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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康之变给词人们摆出了一道新的课题。而拿起笔来用词作为战斗武器的，最早恰恰是一些同时用刀枪来抗击金兵的前线将领。李纲的《幺令》与岳飞的《满江红》是初期最突出的代表作品，而稍后一些却同样经历了金戈铁马的抗金生活，并在敌占区率领一支上万人的起义部队突破重围，投奔南宋朝廷的辛弃疾的横空出世，使宋词的创作和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上升到了一个前无古人的高度。
之所以说辛弃疾“横空出世”，是因为他本来并非一个词人，而是现实生活与斗争迫使他不得不在无法挥戈纵马的时候拿起笔来作为战斗的武器。从现存下来的辛词作品我们可以发现，这位整个南宋词人中最伟大的代表者，最杰出的开拓者，他最早的词作竟然产生于他29岁那一年。而在这一年龄段，李白、杜甫早已是名扬天下，作品累累，就是同一时代的词人们，如李清照、张孝祥、陆游等人在这个年龄也早已是词坛骁将、文坛名流。但是，厚积薄发的辛稼轩既然把写词作为一种战斗来对待，那么这位坚强的抗金英雄一旦进入词坛便注定要大作为了。
正如苏轼对旧词的改革颇具时代意义一样，辛弃疾对宋词的改革则更是顺应了时代的要求，不仅仅是词的风格更加慷慨激昂，也包括词的形式更加解放自由。有人说，苏词是词诗，辛词的词论，意思是说他们的词严格来说不合音律，因而也就算不上真正的词，然而，正是“以文为词”这一条，恰恰是辛弃疾对宋词最大的贡献。因为只有如此，词才能更好地服务于斗争的现实，服从于所要表现的内容。而《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这一首词正是以这种激昂的格调、奔放的形式，追怀了当年驰骋沙场的抗敌生活，同时也深刻地批判了南宋朝廷*懦弱，苟且偷安的严酷现实。这样的词，每读一次，都使人止不住热血沸腾，每读一次，都使我恍惚间不能自已，为民族，为人生，也为历史；为正义，为忠贞，也为现实。因为，现实中的我们，难道不是同样需要辛弃疾一样矢志不移的爱国情怀，永不言弃的英雄气概吗？正是如此，所以我才说，这首词，这种“醉里挑灯看剑”的境界确确实实是我之最爱。在它的身上，我们可以窥到整个南宋词的精华所在，精神所在。
听辛弃疾讲故事
说到宋词，人们总想把苏轼和辛弃疾相提并论，或者干脆就称其为苏辛词派。究其原因，不外乎二人似乎一脉相承的豪放风格，贯串始终的豪歌正气，当然，还有他们对词的形式上的改革与解放。然而，细论起来，其实苏与辛二人区别还是十分明显的。苏词浪漫、更擅时空交错的超然幻化与想象，其代表作《江城子·密州出猎》、《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赤壁怀古》等，莫不如此。而辛词则更长于以文为词，以事明理，借助于人尽皆知的典故阐发自己的理想与主张。在这方面，多少年来为人们所传诵、所喜爱并无数次出现在各种教科书上的辛词代表作《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就是最突出的典型之一：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狠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可以说，这一首词，这一首脍炙人口的好词，说白了就是辛弃疾在讲述一连串的故事，告诉人们一个道理：前车可鉴，前事莫忘，兵者，国之大事，而决不可以草率从之。
为了说明这个道理，辛弃疾一口气用了东吴孙权，南朝宋武帝刘裕，刘裕的儿子宋文帝刘义隆，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以及战国时赵国老将军廉颇的故事等一共五个典故。而在此其中，又着重以刘裕、刘义隆父子正反两方面的典型事例来对读者、对南宋朝廷的当权者们敲响了警钟。
