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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在资本—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后来还加上官僚资本主义），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地破产，过着饥寒交迫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见《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12—13页。
根据对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性质和特点的科学分析，毛泽东得出结论说：“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这些矛盾的斗争及其尖锐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之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1页。
二、近代中国的两大历史任务及其相互关联
（一）近代中国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
近代中国社会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以来，中国人民不仅继续遭受严酷的封建压迫，而且还遭受了新的残暴的民族压迫。中国的命运不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亡国灭种的阴影，笼罩在不止一代的中国人的心头。中国人民在民族压迫下的痛苦以及争取民族独立的愿望，是当时最重要的事实。近代中国人民的斗争，主要是以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为出发点的。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古代文化的国家，中国人民的斗争向来是英勇的。但是，在一个相当长时间里，世界上的帝国主义国家，不论大中小，几乎都曾经欺侮过中国；而近代中国的反侵略战争，几乎无不以中国失败、被迫接丧权辱国的条约而告结束。这是什么原因呢？毛泽东指出，“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0页。这就是说，为了使中国在世界上站立起来，而且站得牢固，为了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境遇，使中国人民过上自由、幸福、富裕的生活，就必须改变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联合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必须改变中国经济技术的落后面貌，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即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和人民的幸福富裕。近代以来中国的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幸福富裕这两个基本任务，就是这样被历史地提出来的。近代以来，无数的仁人志士，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正是为此而进行了长时间的、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奋斗。
第7节。
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人民的幸福富裕这两个历史任务，是互相关联着的。由于腐朽的社会制度束缚着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阻碍着中国经济技术的进步，必须首先改变这种社会制度，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才能为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即现代化创造前提，开辟道路。这是因为：不首先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就不可能废除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改变它们控制中国海关、扼住中国财政的咽喉以及在中国倾销商品和进行投资等方面享有的特权，由此使中国的社会经济、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得以自由发展；不首先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就不可能废除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改善农民的生活并提高他们的购买力，由此为中国工业的发展提供足够的粮食和轻工业原料、部分的资金和广阔的市场；不首先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和社会的稳定，由此使中国人民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以便集中力量去从事大规模的经济文化建设。这样，中国的经济建设事业和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项建设事业也就不可能得到顺利的发展，国家的繁荣富强这个目标就无从实现。因为“一个不是贫弱的而是富强的中国，是和一个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独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中国，相联结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0页。（二）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必须走革命的道路。19zs。
怎样才能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应当采取改良的办法还是应当进行革命呢？
本来，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总是交替采取渐变即量变和突变即质变这两种形式，或者说是和平进化和革命变革这两种状态的交替。改良属于量变的过程和渐变的形式，它是在不改变基本社会制度的前提下对社会的某个或某些方面的调整；而革命则属于质变的过程和突变的形式，它不限于对社会的某个或某些方面的调整，而是对整个社会制度进行的根本性变革。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一定的历史时期，究竟采用哪种方式进行社会变革，取决于这个国家、民族的历史状况以及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和阶级力量的对比等具体因素。在通常的情况下，社会是以渐变的方式演进的，这时，改良在一定的条件下对历史发展可以起推动作用。所以毛泽东说：“对改良派也应该估计有进步的一面。”《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5页。当着逐步积累的矛盾达到了极其严重和尖锐的程度，要求从根本上改变现有的社会制度，而推动变革的社会力量也相应地成长起来了的时候，革命就会被提上议事日程，并且成为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
