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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真相。”
看一下数据你就能明白收入分布图的顶端发生了什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表现中心的两位经济学家布雷恩贝尔和约翰范雷南细致地研究了英国的超级富豪。他们在观察前1％富豪群体后发现，1％内部的倾斜同整个收入分布的倾斜程度几乎相当——1998年，前0。02％富豪的总收入占前1％富豪总收入的11％，2008年这一比例达13％。位居英国和美国最富的前1％金融家的财富和人数明显不成比例，收入向分布图顶端的富豪的倾斜尤为突出。
美国政治学家温特斯想出了另外一套方法来观察一般富有人士与超级富豪间的差别。他发明了MPI（materialpowerindex，物质力量指数），这一指数是最富的前10％美国人的平均收入除以剩余90％的美国人的平均收入得到的数值。结果显示，富裕程度越高，收入极化现象就越严重，好比一座大山越接近顶峰，越是陡峭。最富的前10％美国人MPI值是4，这意味着他们的平均收入是其余90％美国人的4倍。最富的前1％美国人MPI值是15，而前0。1％的MPI值跃升至124。在温特斯看来，这就是一般富有人士与寡头之间的界线。“2007年，大约有15万名美国人的平均年收入达400万美元以上，”温特斯这样描述前0。1％的美国人，“超过这条线就是寡头的天下了。”
要观察前1％富豪群体的内部动态还可以一窥美国精英大学内的情况。哈佛经济学家劳伦斯卡茨和克劳迪娅戈尔丁记录下1969~1992年间12个哈佛班级学生的家庭和职业选择，然后汇编了一组数据。他们的目的本是了解性别对于生活和工作的影响，然而他们最终从数据中意外收获了对精英群体的细致刻画。最令人惊奇的是，最富有的哈佛毕业生们与其他人拉开了惊人的差距：2005年，哈佛男生的收入中间值是162000美元，轻松位居全国收入分布的前10％；而将近8％的男生劳动收入超过100万美元，位居收入分布的前0。5％。造成差距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银行家和其他人的差别，哈佛毕业的金融家的收入比他们的同班同学高出195％。
在前1％富豪群体中，那些没有从艺术史转专业到经济学的人发现自己是这一群体中垫底的，他们难以忍受这种失落感。其中一个因素是卡萝尔格雷厄姆提出的“快乐的农民和沮丧的百万富豪”悖论。格雷厄姆的一项全球研究发轫于对俄罗斯和秘鲁的研究。研究发现，穷困潦倒的受访者报告了较高水平的幸福感，而迁移性更大、机遇更多的富人报告了低得多的幸福感，他们对于自身的经济状况和其他状况的挫折感也更强。
第16节。
格雷厄姆博士告诉我，挫折感的其中一个来源是“周围人的收入比他们高许多，而且他们一辈子都不可能赚到那么多钱。”同前0。1％顶级富豪群体的比较造成了不满足感，格雷厄姆博士将此归咎于贪婪。她提到，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逊曾发现：你越富有，就越贪婪——《圣经》中“针眼”谚语在现实社会中的版本。格雷厄姆同时指出，裙带资本主义也是原因之一。在某些社会，跻身富豪阶层会被认为靠的是人脉关系而不是真才实学，这些社会里的中产阶层成功人士最为沮丧。
康奈尔大学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详尽阐述了“位置商品”（positionalgoods）理论。“位置商品”指因稀缺性和高热门度而具有较高价值的商品和服务，这些商品的特点是“你有则我无”。哈佛新生的录取名额或理想的私立学校学区房就是“位置商品”，而苹果手机或谷歌电子邮箱账户则不是。贪婪的心态很容易解释对“位置商品”的需求——预定最热门的新餐馆或购买限量版手提包。但如何解释器官移植手术呢？以及如何解释精英教育——这个引起前1％富豪群体中最底层那些人最大忧虑的“位置商品”呢？╬米╬花╬书╬库╬ ；http：//__