那么，刘裕何许人也？说起来，这位南朝宋国的奠基者及开国皇帝原本是个十足的破落户子弟，地地道道的黑道人物。尤其赌博斗殴，更是闻名一方。然而，正是这样一位根不红，苗不正的“问题少年”，日后却称得上雄才大略。作为东晋末期最著名的将领，他战功卓著，“常披坚执锐，为士卒先，每伐辄摧锋陷阵。”（《宋书·武帝纪》）以此在军队中树立了绝对的威望。而在他当皇帝后，更是以勤政的风格，俭朴的作风，指挥部下两次北伐，灭掉南燕，收复川中，从而使宋的版图成为整个南朝170年间之最大。对于这样一位曾经的英雄，对于在整个孱弱的南朝皇族中这样一位突出的异类，辛弃疾以“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来形容他北伐时的英雄气概，歌颂他所向无敌的赫赫功业当是出自内心的真情感慨。
然而，当刘裕死后，南朝统治的接力棒传到他的儿子宋文帝刘义隆手中后，这位从小在温室中长大的皇子，一开始倒也还中规中矩，使得刘宋在元嘉二十五年之前取得了一个良好的小康局面，被后人称作“元嘉之治”。而一旦天下太平日久，刘义隆也自认为国力强盛，可以像父亲一样与北朝一战时，日渐膨胀的野心就促使他刚愎自用起来，对于部下臣子反对开战的声音一概听不进去。军事上并未做好扎扎实实的准备，而建功立业的目标倒是十分明确，不仅要一举荡平强大的北魏，而且要学汉朝名将霍去病封狼居胥山一样去重复骠姚将军的奇迹。然而，战争是无情的，战场上最有发言权的是强大的实力和正确的指挥，而刘义隆和他所信任的大将王玄漠只会纸上谈兵，焉有不败之理。结果只能是大败而归，徒留笑柄。
那么，辛弃疾为什么要如此郑重地发思古之幽情呢？当然是心有所思，意有所指，他的听众就是南宋朝廷当时头脑发涨的主政者韩佗胄等上层人物。此时正是宋宁宗开禧元年（公元1205），辛弃疾已六十五岁，恰逢主张抗金，计划用兵北伐的韩佗胄主政，为了争取士民之心，朝廷将闲置多年的辛弃疾派往镇江出任知府。作为长期以来主张抗战，热切希望北伐中原、中兴国家的辛弃疾应该说比谁都热盼北伐早日到来，然而，作为一个有头脑的战略家，他更懂得“兵者，国之大事也，”绝不可以草率从之，显然，此时的辛弃疾已经对韩佗胄等人的轻率有所觉察，所以他更希望这次北伐是准备充分的，组织严密的，指挥正确的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开战，类如当年宋武帝刘裕的北伐那般；但是，他又最担心朝廷准备不足，仓促开战，重蹈当年刘义隆、王玄漠喊得轰轰烈烈，败得凄凄惶惶的覆辙。
辛弃疾用心良苦，辛弃疾有远见卓识，辛弃疾不幸言中！尽管你苦口婆心，尽管它前车有鉴，但是在头脑发热的韩佗胄和他那一帮人看来，辛弃疾的喋喋不休，辛弃疾的故事新编只不过是怨妇愁春般的叨念而已。也正因如此，他们绝不理会这位为北伐而呐喊一生的老战士“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真诚表白。结局当然是悲惨的。南宋朝廷所面临的也只能是比宋文帝刘义隆更加难堪的现实。而辛弃疾用《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这样一首词来讲给人们的一连串精彩故事与其所作出的精典论说却千古流传，为当局者警醒，为用兵者借鉴。
给古今诗人排座次
中国人喜欢排座次，这与官本位有关。夏商周秦汉，唐宋元明清，皇帝无品，官分九品，无一例外。皇帝只有一个，官员自然是多多的了，但无论再有多少，总有一系列的鸡头凤尾。走路分先后，座位有高低，绝不会错的。
话扯远了，返回来说本文这个标题的来由。以我想来，或许也还是受到某种文化的影响，有读者和观众在读了和看了本人的系列短文“读史品诗”和由本人与陈雪女士在中国黄河电视台共同主持的《天天诗词》系列节目以后，竟然在电子文档的互动中提出要本人为中国古今诗人排个座次的要求。说实在的，一开始看到这邮件我只是付之以不经意的一笑，而当第二次，第三次的时候，一种异样的兴趣不禁油然而生。无论我能否为我们的古今诗人们排列出一个合理的座次，起码我应当为我那些亲爱的读者与观众就此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一些问题做一些绝对自我的表述。
我首先想到了水泊梁山的好汉们，一百单八将，三十六天罡星，七十二地煞星，等级森严，次第分明，草寇尚且如此，何况吾辈文人耶？