对于近代中国来说，阻碍中国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阻碍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从根本上说，是整个“社会制度腐败”，所以，不进行革命，即对基本社会制度进行变革，而实行改良主义，即在不改变基本社会制度的前提下对社会的某个或某些方面进行调整，是无济于事的。事实上，由于旧中国的统治阶级无不以外国帝国主义势力作为自己的靠山、以本国封建势力作为自己的社会支柱，因此，它们从来就不愿意、也没有能力去废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解除封建主义对于中国人民的束缚。这就是说，为了争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中国必须走革命的道路。
革命的目的是什么？毛泽东说：“我们人民革命的目的，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党的文献》1992年第5期。由于落后的、反动的生产关系束缚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必须消灭旧的生产关系，确立新的生产关系；由于旧的生产关系是受到反动的国家政权的保护的，因此，“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2页。确立新的生产关系，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由于保护旧的生产关系的反动的国家政权是靠反动的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暴力机关来维持的，要夺取政权，在一般情况下，就不能不使用革命的暴力。列宁说过：“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革命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用暴力打破陈旧的政治上层建筑，即打破那种由于同新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而到一定的时候就要瓦解的上层建筑。”《列宁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1页。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强调：“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1页。
马克思主义认为，决不能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实际上，“任何地方发生革命动荡，其背后必然有某种社会要求，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3页。清代末年以来中国社会的情况正是这样。从1902年到1911年，各地有相当规模的民变就多达1300余起，平均每两天半发生一起。事实表明，不奋起革命，国家就不能生存，社会将不能前进，人民群众也再没有生路了。
从根本上说，近代中国的革命是被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封建统治者逼迫出来的。中国革命的许多先驱者早年也曾经企图采取温和的手段来推进中国的变革。1894年，孙中山本人就写过《上李鸿章书》，主张“仿行西法，以筹自强”，并希望李鸿章能“玉成其志”。他后来讲过，自己原本是赞助那种“以和平之手段、渐进之方法请愿于朝廷，俾行新政”的运动的，只是由于在实践中不断碰壁，“方知和平方法，无可复施”，“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这是当时许多先进分子共同的思想经历。
中国应不应该革命？中国革命是不是必要的、正义的、进步的事业？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人们对此有着不同的答案。所以，毛泽东指出：“民主革命是经过长期辩论的。从清朝末年起，到辛亥革命、反袁世凯、北伐、抗日战争，都是经过辩论的。”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7月9日。这种辩论，成了发动革命的必要的精神准备。
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成立后，从1905—1907年间，资产阶级的革命派（以《民报》为主要阵地）与改良派（以《新民丛报》为主要阵地），围绕着要不要以暴力革命推翻清王朝等问题，就展开过一场大论战。
改良派攻击革命要“杀人流血”，“破坏一切”，因而要不得。这种说法，成为后来一切诋毁革命的人立论的主要依据。对此，当时的革命派进行了有力的驳斥。他们指出：
第一，进行革命，固然会有牺牲；但是，如果不进行革命，而容忍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中国人民就有可能免除痛苦和牺牲吗？这样，恰恰意味着他们将长期地遭受难堪的痛苦和作出巨大的牺牲。革命派强调：“革命不免于杀人流血固矣，然不革命则杀人流血之祸可以免乎？”“无革命，则亦无平和，腐败而已，痛苦而已”。由于害怕流血牺牲就否定革命，“是何异见将溃之疽而戒毋施刀圭？”这不是很荒谬的吗？
第二，革命是历史前进的推动力量。人们在革命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以至做出的牺牲，是以换得历史的进步作为补偿的。孙中山说过：“我们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因而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利，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利，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商人专利，故要社会革命。”革命本身是为了建设，破坏与建设正是革命这件事情的两个方面。他说：“革命之破坏与革命之建设必相辅而行，犹人之两足、鸟之两翼也。”这是完全合乎历史实际的。
第8节。
对于这场论战，《新民丛报》后来自己作出了如下的结论：“数年以来，革命论盛行于国中，今得法理论、政治论以为之羽翼，其旗帜益鲜明，其壁垒益森严，其势力益磅礴而郁结，下至贩夫走卒，莫不口谈革命，而身行破坏。”而立宪党人则“气为所慑，口为所钳”。
这就是说，中国人民从痛苦的经验中终于懂得，改良主义在近代中国是行不通的，要争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必须义无反顾地走上革命的道路。必须首先以革命的方法变革腐败的社会制度，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才能集中力量从事现代化建设，以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幸福富裕。
所以，就20世纪这一百年来说，毛泽东就说过：“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648页。…米…花…书…库… ；www。7mihua。com
三、资本主义建国方案在中国的破产
（一）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历程
中国人民热爱自己的祖国，他们珍惜它的光荣的过去；他们不能容忍外国侵略者对它肆意蹂躏，不能允许它由于积贫积弱而走向灭亡。如何挽救祖国的危亡，实现国强民富？这就是近代中国的先进分子反复思考的问题。
对于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初期的中国人来说，在救国这个问题上，唯一可能得出的答案就是学习西方，走资本主义道路。因为中国封建王朝对于外国侵略者的屈服，已经宣告了中国封建主义的破产，宣告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不可能成为中国人民团结御侮的有效武器。“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