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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其实是为了快乐人生。
1997年，王石正式开始登山和飞伞。
虽然王石的登山历史已接近10年，依然还有人在不甘心地问他：“为什么要登山？为什么要去热衷这么一项高危险的运动？”这些问话的潜台词是：“你过的是衣食无忧的生活，你早就将‘吃苦’两个字排除在了你的生活之外，为什么还要自讨苦吃？”甚至有人直接问他：“为什么不选择高尔夫呢？既锻炼身体又是时尚的标签。” 王石的回答是典型的不屑一顾的王氏风格：“我就是不喜欢打高尔夫，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活方式。打高尔夫就一定安全吗？它的时速是每小时100公里，像颗子弹一样，我曾经有一个香港朋友满口金牙，正好高尔夫球飞到他嘴上，很巧，飞到这儿！——满口牙全掉了。”其实王石未必有一个满口金牙的朋友，他只是需要用这种极端的例子来表达对这个问题的不屑和自己的态度：登山，只是我的一个爱好，只有你们把它看得如此神秘。
也难怪有类似的大惊小怪，在大众的视野里，登山毕竟是一件小众而小众的运动，个性十足的王石，恰好爱上了一项个性十足的运动：由登山而传来的有关死亡的黑色消息从来没有消停过。
死亡，是每一个登雪山者都要面临的问题。在茫茫的大雪山，有可能前面突然出现一个大冰洞，登山者就不小心掉进去了；也有可能碰上雪崩，劈头盖脸的雪把登山的人一下就埋了进去；也有可能碰到突然的暴风雪，碰到突然的降温……总之，雪山的一切神秘之举，都是在登山者穿上厚厚的行装时难以预料的；而且雪山面前人人平等，每个人面临的危险几率都是一样的，王石概莫能外。对于大自然的如此难以捉摸，王石第一次进藏时就感觉到了，那种不由分说袭面而来的是一种无助的绝望感：刚过海拔2 000米，王石开始不自觉地流泪，头也开始发晕；到了4 000米之后，他已经处于高烧、昏迷状态，并且上吐下泻。当时他和同伴借宿在一个哨卡，“当晚真是痛苦极了，但没办法，只有熬。”但是，在煎熬了一天，经历了苦胆水都吐出来的天昏地暗后，王石说自己却开始清醒了。这种体验对他来讲是全新的：恶劣的环境，顽强地生存，健康地生活。后来这种感觉在他登雪山的时候一次次重现，特别是当死亡的阴影闪过的时候。
《王石这个人》：登山（2）
1999年，王石登博格达峰，他一人进山，在第三天的下午遇到了非常恶劣的环境。因为前面是雪崩区，天气又很糟糕，当天要走过去显然是不可能的，王石在冰地上打锥挂上绳子，套上睡袋，当晚就吊在绳子上过了一夜。第二天天气依然恶劣，王石只好下撤，不幸在过一段40多米长的65度坡时，保护绳被飞石砸断。巨大的恐惧向王石袭过来，他从来没有这样害怕过，甚至控制不了自己的哆嗦，他心里很明白，即便有人从大本营来救自己，也是两天后了，而两天的雪山停留，足以把他送到天堂！王石最后的决定是：关掉与大本营联系的对讲机，抽自己几个耳光止住哆嗦，然后，独自下山。
这一年，正好是王石辞去万科总经理职位的那年，人生的放弃与得到，在他尝试登博格达峰后，越发清晰。
“有人认为登山是征服高山的过程，其实，人怎么能征服大自然？这太幼稚了。登山的过程其实是人一次次征服和挑战自己的过程，对于一个男人来说，这是会上瘾的。”
这种上瘾也许因为代价的惨重而显得越发不能放弃。不仅是自己在雪山上随时面临死亡的威胁，也不时会面临美丽的雪山不经商量地就吞噬掉头一天还生龙活虎生活在自己旁边的人的生命。
