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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对教育的薪酬回报的宏观衡量在一个重要方面低估了超级精英的崛起。正如赢家通吃的经济给予上层人士的回报比中下层人民要丰厚得多，超级精英教育也有着超大规模的经济回报。
前0。1％的富豪集团在一些城市具有较大影响力——不仅包括纽约、旧金山和伦敦等繁华城市，还有孟买、莫斯科和上海等新兴大都市。生活在这些城市里的中产阶层父母都觉察到，精英教育的高价值引发了一场适者生存的教育竞争，这场体现达尔文进化论观点的竞争从幼儿园就开始了。一些荒谬的言行甚至由此而生。例如，花旗集团的技术分析师杰克格鲁布曼打算为他的两岁双胞胎申请曼哈顿最热门的幼儿园“92街Y”，为了换取老板桑迪威尔的支持，他竟为那些他认为表现疲软的公司给出了积极推荐的评价。
人们很容易将这些扭曲的行为草草解释为暴发户的不节制或以孩子为中心的狂热文化引发的过度焦虑。但是事实更加令人不安。昆士兰大学经济学家约翰奎金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谈到，根据他的统计，常春藤盟校一年级新生总数（约27000人）仅占美国大学适龄人口（约300万人）的近1％。在由教育驱动、赢家通吃的经济体中，这群1％的18岁青年在跻身未来1％的成年富豪群体方面具有极大优势。“想想这些数字，”奎金写道，“精英学校的入学竞争如此激烈也就见怪不怪了。尽管学费一直稳定上涨，比一代人以前贵得多，家长和学生还是认为进入一所正确的的大学是胜负攸关的人生大事。”
第10节。
想要明白进入一所精英大学有多难、学生为此需要花多少精力，以及出生富贵的最大特权是能接受昂贵的教育而非继承一大笔信托基金，我们可以看一下哈佛大学录取过程中的一个故事。拉里萨默斯担任哈佛校长时，喜欢顺道走访录取委员会，参加他们的录取审议会。
一件特别让人为难的事情让萨默斯印象深刻。他解释道：“你知道，哈佛有许许多多实力强大的申请者。有这样一个小孩，他来自大城市的优秀私立学校，他的成绩很好（虽然不是顶级出众，但成绩真是非常优秀），他的考分非常高（但不是名列前茅）。他一看就是适合进哈佛的小孩，但是像他那样的孩子有7000名，而我们只有2000个名额。其实，那个小孩的确有与众不同之处。他会说中文，自从他读九年级起就在放学后和他的中文家教一起学习。他非常认真，全身心投入中文学习，最后他说了一口流利的中文。会说流利中文的小孩不是很多，而且学习中文不是学校课程的一部分，而是自主选择的一个课外活动。但我们如何正确看待这件事呢？一种反应是，这的确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给这个小孩加了不少分。我认为，总的来说，这种反应在这一特例中可能是正确的。另一方面，在美国或加拿大，有多少家庭能有足够的钱为他们的孩子请一个中文家教，每周三天坚持四年教孩子中文？你觉得呢？我们是在鼓励保留特权，还是在认可孩子的长处？”
进入“正确的”大学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婴儿潮”时代出生的人如今已到了可以在大学毕业典礼上致辞的年龄，他们对毕业生的忠告都很类似。史蒂夫乔布斯是其中之一，他的演说令人难忘，他告诫道，“要勇敢地追随你的内心和直觉”，“要热爱你的工作”，“不要故步自封”。哈佛大学校长德鲁福斯特女士在她第三次毕业典礼致辞时激励毕业生听取她的“人生停车位理论”：“不要因为你认为找不到更近的车位而把车停在距离目的地10个街区的地方。你应该直奔目的地。大不了绕回你本想停的车位。”可是，赢家通吃的经济不会体谅那些花太久时间找到自己“车位”的人。《广告时代》杂志2011年的一项研究发现，今生想要挤入1％的富人行列，在35岁前年收入要达到10万美元。
不是每个人都有“第二次机会”
