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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看似粗糙的郑天时却心细如发，换句话说就叫极有洞察力，他早看出了鱼龙混杂的“策划人”圈子不是长久发展之计，还在那批人大捞特捞的时候就琢磨“怎么样才可持续发展”，于是，他写书，他去讲学，靠劳动老老实实挣钱，很快便从当初的那批“策划人”中脱颖而出，而最终以自己的名气和声望以及一个完美的策划方案打动了来北京寻发展求良策的泰丽公司的大老板。
在２００２年底的某一西风瑟瑟的冬日，就在贵宾楼饭店那间无数名人住过的总统套房里，泰丽公司大老板在听了郑天时长达４个小时的“呼吁报告”后，本来平均两个小时就要上趟厕所的大老板竟然忘记了发炎的前列腺一次次的报钟，转身“咯”一声打开随身带的密码箱，甩出七、八捆崭新的人民币，说了一句改变郑天时命运乃至最终影响到我命运的话：“郑老师，我已决定聘任你为我泰丽公司的执行总裁，这点钱您去买点工作服。”郑天时他那天去找大老板的时候，穿了一件早期温州产的西服，而且自打四年前从温州买来穿上后就没洗过，中间有粒纽扣还掉了。
富贵了的郑天时没有忘记我们这些当年一起喝酒的朋友，一些各方面都在滑坡的老朋友都被他安插进了公司，并且三番五次来打我的主意：“说实话，巴西你才是我最想挖到身边的人。你来，我给你一个总监，年薪３０万，外带一个两居室的房子和一部车。”千兵好得，一将难求啊！这是只有郑天时一个人使用的对我的称呼，源自于他结婚的时候我给他送了盆憔悴的巴西木，让他那间半地下室的新房立刻蓬荜生辉。但当时我还抱着在中国的新闻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高远理想，所以物质待遇虽然心动，但我也却三番五次地进行了婉拒。
后来我在华新社屡遭坎坷、愁云惨淡，心里的远大抱负渐渐在我躯体里死去，３０万、两居室、车的诱惑就成了真实的诱惑。２００３年６月１日，我躲在一个无人的角落给郑天时去了一个电话，“你说的３０万、两居室、车还能算数吗？”郑天时在电话那头“咯咯”一笑：“巴西啊，我等你这个电话都快半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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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手》三（1）
我推开了郑天时办公室的门，把腿翘在宽大的老板桌上的郑天时正在翻一本新出的《城市》画刊，眼神中充满“与我心有戚戚焉”的快感。见我进来，把书往桌上一放，腿也搁到了地上。
“怎么样，巴西，是不是有点身心俱疲？”
我一屁股坐在老板桌前的会客椅上，郑天时把他的烟给我推了过来，自己也点着了一根。
“能活着回来，能看见郑天时你这张脸，我怎么都觉得是个奇迹。”我把烟推开，从他桌上的纸巾盒里扯出一叠纸巾开始擤鼻涕。
郑天时大惊，“巴西你没好好从‘非典’全民卫生教育中受益啊，一定就要这样肆无忌惮地把自己当成果子狸？！”
我嘎地一笑，“那你给我放假？”
“准假！正好再多照顾妞儿几天。”郑天时窜到窗户边，凑着仅能开一条小缝的玻璃窗透气。
“郑天时你这样也太令我伤心了，想当年咱还共用一个酒杯喝酒呢？”我故作苍凉地叹口气。