2000年，王石从樟子峰刚下来，甫一上网，就看到深圳山友周洪俊在玉珠峰上失踪遇难的消息，王石感觉自己的血一下就开始上涌，他不能接受这个事实，这是死亡啊！是永别！周洪俊是深圳山友里跟自己很熟悉的一个人，一个身边的人与自己阴阳相隔，而且走得惨烈，实在让人情何以堪！况且深圳的登山运动是王石带头推动起来的，深圳山友登雪山显然是受了王石的影响。那一夜，王石彻夜难眠，他把所有的愧疚都堆积到了自己头上：如果我当时没有……他们就不会死了吧？他甚至开始后悔每一次自己从雪山归来时给山友讲的那些刺激的、令人激动的经历，“也许是我误导了他们呢？让他们以为登山只有刺激的一面，对危险的一面却没有充分意识到。”
王石强烈要求去救援，这样他的心里会好受很多。但组织救援队的人不批准，因为王石的年纪在一群登山人员中，算比较大的了。但王石坚持要去，他用了两条理由说服了对方：第一，正因为我年纪比你们要大，所以我更能面对家属；第二，救援是要经费的，我可以想办法帮你们解决。这两个理由让对方无法拒绝，于是王石去了玉珠峰参与救援。
到了玉珠峰，王石的心一直是扯着，他很难受，其实明知道救援就是救一具具尸体了，但大家的心情却很复杂，似乎要去挽救一个个生命。每一个人在没有见到尸体之前，心里都在抱着不切实际的想法：“或许，还没死呢？”而最让王石揪心的是死者家属流露出来的那种绝望之下的愿望，他们希望救援的人不要找到亲人的尸体：“也许，他已经被人救了呢，也许他失忆了，所以不记得怎么回家了。也许一年后他就想起来了呢？然后自己就会回家了。”王石无言以对，他说什么好呢？这是一些面临与亲人永生诀别的人，对他们来说，说什么都是多余的。
只有王石和救援的人心里最清楚，即便是找到失踪者尸体，也不可能把他带回来，因为一个本来就面临危险进山的人，是不可能有更多的体力带回一具尸体的。救援的意义，只在于确认失踪者的确已经遇难，并且确认他死亡的地点，然后就地埋葬。这对于一个登山队员来说，是一件理解范围之内的事，而对于家属，他们只有见亲人最后一面的简单想法。他们除了悲痛，还是难抑的悲痛。
王石在进行劝说工作的时候，好几次难以坚持下去，他发现，在生离死别面前，任何劝说、任何道理都苍白无力。
死亡，始终和登山运动联系在一起。王石从不否认这一点。他也曾经怀疑过，特别是在攀登雪山的过程中，危险的深渊就横亘在自己面前，他心里也开始慌张，也后悔，甚至骂自己：“他妈的，好好的我上来干什么？！”王石从来不讳言自己在死亡的恐惧来袭时自己最真实的想法，那就是害怕。但是，当把危险度过，山在自己脚下，然后，走出山，那不可思议的雪山已经在自己背后，一切的经历就变成了巨大的人生价值：一个人只有在死亡清晰地出现在自己眼前的时候，才会真正去想生命的价值；只有把人置于死地之时，才会真正明白生活里自己真正的需要，自己生命里最有价值的东西。
中国人传统的观念里是不面对死亡的，谈论死是一个大忌。生死两界，几千年来国人只愿意想象阳界的现世安稳，不愿面对往生，不去想生死的相连。其实，每天我们都在面临死亡，交通、疾病、天灾、人祸，只是因为就在周围，被逐渐麻痹的意识隐藏了起来，也就越来越视而不见了。也许极限运动的最大价值就在于把人逼到生死边缘去，迫使那根从来不动的脑神经动起来，想清楚以后的事，以前的事。“总是想着想着就清楚了，登山带给我的感受恰恰不是冒险，而是要更珍惜，更加踏实地走每一步，因为危险处处都存在。无论生命长短，你都要离开，生命的意义在于质量，在于活的时候你怎么活得更好。”
王石说登山让他想了许多做企业的时候永远都想不到的人生大意义，这些透彻的思考让他更明白了自己，更加明白对这人生，自己要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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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这个人》：登山（3）
在王石已经因为登山而正式成为国家级运动健将的今天，几乎没有人再来质疑他对这项运动的投入和真正的热爱。在最初的几年，很流行一种说法，认为王石是玩票，是做秀，只不过这场秀做得苦了一点。所有的说法都因为王石是一个名人，是一个功成名就的企业家，一个名人的成功感和优越感似乎不该来自于这些苦行僧的领域，他们应该有自己的阶层，自己的圈子。
