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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运营或拥有一家全球公司，那么至于你是什么国籍，真的无关紧要。但是，欧特、多恩和汉森表示，如果你是美国工人，那么“工资级差的消除”则实在令人苦恼。
范雷南教授说，这种紧张关系已经积累了多年，只是在金融危机中暴露出来了。他认为，金融危机激起了一波平民主义的抗议——从右派的“茶党”到“占领华尔街运动”。
“过去的二三十年，这类事情并不罕见，”他说，“而现在的情况是，随着金融危机的恶化，所有这些问题都变得尖锐突显。”
“双生镀金时代”正在相互促进：新兴经济体的工业化正在为西方国家创建新市场和新供应链——苹果手机在中国生产，并在中国销售；西方国家第二次“镀金时代”的新技术加速了发展中国家的第一次“镀金时代”——与19世纪相比，在这个计算机和即时通信的时代，建造铁路或者钢铁厂变得容易多了——发达国家同时也为工业化中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肥沃的市场。
美国布朗大学政治学教授阿舒托西瓦尔希尼生于印度，他在南部城市班加罗尔度过了人生一半的光阴，他的妻儿也在那里定居。2011年11月，世界经济论坛在孟买召开，他在出席会议时告诉我：“印度的镀金时代将是美国第一次和第二次镀金时代的结合，且这种现象正出现在21世纪的印度19世纪的信息传播速度无法同今天相比。如今，8亿印度人民用手机互相联系着。”
“双生镀金时代”也会互相阻碍。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一个解释就是：中国“镀金时代”和西方“镀金时代”间的冲突造成了危机——财政失衡作为中国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的重要部分，也在信贷泡沫扩张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而正是2008年的泡沫破裂才引发了灾难性的后果。
两个“镀金时代”有许多共同点，并在互相强化。两场转型都在创造强大的政治和社会压力，一部分原因是变革通常是艰难的，另一部分原因是这种猛烈的转变带来的回报是非常不平等的。
此外，至少在一段时间里，整个世界不会再拥有释放压力的“逃生阀”——第一次工业革命时北美和南美的边疆。当城镇化的负担太大，或不公平现象过于严重时，欧洲的民众会抱团移居国外。但即便存在这样的选择，西方国家工业化和城镇化制造的冲突和不平等，也通过了半个世纪的革命和战争才得以解决。
“从长远来看，我们会状况良好，”范雷南教授说，“但这取决于你选取的时间范围。毕竟，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了巨大损失。最终，人类将繁荣昌盛，资本主义会起作用。但是从中等时间长度来看——如三四十年——可能会出现难以置信的混乱状况。我很担心接下来几年会发生什么。”
第7节。
若以超世脱俗的全球眼光来审视超级精英，短期的“混乱”在“双生镀金时代”的转型力量面前相形见绌。
对未来悲观的人强调了社会收入的不平等以及由于西方中产阶层的逐渐消减而形成的中空，但奥尼尔先生总结全书时，用真挚的话语反驳了那些悲观的人：
这是一段激动人心的历史。这段历史所关系到的远远不止商业和经济。我们正经历着可能是有史以来财富和收入差距的最大转变之一，这种转变才刚刚开始。有些人认为一小撮人从全球化的成果中受益并增加了财富，此说法伤害了处于社会边缘的群体。每当我听到和读到这些数不尽的不实报道时，我都感到恼怒。全球化可能会在某些国家境内加剧不平等，但从全球角度来看，全球化是一股巨大的力量，在空前的范围内缩小着人类的不平等。“金砖四国”和其他类似国家的数千万人民正由于本国的经济增长而脱离贫困。虽然我们容易关注到中国产生了许许多多亿万富豪这一事实，但我们不应该忘记在过去的15年，超过3亿中国人脱离了贫困高盛预计，随着“金砖四国”和“新钻十一国”的发展，2012~2030年，全球将有2亿人迈入中产阶层的行列我们不应对这样的发展前景忧心忡忡，而应该充满期待，憧憬未来。广大人类正有机会享有财富创造出的果实。这是一个伟大的场景。