“巴西我倒不是怕你啊，主要是家里不是还有年仅五岁的郑喜、郑敬么？你怎么着也不忍心你一对可爱的小侄子染病卧床，眼看着祖国可爱的花朵打蔫吧？”其实我知道郑天时的俩双胞胎儿子一直在寄宿的幼儿园住着，所谓“照顾妞儿”更是漂亮的说辞。郑天时如此主要是怕被他老婆花瑞芯踹下床，别看郑天时在公司人五人六的样子，在家里却是个“床头跪”。
其实说起来郑天时的美满婚姻还是我和其他几个朋友一手促成的。
１９９７年的６月３０日，我和郑天时等若干人等在三里屯的酒吧百无聊赖地喝酒，其时电视正在转播香港回归的盛典。郑天时喝着喝着就开始伤感起来：“代朗（那时他还叫我代朗）你们几个是不是觉得哥哥我有点惨？”
“哎哟！郑天时你怎么突发此言啊？”本来三心二意或者看电视或者扫描周边美女的我们几个，立马故作关心状围拢上来。
“你们不想想看，香港都要回归祖国的怀抱了，哥哥我现在都年过而立，却还是怀中空荡、孑然一身啊。”听闻此言，我们几个都满脸惭愧，哪个女子不怀春、哪个男儿不思妻呀。当我们在广阔的生活天地抱得美人归的时候，怎么就没想着郑天时在枯冷的被窝里被寂寞折磨得日渐憔悴呢。
“好办啊哥哥，这事就包在我们几个身上了。”良心发现的我们几个此时爱心洋溢，狠不能马上从大街上给郑天时拽来一个即入洞房。
“你们几个既然如此诚意，那么就请你们帮忙，帮我和那个姑娘搭搭线。”说话间，郑天时眼睛里怒放着异样的光芒，用手指指旁边不远一张桌上正在嬉笑怒骂开心不已的两个女孩儿。
我们的目光刷地齐齐直指惹出郑天时铁汉柔情的两个天使。
那两个女孩坐在吧台边的一张小圆桌边，分明是一静一动，一刚一柔，各有风情。那位时不时发出银铃般笑声的姑娘，留着赫本式的发型，穿一件麻织短袖Ｔ恤，整个人显得很清爽；而另一位大多时候只是微笑的姑娘最醒目的是那一头乌黑的长发，如瀑布一样从额际中分泻至腰间，在酒吧这样喧闹的场所显得难得的沉静。
“郑天时原来你早有所图啊！不过，是哪一个，长头发还是短头发？”我不得不佩服郑天时姜还是老的辣，觥筹交错间竟然将此间的最美掌握得清清楚楚。
“长头发的那个。”郑天时的眼神一直幽幽地盯着吧台边的那张小圆桌，他的眼神让我想起动物园里的狼，其实野外的狼也许也是那样深幽幽地目不转睛，只是没机会见识，不敢妄言。
说实话，在郑天时表露心迹的那一刹那，我根本就不觉得有超过１０％的可能性，但当时为了照顾郑天时的情绪我故作敬意地惊叹：“郑天时你好眼光啊！说吧，要哥几个干什么？只要你一句话我们把她抢回家！”
郑天时摆摆手，“提供一点有可行性的建议好不好？”
《对手》三（2）
本质上当时在座的包括我在内的其他人，在爱情的奔跑道路上是从来不考虑可行性的，出生在上个世纪７０年代初期的我们这一代，进入青春期时正赶上“抛开含蓄，崇尚进攻”的爱情口号震天响的时候，我记得上高中的时候在一次探讨价值观的班会上，班上一位早熟的诗人发言时只说了一句话：“爱一个人是有价值的，但爱一个人却不去进攻却是毫无价值的。”此言一出，深深震撼了当时由于营养不良发育过缓、尚不知情为何物的傻蛋一样的我，并一举开启了我的蓬勃思春的先河。在高考结束的１９９０年，我恪守着进攻的爱情名言，在我一位女同学的家中勇敢地一把抱住她打响了爱情第一枪后，从此我的爱情战争中就只有进攻、进攻、再进攻，很少想什么狗屁可行性。
于是，面对郑天时出的难题，我们几个一筹莫展。就在大家抓耳挠腮的时候，时间已经指向了１９９７年７月１日零点，电视里日不落帝国的米字旗耷着脑袋降了下来，随着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鲜艳的五星红旗骄傲地跃上了旗杆并飘扬起来，酒吧里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掌声雷鸣般地响起来，我们这一桌的人也个个热血沸腾，在一种狂欢的气氛中鼓掌、跺脚。我看见吧台边的小圆桌也在欢呼雀跃，突然间一个绝妙的想法蹦出了我的脑海！