我又想到了《隋唐演义》中那些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英雄们，想到了子虚乌有的李元霸、宇文成都，也想到了货真价实的尉迟敬德、秦叔宝，隋唐英雄一大把，可哪个又能比得了在那若干条好汉中找不到名字的秦王李世民？由此可见，算不算好汉并不见得要上排行榜，而上了那个榜的也未必就是多了不起的好汉。
如此说来你郭某岂不是不主张搞这个排行座次了吗？非也！平心而论，即以小说创作来说，起码李元霸这样的无敌英雄和白袍罗成这般*将军的出现是可以使故事热闹起来，好看起来的，只要你不是将小说当做历史写，也不要将小说当做历史看，何乐不为呢？问题恰恰在于现如今偏偏有人就是要把正史当做小说写，而把小说充做正史强推给人看。君不见某些影视剧作就故意打个“历史剧”的招牌而在干着“戏说”的勾当吗？
真正有些价值，可以示人以真善美，教人以仁德爱的排行榜也是有的，著名的“唐宋八大家”就是一例。韩、柳自是一档，大宋那六位则是欧阳修为首，其余三苏、王安石、曾巩俱是欧阳修的学生，可谓一时人杰，共出一门。振兴文学，欧阳修功德无量也！其余类如“四大名著”、“唐诗三百首”，应当说也是历来公认的“上榜品牌”，座次之说看来也并非全是糟粕，郭某斗胆真个就给古今那些大大小小的诗人们排个座次看来也无可非议也。
怎么排列呢？有人说可排“古今诗人一百名”，从屈原开始，乃至三曹李杜，甚而郭沫若、毛泽东以及某某、某某，诸如此类。也有人为在下出主意，还是按“古今名诗一百首”排列更好。理由当然也非常充足，譬如南宋那个林升，莫说排一百名，你就排他三百名，怕是也轮不到他林某人的，但若以诗而论，那首“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做汴州”，任谁说怕也是当之无愧的榜上有名吧。还有一说，诗人们上榜与否，与排列者的喜好也不无关系，而诗人们自己的人生轨迹也注定了他们的诗词究竟能为人们接受多少。举一个例子，汪精卫汪兆铭，此人乃大汉奸也，卖国求荣，十恶不赦，与杭州岳武穆面前永远为人唾弃，永远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秦桧当为同类也。但他早年却是以一个革命青年的面貌出现的，而他的那一首：“慷慨歌燕市，*做楚囚。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若单拿了出来，你能说它不够上“榜”资格吗？然而，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一个人某一时段的某些作为绝不能够成为孤立的、超然的产物，而只能是其事物本质的一种反映过程。汪精卫早年的革命，恰恰是其日后走向深渊的伪装与冒险生涯的开始。也就是说，他的诗歌，无论形式与艺术层次如何都只能是一种反面教材。
那么，当我们设定了或多或少的框框套套来以此作为诗人们入选的条件以后，是否这种评选就可以顺利进行了呢？我的答案依然是不确定的，原因在于有关于一些类似评选之类的现实存在使我不得不认识到，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关于文学艺术的高低贵贱之分都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强求不得的。譬如说，前一时期，某网络评选中国二十位最受欢迎的作家就是一例。
在这次评选中，苏东坡这样的大家也仅仅有幸忝列20名之中，而更惨的要属诗祖屈原和老李老杜以及小李小杜他们，根本挤不进前20去，当然，若是再和压根就连那20名后的提名圈都没有入围的曹雪芹、吴承恩、冯梦龙、吴敬梓等人相比，则这些诗人们又要算是幸运的了。之所以出现这种令吾辈文人颇有些颜面扫地，也颇令某些策划了这种所谓文化活动的高人多少有些尴尬的局面，原因在于文化观念的不同与文化层次的落差，同时也在于当局者与网络众生的信息不对称。盲人摸象，焉得真容耶！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即今而论，形形色色的各式评选名声已然是不太好了的，当此时也，如若郭某真个将李白、杜甫、李商隐、杜牧们硬拉出来凑一回真真“海选”或暗箱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