奥尼尔先生对中国和印度富裕起来的人们所持有的同理心，并不是我们对“双生镀金时代”抱以乐观的唯一原因。另一个原因是过去两个世纪的经验告诉我们，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本主义的“创造性破坏”必然会整体提升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水平。
圣菲研究所的布瑞恩阿瑟教授写了一篇关于计算机革命和“第二经济”兴起的论文。在“第二经济”中，大部分工作通过机器与机器间的“对话”完成，人类几乎不干涉其中。而总部在得克萨斯州达拉斯的“灰狗巴士”公司会计和运营总经理约翰巴兰诺斯基如此回应这篇论文：“财富可能以我们无法想象的某种方式被创造，以及被消耗。”巴兰诺斯基先生写道：“在过去，生产力消灭了数百万个岗位，又创造了数百万个岗位。虽然这具有强大的破坏性，但从来没有对总体就业产生负面影响的先例，我们也没有理由预测未来（以及第二经济的影响）会有所不同。”
阿瑟教授的回应是，他希望巴兰诺斯基是对的，但是他提醒道，我们没有证据证明今天的技术革命最终真的会让我们所有人变富。
“你认为新的财富繁荣会创造新的工作，我希望你说的是对的，”阿瑟教授写道，“有种观点认为这种情况经常出现，经济学家称之为萨伊定律。但现在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这只是理想中的信条，而在真实情况下并不正确。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和中期第二经济出现以来，我们经历了一波又一波的裁员，现在我们面临着持续的结构性失业。我希望社会能创造出工作岗位，也许真的会。但更有可能的是——同历史上多次发生的情况一样——我们将不得不彻底重新调整整个体系。我们需要找到分配新财富的新方式。”
快乐的农民和沮丧的百万富豪
在西方，全球化的支持者和批评者往往有一个共识：新兴市场——尤其是新兴市场中崛起的中产阶层，是全球化的大赢家。只要GDP在上升，这一点就毋庸置疑。然而，正如西方国家的第一次“镀金时代”并非能使每个人都受益，发展中国家的“创造性破坏”时代同样面临重重困难。
举例而言，有关收入和幸福关联性的国际研究最近揭示了一些与直觉相悖的发现。直到几年前，关于金钱和幸福的主流理论还是“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Paradox）。1974年，理查德伊斯特林发现，越过了一个相对较低的阈值，更多的钱不会使你更快乐。但是经济学家得到更完善的国际数据后，发现“伊斯特林悖论”仅适用于单一国家内的跨代情形——即使你可能比你的父母更富裕，但你可能不会比他们过得更幸福。在跨国的情形下，数百万的海外移民认为：富裕国家的人民通常比贫穷国家的人民更加幸福。
然而，最新的发现显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即移民到更富有、幸福度更高的国家反而会令人沮丧。安格斯迪顿在2006年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的一篇评论中总结道，“令人惊讶的是，在任意一个既定的收入水平上，经济增长总是与较低的生活满意度相关。”卡罗尔格雷厄姆和爱德华多劳拉将这种现象称为“不幸福的增长悖论”。两份关于中国的独立研究发现，迁移至城市的农民更加富有了，但是他们对自己的收入比以前在农村时更感沮丧。印度记者帕拉贾米塞纳斯将新闻报道的视线从“印度辉煌”的商业巨头转向落后的社会底层时声名大振，他叙述了同样的情况：从贫穷农村迁移至城市贫民窟的印度人拥有更好的工作机会，但是社会保险难以跟上。贝齐史蒂文森和贾斯廷沃尔弗斯发现“不幸福的增长悖论”对于“奇迹”经济体的最初增长阶段尤其契合，例如韩国和爱尔兰——当新兴国家的经济第一次腾飞时，它们的人民最不幸福的时刻便同时到来。
还没有人为“不幸福的增长悖论”提出明确解释，但是研究这一现象的经济学家推断，经济快速变化时期的不确定性和不平等可能是罪魁祸首。当国家的整体经济强劲增长，人们的生活得到改善时，我们会明白自己正处在约瑟夫熊彼特口中的“创造性破坏”阶段。失败者会遭受无常的变化和由此造成的痛苦结局，这甚至令赢家备感不安。
