中的贵人,比如吴天明,他知道张艺谋心里急,于是给他拨了一笔专款,让他拿着这笔钱先去种高粱。
  拿到这笔钱,张艺谋立即和莫言一起来到莫言的老家山东潍坊。莫言是当地的名人,他和张艺谋一起硬是一家一家发动,在山东高密的胶河两岸种上了大片的高粱。到了1987年7月,高粱应该抽穗了,张艺谋再去看,发现叶子蔫蔫的,根本没有他想象中的火红。他问原因,老乡告诉他,因为今年缺雨,高粱严重发育不良,众人只是挑水抗旱,可高粱面积太大根本顾不过来。如此,张艺谋再一次急了:这可是吴天明冒着风险给自己批的钱,今年这高粱不出效果,他的片子怎么办?
  还是莫言有办法:他直接找到县委,县委立即送来了化肥,还准备了抽水机。张艺谋于是组织人施肥,安排抽水灌溉。刚刚干了3天,老天似乎也被他感动,及时下了一场透雨。他又在这里待了几天,看见高粱长势非常之好,都拼着命往上蹿,这才放了心。
  高粱地弄好了,还有一个外景地需要考虑,那就是颠轿所用的外景地,还包括酒坊。这一定要有广阔且裸露的黄土,酒坊要让人觉得有一种苍凉感,这种感觉在山东肯定找不到,甚至整个华东都找不到。张艺谋想到了西北。当初拍《黄土地》的时候,外景地选在西北影视城,对那个地方他有着极深的印象。
  今天,西北影视城已经享誉全国乃至全球;可在当年,知道这地方的人还不是太多。这个影视城坐落在银川市西北郊旷野之中两座相邻的古城堡遗址,地名镇北堡。
  这个影视城的建成,作家张贤亮功不可没。当年,张贤亮成了“摘帽右派”,转入银川南梁农场当农工,同事告诉他附近有个集市,在镇北堡。他去那里买东西,远远就看到荒滩上耸立的两座古堡废墟,四周一棵树也没有,一切都是那么荒凉,似乎在用一种特殊的语言向人们诉说着什么。太阳的金辉洒下来,更增加了一层神秘和荒凉感。进入古堡,发现这里的交易非常活跃,一种特别古朴的民风在这古堡中弥漫着。他当时就想到了好莱坞电影中的西部牛仔,想到了某些文艺作品中特别的力度感。
  这一切给张贤亮以强烈的震撼,让他深刻体验到一种说不出的穿透力。后来他也以镇北堡为背景写了不少小说。1981年,著名导演谢晋决定改编张贤亮的小说《灵与肉》,剧本由张贤亮本人完成。有了这层因缘,谢晋来到了镇北堡,顿时为此而惊叹,镇北堡也第一次走上了电影。后来,张贤亮产生了在这里建一个电影城的想法。这就是今天声名卓著的西部电影城了。
  西部电影城之所以出名,与几个人的名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第一个,自然就是张贤亮;第二个,是谢晋;第三个,大概就要算张艺谋。拍摄《一个和八个》的时候,他到宁夏来寻找外景地,找到了当时在宁夏文联当负责人的张贤亮。张贤亮竭力推荐镇北堡,并且派了一个人领他们去看景。摄制组一到这里,立即就被这一切深深地吸引。《一个和八个》在此取了很多景,尤其透过张艺谋的镜头,这些景就显得更加特别。
  后来拍《黄土地》,张艺谋忘不了西部电影城,又在这里取了很多镜头。
  应该说,张艺谋到西部电影城,才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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