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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到这是一个误会。现在我要直接对肿块开刀，以确诊是否为恶性癌症。如果当场确诊，请你们决定是做乳防全切（mastectomy）还是局部切除（lumpectomy）。我建议做局部切除，这样既可以不太影响美观，也可以与乳防全切除一样对乳癌进行治疗。那是新的乳腺癌手术治疗趋势，越来越多的年轻病人采用这种乳防局部切除方案。另外我要从腋下动手术，取出淋巴组织看看癌症是否已经转移。”
我和我手中抱着的小黛黛就是这样听到这个噩耗的。小黛黛肯定没听懂那是什么意思，我的脑子则是一片空白，似懂非懂。而丽萍则被医生和护士要求躺在里面手术台上别动。她震惊得连和我商量的力气都没有了！我要求见丽萍一面，以便当面商量对策。护士把丽萍推到手术室外面，我们已经没什么话可多说了。在匆忙中我们采纳了W医生的建议——做局部切除手术，把2cm大的癌肿块切掉保住乳防。
又大约过了两个多小时，阿黛尔的妈妈被人从手术室里推出来，那时她还处于麻醉状态。我们马上一起去买菜是不可能了，也根本不重要了。那时没想到，从那一天起，丽萍最终将连看着阿黛尔长大成人、上大学、找到工作、结婚生孩子这些对绝大多数母亲来说是既激动又平常的机会也没有了。
手术两周后，我和丽萍又应约来到W医生的办公室，诚惶诚恐地等待医生告诉我们丽萍的乳腺癌的严重程度以及治疗方案。一会儿W医生飘然而至，嘴里嚼着口香糖说：“俞太太，你得的是二期乳腺癌。我已在你被切除的12个腋下淋巴结中发现两个是阳性的。你有50％的可能会死，我们尽量给你治疗。”
第二章 “生在哈佛大学，长在麻省理工学院”…
W医生建议丽萍接受由她领导的一项正在进行、并且正在继续召集自愿乳腺癌患者的临床化疗试验。这项临床化疗试验采用使用常规剂量的阿霉素（Adriamycin）和四倍于常规剂量的环磷酰胺（Cytoxan）同时进行化疗。W医生说：丽萍还年轻，大剂量的化疗药治愈乳腺癌的可能性大，而乳防局部切除已经把癌肿全部切干净了，又基本不影响美观。她同时提到：阿霉素对心脏肌肉功能有副作用，不过总用量控制在800毫克再加上每次注射前检查一下心脏功能的话，心脏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在决定化疗方案之前，我们去了纽约市著名的肿瘤科医院MemorialSloanKetteringCancerCenter征询第三方专家意见。那里的一位四十出头名叫PaulUnger的医生建议用常规化疗药物氟尿嘧啶（简称5…FU）。我问他：“对不起，如果此时在你面前的是你的亲妹妹，你会采用同样的医疗方案吗？”他说：“我会的。”不过Unger医生也明确没有反对W医生的试验性化疗方案。我们犹豫了良久，因为这实在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最终还是丽萍自己作了抉择——为了根治癌症她宁愿吃苦、接受W医生的试验性大剂量化疗方案。
五年多以后，我们才意识到，那是继只做乳防局部切除之后又一个错误的选择。又过五年多之后，丽萍最终为最初这两个在W医生指导下我们作出的错误选择以及五年后另两个医生的错误诊断和治疗方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W医生的大剂量试验性化疗方案就这么定了，而我们首先要面临的问题是找谁来看护小黛黛。她长到14个月大，除了妈妈手术时的那几小时外还从来没有长时间离开过妈妈。我们经朋友介绍，找到了住在离我们家不远一位来自台湾的黄太太，她在家里为别人带孩子，当然是收费的。我们把阿黛尔白天放在她家，这样我们夫妻俩就可以面对随之而来的没完没了的跑医院、诊所、化疗、放疗、验血、拍片……两个星期下来阿黛尔白天一直哭，嗓子都哭哑了，白天也不吃饭。每天我们去接她回家时都心酸不已。黄太太也不耐烦了。她说她同时带的白人小男孩白天很乖，不哭，自己吃饭。我们明白了。于是我接受了同事童琨先生早就反复提出的邀请，把阿黛尔放在他家。此后有几次在超市遇到黄太太，我们都尽量避而不见。我的记忆中黄太太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知道的唯一一个说过阿黛尔不好的人。