前1％富豪和前0。1％富豪之间的差距可能会造成严重的政治后果。即便在美国，2007年的亿万富豪仅有412名，前0。1％富豪群体中的纳税人为134888名。前1％富豪群体中纳税人多达749375名，平均年收入为486395美元；而前10％的群体有750万名纳税人，平均年收入为128560美元，两者的收入差距并不是太大。这些位于收入分布图顶端的垫底者对国家的财政收入至关重要，对顶级富豪而言也在政治上至关重要——一旦超级精英失去对于财富的热衷，那么顶级富豪就可能变得非常孤立。
在美国历史上，一般富有者认为自己基本等同于超级富豪。前1％富豪群体中垫底的奋斗者同顶级富豪之间的差距就在于缺乏一个伟大的创意或工作，但无论如何，他们都属于同一个上层中产阶层。他们可能正一如既往地竭力维护中产阶层的生活方式，但是前1％富豪群体往往认为自己并不富有，稍加时日就会富有。有迹象表明，身家接近百万的富豪开始怀疑亿万富豪在使用不公平的手段。其中一个迹象是“裙带资本主义”不仅成了“占领华尔街运动”的众矢之的，而且成为“茶党”宠儿萨拉佩林以及保守派军师保罗瑞安的战斗口号。
热爱商业和金钱的美国前1％富豪群体中的垫底者和美国前0。1％顶级富豪群体之间形成了新生的分歧，从许多方面来看，这种分歧比“占领华尔街运动”推翻现有体制的理想更具煽风点火之势。我们向来了解美国的左翼人士对巨额金融交易心存疑虑，可令人惊奇的是，华尔街的“侍从们”也已经开始对他们的老板起疑心了。
纽约投资顾问乔舒亚布朗为高净值人士、慈善基金会和退休计划提供服务，一些华尔街高管向他抱怨，如今他们在美国被不公正地诋毁。我们来看一下布朗对他们的回应。
布朗将长篇大论《改邪归正的经纪人》贴在他的博客后，该文章立马被疯狂转载。“我们不仅不像你们和其他顶级富豪所认定的那样憎恶你们，事实上，我们热爱你们，”布朗写道，“我们热爱发生在我们当中的成功故事，我们能够追随精英的脚步，即使我们中间没有几个人能真正做到，但这就是美国人的独特想法。所以，我们并不憎恶富人。美国憎恶的是唯利是图者美国憎恶不正当的特权、不公平的赛场以及没有破产风险的裙带资本主义。美国憎恶私有化的利益和社会化的损失，憎恶规则变更为以多数人的代价让少数人受益，憎恶那些灾难时获得援助却在灾后余波的大苦大难面前丝毫没有流露出悔恨或谦卑的人。”
在民主时代，如果每个百万富豪都坚信自己有望成为亿万富豪，那么超级精英就能够生存下来。如果这种信念崩溃了，百万富豪对亿万富豪的战火将从开罗和基辅烧到伦敦和纽约。
女性到哪儿去了？
2011年，参加纽约马拉松比赛的选手共有47763人，跑得最快的前18名均为男性，而剩下的选手则男女兼有。女性选手不仅可以同男性选手一起赛跑，而且随着像耐力跑这样要求较高的运动在社会上越来越接受女性选手参加，女性选手的人数甚至比男性还多。但是跑得最快的前0。04％的选手，即前18名选手，仍然同1971年之前一模一样，全部为清一色的男性。1971年前，理论上认为女性的纤弱身躯经受不住高强度的运动，她们被禁止参加10英里以上的比赛。
成为顶级富豪就好比成为那18人中的一个。女性的体格可能使她们在马拉松比赛中永远处于劣势，但我并不是在暗示女性因为某种生理原因被剥夺进入顶级富豪圈的资格。现实的写照阐释了超级精英崛起现象中一个意义重大却很少为人提及的方面：男性占了绝大多数。我们来看一下2012年《福布斯》亿万富豪榜。1226名亿万富豪中仅有104名女性，再剔除亿万富豪的妻子、女儿和遗孀，人数就更少了。最值得注意的是，女性富豪的空缺同社会其他阶层的趋势极不吻合。在前1％之外的99％群体中，女性挣的钱越来越多，接受的教育越来越高，获得的权力越来越大。这在全世界范围、在社会的各个行业都已成为事实。如果你不是顶级富豪，你的上司越来越有可能是女性，家庭也越来越可能主要靠女性养家糊口，你所在班级的顶尖学生也越来越有可能是女生。虽然99％群体中的女性人数稳定增长，前1％富豪群体仍旧是男人的俱乐部。可以这样来理解其他人同前1％富豪群体的差距：世界分为由女性主宰的中产阶层和由男性精英统治的富豪阶层。