“早点儿出人头地”会带来巨大的优势，这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这一说法广为流传，而且人们凭直觉就很容易想到。社会学家罗伯特莫顿在1968年的一项关于诺贝尔奖得主的研究中发现，诺贝尔奖得主的一个显著的共同特点是：他们在年轻时就天赋异禀，并且专注于一个领域，而后能够进入他们研究领域中声名显赫的科学家的实验室——“55位美国获奖者中，有34位年轻时曾有资格在46位诺贝尔奖得主手下工作。”
更大的转变在于，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对那些没有从起跑器上全速起步，或在开始几圈就跑错方向的人而言，给他们的“重跑机会”比以往少了。在工业革命时期，情况也是这样。19世纪英国经济学先驱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写道，“工业革命的环境转变如此之快，一些行业的长期经验反而成了绊脚石。许多行业要求人们快速了解新思想，并迅速适应新环境，这种敏捷的反应远比长期经验更有价值。一个人在50岁后赚的钱可能没有在30岁前赚的多。”
马歇尔是在1890年得出上述结论的，他通过实地考察改变了经济学的面貌。120多年后，在另一块大陆，你能从互联网变革的领导者口中听到极为相似的评价。2011年，总部位于芝加哥的团购网站Groupon（高朋网）还有5个月就将迎来这家新创公司的IPO——7亿美元。“许多职业作家来申请工作，”编辑招聘主管基斯格里菲思当时对记者说，“他们来自《滚石》杂志和《华尔街日报》，但要他们按我们所希望的方式做事实在是太困难了。教他们洗掉以前的经验比教他们新事物更难。”
快速的变化让我们感到沮丧。布鲁金斯学会的卡萝尔格雷厄姆研究员提出了“快乐的农民和沮丧的百万富豪”悖论——快速增长的经济体中雄心勃勃的中产阶层其实没有更稳定的社会中的穷人幸福。格雷厄姆认为，造成“沮丧的成功者”群体焦虑不安的原因在于他们经济地位的不稳定，这些人担心可能会随时失去工作和积蓄，由此跌到社会底层。
相比之下，趁早取得巨大成功能有效抵御经济变化莫测的风险。当今的许多顶级富豪跌跌撞撞一二十年才走上事业的正途，不过那时他们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随时准备把握更大的机会。
超级精英中的技术极客从年轻时就开始崭露头角。众所周知，美国许多重要的技术企业都是在大学宿舍孵化出来的，许多对冲基金的创始地点也在宿舍。当今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激进投资家比尔阿克曼的投资目标包括美国知名零售商“杰西潘尼”和“塔吉特”百货公司。阿克曼在哈佛大学获得MBA后，和一位同班同学共同创立了他的首个对冲基金。芝加哥“城堡”基金的创始人、亿万富豪肯格里芬曾在大学宿舍里开始债券交易。
这一模式同样适用于许多新兴市场的顶级富豪。卡洛斯斯利姆12岁时就买了第一支股票，中学期间开始一本正经地赚钱。斯利姆是“股市男孩帮”中的一员，这个组织由一群有进取心的年轻男孩组成，他们在墨西哥股市交易股票，闭市后就聚在一起玩多米诺骨牌。许多俄罗斯寡头在学生时代就进军商业，充分利用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试探性改革的有利条件——当时从清洗窗户到计算机编程等众多行业都开放式运作。
于是，超级精英的圈子就此形成。许多成员花了大半辈子时间拼命挤进这个圈子——就算竞争不是从幼儿园开始，也是从高中开始的——他们激烈地争夺精英大学的录取名额。“婴儿潮”时代出生的人隐约记得大学时光是如此美好，他们频繁参加社交聚会以及更清楚地认识自我。而对于有望成为未来前1％富豪群体一员的学生而言，他们必须艰苦奋斗，创立公司或是交出漂亮的成绩，进入像高盛或麦肯锡那样的精英公司。另一个体现这种转变的现象是，青年精英会服用违禁药物“阿得拉”（Adderall）。一位普林斯顿的工程师告诉我，这个药的巨大好处在于，你可以连续学习24小时，不会开小差，也不需要睡觉。
资本孤儿
对于成功人士而言，无休止的工作步伐还在继续。超级精英成员的标志之一是“飞行时差综合征”。小说家斯科特特罗将超级精英阶层称为“飞行阶层”，“一周有四个晚上都要离开家”是这些“资本孤儿”地位的象征。某著名跨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最近为庆祝女儿从大学顺利毕业，他和女儿一起登上了乞力马扎罗山。他对朋友说，两周的短途旅行是他和女儿相处时间最长的一次。