我的同事童琨博士来自北京，毕业于清华大学，他家里当时共孝敬着五位老人，住着几百平方米的大房子。童先生和他当注册护士的太太何爱华那时还只有一个儿子。他们一家老小很宝贝小黛黛，挨个儿争相逗她玩，喂她吃饭。不出几个星期，阿黛尔的小脸蛋就变红了，人也长胖了，高兴了。我们一家也成了童先生家的座上客。往后三年中我们一家三口周末在他家吃饭的次数好像比在自己家的还多，一直到我们因变换工作离开新泽西州为止。如今快二十年过去了，我和黛黛对童琨先生和他的家人仍然深怀感激之情。
第三章 从开始识字到能认准毒蘑菇（1）
一直到满三周岁为止，小黛黛基本上都是在家由妈妈带着，每天都和妈妈睡在一起。虽然把孩子放在家里由父母自己带而不是去幼儿园或由父母的父母带有一些不利的方面，比如孩子缺乏同龄的玩伴，没有系统的幼儿学习过程，社交能力滞后，视野有限。母亲不能出去学习或工作，很少有机会娱乐甚至因此导致情绪忧郁等。但也有一些有利的方面：幼儿在家压力少，不必赶时间，吃得健康睡得充足，也不容易得感冒发烧之类的传染病。更重要的是没有人能够替代母亲的细心和无私无限的爱。孩子和父母的感情纽带在孩子幼小的时候就开始编织了。父母和孩子小时候亲切相处的时间越多，对孩子的身心健康发展越有益。很多年以后我听别人说“孩子是大人最重要的投资”时感触很深。回过头想想阿黛尔的成长经历和成功，我觉得这个理念很对。遗憾的是我和丽萍两人共同“投资”阿黛尔的成长，却只有我一个人看到结果。
01被迫放养
阿黛尔在9到10个月大时开始学说话，一岁多的时候她的口齿就已经相当清楚了。我们在家里自然而然只说上海话，所以阿黛尔一直到三周岁时还一点不会讲英语，但她在5岁时却已能讲一口纯正的英语。记得她5岁在上海探亲，坐出租车时经常碰到有司机夸奖这个小姑娘英语讲得好，夸奖我们教女有方。我们为了避免因为是“老外”被“宰”出租车费，常常打马虎眼说：“是的是的，我们从小教她学英语！”
两岁多时的阿黛尔有两件事我记得很清楚：一次是她在家门口听到别人放音乐，她高兴地扭着小屁股随着音乐跳起舞来了，跳得很有节奏。另一次是我们在黄昏中的高速公路上开车回家，她看到下山的太阳说：“爸爸、妈妈，你们看，那个太阳像个咸蛋黄！”那一刻，我开始意识到小黛黛有很好的想象力和语言表达能力。她的记性很好，妈妈常常说小黛黛是“小狗记千年”。我和她妈妈在小黛黛4岁时偶尔有一次拌嘴的事她十多年以后还跟我提到过。小黛黛在学习方面举一反三的能力同样给我留下特别深的印象。良好的记忆力和丰富的联想力以及喜欢阅读是阿黛尔学习成绩好和知识丰富的重要内在原因。
阿黛尔刚过3岁，妈妈的化疗、放疗已经结束了，身体状况稳定了。曾经脱光了的头发长得比原来的更好看。于是丽萍想到出去读几个计算机编程方面的课程以便找份工作，一方面是为了补贴家用，另一方面丽萍本来就是一个事业型的女人。因为计算机网络的兴起，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美国从事电脑及网络行业的人很好找工作。于是我们把小黛黛送去了托儿所。我们先在家教她用英文怎么说饿了，要喝水，要上厕所等生活基本语言。上厕所这方面的儿童词汇我们还是临时查汉英字典学的。几天下来她去托儿所时就不再哭了，白天也没听说有什么困难。我们也没注意什么时候开始小黛黛在家里对我们以讲英语为主了。那时我们根本不会想到，十年后，13岁的阿黛尔竟然是进入全美“《读者文摘》词汇冠军赛”（TheReaders’DigestWordChallengeChampionship）前十名决赛圈中两名女生中的一名！