王石向来是不吃这一套的，而且，他一直是个很享受世俗快乐的人，对于平凡人的快乐，他向来是毫不犹豫甩开名人的包袱，自顾自争取而来。他和山友们的相处，就是这样。尽管近年来因为王石的带动，已经有许多的名人加入登山的圈子，似乎在山友的圈子里又有了一个名利场，可是，王石是那里面最广泛交往的一个人，他从开始登山，就是和一群纯粹而淳朴的登山人一起，并和他们成了莫逆之交。我曾经问他，山友们的相处就像朋友吗？他说：“应该说像兄弟吧，在那样的生死环境里，大家都抛开了自己登山以外的身份，像兄弟一样不分彼此了。”
在他的兄弟名单里，王勇峰大概是最特别的一个，这个中国登山队的队长，有着无数登山探险的骄人成绩，正是他带着王石从第一座雪山开始，一步步走向了珠穆朗玛峰。每次提到王勇峰，王石都说：“我师傅。”
正因为是师傅，也是兄弟，王石还和他起过一次争执。当年登珠峰的时候，因为从安全的角度考虑，国家体育总局要调整攻顶计划。调整意味着要取消一些队员的进攻机会，但王石所在的队是一支由中国登山协会出面组织的商业业余登山队，7名登山队员都是自费参加来攀登珠峰。调整谁呢？取消谁的攀登资格呢？这正是整装待发的时候，队员的意见是一致的，都不愿意放弃登顶的机会，如果不一起登，大家就都不登了。在紧张的气氛下，有人竟哭了。王石跳了起来，他的情绪控制不住，和王勇峰吵起来，因为中央电视台的直播，全国人民都听到了王石的火暴声音：“凭什么！他妈的我们是签了合同的！”大胡子王勇峰虽然身躯庞大，却也一下子承受不住委屈和压力，眼泪下来了：“你也知道是要保证你们绝对安全，你要这样我就保证不了了，这个队长我不当了！”
其实王石也知道，在高山严酷的环境下，团队的规定是下级要绝对服从上级，但在那样紧绷的环境，人的神经反而反弹得厉害，虽然他在几分钟后就道了歉，但依然觉得自己太火暴了。
吵完架大家就回帐篷睡觉去了，王石特意把帐篷的灯亮着，等王勇峰回来。王勇峰回来见王石没睡，问了句“还没睡”，就开始闷头脱衣服。王石本来想找队长说说话，突然闻到一股臭味，一下把他熏倒，他赶紧把鼻子捏住，闭眼睡觉，无意再抒情了。第二天一早，王石对王勇峰说：“队长，你该换袜子了。”王勇峰说：“我就这么一双。”王石赶紧掏自己的包：“我有。”王勇峰接过来看，说：“我不要长袜子，我要短的。”王石又在自己包里翻，翻出短的给了王勇峰，王勇峰就换上了，然后一把将自己的臭袜子塞到了衣服下面。正好那天王石要洗衣服，就把王勇峰的袜子翻出来一起洗，正在搓洗着，王勇峰走过来，红着脸就把袜子夺走了，王石后来说：“哎哟，那叫一个臭啊，那个臭味在我手上粘了好久。”
这几乎是一个极为喜剧化的场面，我很难想象当他们离开了珠峰，这种臭袜子的故事还会发生。也许登山的纯粹就在这里，把人都还原成了最本真的状态，尤其是男人们的率性倔强，在这里散发得最为彻底。大概也是这一点的原因，吸引王石一次次和山友们一起粗糙地生活几天，放肆几天，那个时候，他不是万科董事长王石，而是山友王石。
在王石登顶珠峰的时候，和他同在B组的是《华西都市报》的记者刘建，当时两人在登顶前为了互相激励，于是约定如果登顶成功，刘建就在峰顶上向女朋友求婚，王石作为见证人。开始攻顶了，两人都觉得：“坏了，还非得都登上去。不然，要么求不成婚，要么没有见证人。”王石后来对刘建开玩笑：“我是为你才登上去的，不然你那求婚谁给你证明啊。”
在现实生活中，刘建是一个记者，王石是一个公司的董事长，两人的生活本来风马牛不相及，但由于登山，两人成了兄弟，而且一起登了“7＋2”里的7座雪山，两人自有一番登山的革命情谊。王石是刘建的老大哥，刘建是王石的小兄弟。2004年12月31日，“7＋2”北极探险队在北极登完山，因为第二天就是元旦了，队员们都睡不着，一群人闹着要做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