新兴市场的紧张局势不仅仅体现在心理上。发展中国家同西方一样，其第一次“镀金时代”的主要情形是“资本和劳动力、富人和穷人之间的摩擦”，卡内基在一个多世纪前就指出了这一点。
2011年9月，我在华盛顿特区主持了一场世界银行专题研讨会，会上我瞥见了上述摩擦。印度最大的雇佣机构TeamLease公司首席执行官曼尼什萨巴哈瓦尔说，印度最大的挑战之一是增加正式经济（与黑市经济相对）中制造业的人数。令人惊奇的是，工资水平低的印度拥有的制造业工人仅占劳动力的12％，这一比例同美国相当。
作为中国制造业明星公司之一的汽车制造商——比亚迪公司，其高级副总裁李柯积极参与了讨论。“我有了答案。”她告诉萨巴哈瓦尔。她说，比亚迪已满载厚望地开进了印度市场。“我们认为印度是比亚迪第二大制造基地的不二之选，”她解释道，比亚迪喜欢印度劳动力的高品质：“雇员十分优秀——他们工作卖力，天资聪颖，能力较强。”但问题关乎政治，“他们罢工然后索要金钱，谈判的进程很长，公司不得不停止生产一个月。”她强调，“相反，在中国，不存在罢工，如果工人要罢工，政府会介入并告诉工人，我会帮你，但你得回去工作。”
这时候，我忍不住问她，中国政府会不会用强硬的措施迫使那些抗议者回去工作？我暗示：罢工者会不会被送进监狱？
“不会，”李女士立即回答，“政府只是和他们友好地谈话，你们需要什么？我们会关心你。不要担心。但是你必须回去工作。”
李女士说，“最初，比亚迪计划将印度变为制造后院，然而印度的工会比中国的更为激进”，对此比亚迪只能退一步，放弃最初的计划“所以我们在印度有五六千名雇员。而我们原先计划会有更多人，大约要招五万多名雇员。”
印度同西方一样，将生产线迁至别处是应对爱闹事的工会的绝招。另外一招则是技术制胜。印度白手起家的最富女性企业家基兰玛兹穆德–肖对她的员工说：“如果你们加入工会，我就采用自动化技术，你们就都下岗了。”出人意料的是，她对《纽约客》杂志的一名记者讲了这段话，而该报道主要关注的是玛兹穆德–肖为改善印度最贫穷人民的生活所做的慈善贡献。最终，工人们没有听从，于是玛兹穆德–肖用自动化技术赶走了他们。
赢家：数据说明一切
我们能确定一件事：不论是像玛兹穆德–肖一样的印度企业家，还是像李柯一样的中国公司高管，或是像奥尼尔一样的西方金融家，这些站在世界财富顶端的人在这个“双生镀金时代”过着如鱼得水的生活。在研究当今日益加剧的收入不平等的学者中，现年41岁的伊曼纽尔赛斯是最受尊敬的学者之一。这位瘦瘦高高、一头卷发的法国人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经济学，他于2009年获得经济学领域最高奖项之一。赛斯和他的同事——巴黎经济学院的托马斯皮凯蒂合作，记录了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美国收入分布的变化曲线。
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1940年，位于收入分布图前10％的人，他们的收入约占总收入的45％。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一份额下降至约33％，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才基本保持水平。之后，这一比例强劲攀升。到2006年，该比例为50％，甚至超越了1928年——“咆哮的20年代”的顶峰。
然而，赛斯和皮凯蒂发现，收入的最大变化不是发生在前10％的人和其他人之间，而是发生在前10％的内部。几乎所有的收入集中在分布图的最顶端：2002年至2006年的经济扩张期间，美国3/4的收入增长都流入了前1％富豪群体的口袋。社会差距不仅存在于穷人和富人之间，也存在于顶级富豪与一般富人（同获得巨大成功的同伴相比，感觉自己不那么富有的人）之间。
第8节。
根据赛斯的研究，以下数据是2010年美国家庭平均收入的情况：位于收入分布图前0。01％的家庭平均收入为23846950美元，前0。1％到0。01％的家庭平均收入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