小黛黛上了托儿所以后变得不那么怕陌生人了。她从来就不是淘气的孩子。她常常可以很长时间一个人不声不响地画画、玩玩具或看电视，而且她总会把自己的玩具摆放得很有条理、干干净净的，不会弄脏或弄坏。她因为很乖，很聪明，长得也可爱，所以老师和同学都喜欢她。美国的托儿所和学校都强调种族平等和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多元化等人权理念，虽然作为亚裔人，但我们没有觉得自己或者阿黛尔受到过什么种族歧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从来没有为阿黛尔上学——从幼儿园到进大学，向任何人说过情或送过礼。说情送礼在美国是不正常的，做了反而会被送礼的对象和旁人看不起。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的二女儿Amelia正好是在上海读小学。适逢中国的“教师节”前夕，一些家长在聚会时互相打听该给老师送什么礼物。有位妈妈说礼物的价值至少也得上千元人民币，她戏称：“大家都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我无语，心想：我们感谢和尊重老师，可是我们没行贿的习惯。
第三章 从开始识字到能认准毒蘑菇（2）
小黛黛四岁半的时候，因为我跳槽换工作，我们举家搬到了离新泽西州中部原住地以南160公里的特拉华州纽瓦克市。在搬家不久后的一天，我记得在陪阿黛尔玩的时候拿了一支可擦笔在家里的一块白板上教她认英文单词。我写了一串象形且发音近似的词如bear，pear，beer，peer，dear，tear，deer，tare，fear，fair……然后解释这些词的意思给她听，同时做出各种各样的夸张动作来帮助她理解。小黛黛听得好开心，她自己立刻在白板上照葫芦画瓢地写了起来。我又趁兴顺势教她如何查附带图画的幼儿英文字典，小黛黛也表现出了很大的兴趣。从此以后，她喜欢上了认字看书，而且一发不可收拾。
回想起来其实我真汗颜。在我的记忆中那恐怕是我唯一一次教阿黛尔认字！阿黛尔的妈妈没少教过阿黛尔认字、写字，也给她讲过无数次睡前故事。可是得过癌症的丽萍体力和精力都有限。开始上班后，她工作认真又很忙碌，上下班单程就要一个小时，回到家还要做家务。正式教女儿读书的事只能拜托给学校的老师了。△米△花△书△库△ ；www。7mihua。com
因为我们大人忙，没有什么时间陪她玩或教她点什么，阿黛尔就把看书当成玩耍了。她不迷恋看电视，我们也没有给她机会玩电子游戏。因为时间、精力以及经济能力的局限，我们也没能让阿黛尔参加什么课外活动。许多美国的中产阶级华人家庭里，父母带着孩子“赶场”似地去溜冰、游泳，学乐器、跳芭蕾舞、画画、中文、柔道，练网球、打乒乓球、踢足球和上补习课等，是相当普遍的，和在国内的情况差不多。父母和孩子的日程表大都是排得满满的。好几年后，阿黛尔在一篇作文中提到那时的情景：“妈妈的健康状况不佳，我从小就不得不喜欢阅读，因为没有人带我出去参加其他活动。同伴们可以出去学芭蕾舞或参加国际象棋俱乐部活动，而我只能在我们家里的餐桌上试图解读妈妈收集的有关癌症治疗的剪报。我的父母给了我所有他们可能挤出来的时间来关心我，但是他们更多的是操心治疗方面的事。他们没有时间来检查我的功课或关注我的小提琴练习进展。所以我从来没有觉得我的爸爸妈妈令我烦恼或给我压力。”
的确，我们也从来没有刻意在读书和任何其他方面给阿黛尔烦恼或压力。自从那一次教阿黛尔认字和查字典之后，我基本上没有过问过她的功课、考试成绩，也没有辅导过她做功课。我们当然也从来没有为她请过家教或送她去补习班，除了上了几年周末的中文学校和后来她9岁时自己提出要学拉小提琴。
现在想想，在当时和当今的社会环境下，不用为孩子的学业操心可能是做父母的奢望，而为孩子的学业操心可能使个别父母到了绝望的边缘，其实这真是没必要的——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有原因的，会有他或她的该有的出息、至少是出路的。阿黛尔现在还记得我曾经很认真地要求她写文章要讲究格式，不要写字时把字都挤在一起，纸上却留下大片的空白，缺乏整体美感。她迄今还记得我那次为此让她重新抄写了五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