通过哈佛大学卡茨和戈尔丁的研究也可以窥见顶级富豪阶层中男女比例如何变得越加悬殊。大学是中产阶层女性正在占领的地盘之一，如今超过一半的美国大学本科生是女性，她们的平均绩点高于男性本科生。年轻女性更倾向于在获得文学硕士后继续读研深造。经济衰退扩大了性别鸿沟，年轻女性面对困难的就业行情很可能选择回到学校提升自己的技能，而年轻男性却不会这样。哈佛大学于1973年才打破德克利夫女子学院对女生的“隔离”，哈佛2004年招收的一年级新生中女生多于男生。
然而，哈佛女生一旦毕业后，进入顶级富豪圈的概率就变小了，原因在于她们所选择的工作。卡茨和戈尔丁发现，金融和管理是最有利可图的行业，具有压倒性的优势，金融家赚取了上文提到的195％的超高工资溢价。男性对这一金钱刺激反应热烈——哈佛大学1990届学生中，38％的男性毕业后的15年里从事过金融和管理工作，而女性的比例仅为23％。2007年，一毕业就从事金融或管理工作的女性比例升至43％，而令人吃惊的是做出同样选择的男性比例高达58％。你可以看看他们的收入差距：2005年，哈佛毕业的8％的男性收入超过100万美元，而仅有2％的女性越过这一门槛。
没有太多人谈及超级富豪中女性的空缺。一部分原因是自布尔什维克女权活动家亚历山德拉科隆泰同列宁发生著名的争辩之后，斗争持续不断，而左翼向来欺凌那些勇于讨论财富顶端性别问题的女性。参与讨论的上层阶层女性一直被认为是在关切自身的利益，因为人们敦促她们应更多地关注社会底层的姐妹们，那些人的困难更迫切地需要得到解决。而从历史上看，右翼人士偏好一律回避有关性别和阶层的讨论。
顶级富豪圈中女性的空缺是前1％富豪群体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超级富豪区分于其他人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职场上，这会造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大多数的顶级富豪没有女性匹敌者。这一因素也影响了女性的个人生活。2009年对于美国职场而言是一个分水岭——数据表明，美国“在职人员名单”上的女性人数首次超过男性。2010年，10个职业女性中约有4人成为了家庭的主要经济支柱。
相比之下，顶级富豪仍旧生活在《广告狂人》的时代，越富有的家庭就越可能由男性当家。2005年，前0。1％富豪群体中纳税人的配偶仅1/4有工作。对于前1％富豪群体，这一数字略高，达38％，但比全国范围的比例要低很多。正如在一场晚宴上，我坐在一位私募股权投资家旁边所发现的那样，这些前0。1％富豪的妻子所做的选择十分自然。这位投资家将近40岁，没有小孩。我们聊天时，我得知他和他的妻子在耶鲁法学院读书时相识。但是当我询问他的妻子在哪个公司工作时，我意识到自己失言了。如果你丈夫年收入1000万美元，你还选择做按时计酬的苦力活实在有点儿异乎寻常。（果然，他的妻子将时间用于研究家庭投资组合、学习艺术史以及装饰他们位于曼哈顿上东区的市内宅邸。）
顶级富豪的家庭主妇大多是耶鲁法学院等顶级学校的毕业生。1979年，美国税务局表示前1％富豪群体中将近8％的富豪配偶从事蓝领或服务业工作——政府的说法是秘书嫁给了她们的老板。自那以后，这一比例持续下降。经济学家所谓的“类聚婚配”（assortivemating，倾向于选择和你相像的人结婚）的人数呈上升趋势。超级精英阶层中雄心勃勃的极客迎娶的是同班同学而不是秘书，而他们同样受过高等教育的妻子很可能会放弃工作。
我个人猜测，大多数顶级富豪私底下之所以认为女性没有成功跨入顶级富豪的行列，是因为她们缺乏某些特质。许多人对此都心知肚明，只是不愿意公开讨论这个问题——他们都还记得哈佛大学前校长拉里萨默斯因此丢了乌纱帽，而他恰好在大力支持女性接班人的事业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某位私募股权行业的亿万富豪对我说了一些肺腑之言，我可以在此透露一下。他说，问题不在于女性没有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