“他们赚了很多钱，但工作非常艰辛，父亲几乎见不到孩子。”霍莉彼得森如此评价上东区的金融家。他们生活的动力不是文化发展、四季变化或是家庭传统，而是最近一笔生意的要求或市场情绪。当马克扎克伯格回绝了尤里米尔纳的初次生意邀约后，这位身家千万美元的俄罗斯投资家第二天出现在“互联网神奇男孩”扎克伯格在美国加州帕罗奥图的办公室里，往返飞行距离长达12000英里。2010年11月，某顶尖私募股权公司的法定继承人、现任二把手告诉我，他即将踏上类似的旅途。某个周三晚上，我们在麦迪逊公园附近喝酒。他告诉我，他要飞往首尔，需要在晚上8点前动身。他计划参加一个90分钟的会议，需要往返飞行14000英里。仅仅在48小时前的周一，他认定的合作伙伴邀请他前往韩国。他告诉我，“这是对彼此承诺的一次考验。”2011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愈演愈烈时，纽约交易员将他们的起床闹钟设定为凌晨两点半——正是法兰克福开市铃声摇响之时。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些投资者甚至彻夜不眠。
透过华尔街的电子邮件收件箱，你可以一瞥金融家的工作状态。2010年春，奥巴马政府首次提议对百万富豪征税时，一封匿名长信在交易员中间流传，一些记者也收到了信。信的开头声明，“我们是华尔街员工，”然后继续描述交易员紧张的工作日：“我们清晨5点起床，工作到晚上10点，甚至更晚。我们有头寸时通常都顾不上起身去厕所。我们只有不到一个小时吃饭、午休。我们不要求组成工会。我们50岁退休，连养老金都没有。我们的高报酬和艰辛付出是相称的。”
摧毁“自我”的机器
超级精英生活在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高层工作非常不稳定，而且越来越不稳定。在过去10年里，《财富》500强企业首席执行官的平均任期从9。5年下降至3。5年。在“食物链”的底端，情况也是如此。经济学家托马斯菲利蓬研究华尔街放松监管和工资飞涨间的关系后发现，金融家的工作非常不稳定。即使你自己开公司也无法完全躲避市场的不确定性。2011年，在布达佩斯中欧大学召开的关于投资心理学的学术研讨会上，乔治索罗斯对与会的学术人士说，“市场是摧毁自我的机器。”大众文化教我们将华尔街的大佬想象成趾高气扬的宇宙统治者，但这只对了一半。他们同时也是长期殚精竭虑的一群人，总是担心最近一笔千万美元的交易是一个会让他们丢掉饭碗的错误决定。“完全世俗”的索罗斯在同他的团队讨论投资失误时，将这种失误称为“罪恶”。
“如果你试图打造像苹果或者谷歌一样的世界，成功的关键全在于极度的高效率。高层人士一直在更新他们的模式。这真是个残酷的世界，你必须时刻保持警惕，随机应变。”巴西首富、世界十大富豪之一、石油和矿业大亨埃克巴蒂斯塔告诉我，“三年前，我们对平板电脑一无所知，不是吗？但如今平板电脑彻底颠覆了个人电脑的世界。苹果具有创造巨大变革的远见卓识，所以，祝贺苹果成功了。想想平板电脑带来的巨大变化，它让我们每个人都不得不改变。其他人如果不行动，就会在明天消亡。”
巴蒂斯塔还谈到在世界发展速度最快的经济体之一——巴西，富豪阶层正进行着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竞争：“在最富的前10％巴西人中有70％是在最近10年里发的财。瞧，这里正产生巨大的社会运动。”巴蒂斯塔是暴发户之一，他对我说，保守派一点儿也不喜欢他这类人。“你不得不接受批评——这是巴西民主体制的一部分。”他说道，表情既有点得意，又略带惆怅。
这些并不意味着你要可怜超级精英。著名的关于英国公务员的“怀特霍尔研究”证实了人们数百年来的想法：权力有益于健康。这项自1967年启动的英国研究发现，人们在官僚体系中的职位越高，寿命越长。这一结论同样适用于当今的超级精英。他们也许焦虑不安、过度劳累，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