我一把抓过郑天时：“郑天时你喜欢照片么？”
郑天时一瞪眼：“如果是饭岛爱的写真集，可以考虑一下。”
“不是啊，哥哥，记不记得二战结束时那张著名的照片《胜利之吻》？”
郑天时点点头：“知道啊，一个美国大兵在庆祝胜利的街头亲吻一个漂亮姑娘。唉，那姿势绝了！”
我双手一拍郑天时的肩膀：“知道就好办了！郑天时你看此情此景，大家内心的感受应该和二战结束时美国人的心情差不多，机会在这摆着，你肯定比美国大兵勇敢吧？你肯定比那哥儿们勇敢！”
郑天时的身体僵硬了几秒钟，然后我就感觉到他的呼吸忽然急促起来，被酒精泡得有些红的眼睛变得贼亮贼亮，他一把推开我的手，做出了至今还让我难忘的一个壮举：郑天时大步流星地走到吧台边的那张小圆桌，在桌边立正，两个正盯着电视的姑娘微微一惊，就在这电光火石的一瞬间，勇敢的郑天时、可敬可佩的郑天时、比荆轲还要荆轲的郑天时一把抱住“长发飘飘”，以一个绝对标准的《胜利之吻》的身体状态，深深地吻住了姑娘！
这个突发事件，让整个酒吧陡然间一片安静，短短几秒种后，欢呼声、口哨声轰然炸响，连“赫本头”也笑嘻嘻地鼓掌庆贺。
就在大家欢呼的时候，我的心却提到了嗓子眼，我的潜意识中觉得其实这是一个明显带着把郑天时往危险的悬崖边推的“可行性建议”，最大的可行性是郑天时被响亮地甩上一巴掌，并伴之以一声娇怒：“臭流氓！”
但我的这些担心没有发生，我无心插柳的这个建议竟然使郑天时赢得了人生最大的一场胜利——当郑天时一吻结束，把“长发飘飘”的身体扶正的时候，我们都看见她的微微闭上的眼睛里全是泪水，当大家的欢呼再次响起时，她受惊般睁开眼，娇羞地一笑，哦，那眼泪分明是惊喜、意外、陶醉的欢喜，然后，她看了有点傻呆呆的郑天时一眼，双手环抱住已经有些清醒的郑天时几乎有点哆嗦的腰板，把头轻轻靠在了郑天时的肩上……
《对手》四（1）
打着照顾妞儿的旗号我回家休假，但事实上却是相反。从湖南回来后，我和妞儿的角色进行了互换。重感冒的我整天躺在床上哼哟哈的，而妞儿守在我身边照顾一日三餐、生活起居。
妞儿在一家外资公司当会计师，当年中央财金学院会计系风风火火的“湘花儿”如今已自甘平凡，自从认识我以后更是一日千里地沦落到甘为绿叶的地步，不仅学会了做饭、织毛衣，有一天甚至很郑重地跟我说她想买一台缝纫机：“我现在经常想起小时候我妈妈在缝纫机边忙乎的样子，我常常是听着缝纫机‘挞挞挞’的声音入睡的。现在想想，好温馨啊，有我妈妈我爸爸真幸福。”说完了顿一顿，揪着我耳朵拉到她身边，“我要让你和我爸爸一样幸福。”
生个不大不小的病对于现在忙忙碌碌的人们来说，其实也是一件好事，虽然尚不能称为福气。
感冒期内，妞儿下了死命令不许我干任何事情，我整天穿着厚厚的冬衣像一头北极熊恹恹地或在床上躺着，或是无聊地从卧室走到客厅、走到书房再走到阳台，再后来我终于找到一个自从我搬进这个航天桥边的高级住宅里的两居室却被我忽略的一个宁静的细节：半躺在妞儿买的摇椅里翻几页闲书，厌了就透过阳台的落地窗看风景。
透过阳台，正对的是在初冬的早晨弥漫着淡淡的雾气的昆玉河。一座城市不能没有水，的确如此，在几乎被钢筋水泥占据了全部视野的北京，能有一条小河在你家的楼下蜿蜒穿过确是一件幸事，这也就是这片住宅售价令人咋舌的原因。虽然昆玉河在我的老家充其量也就是一个小河沟，且被人工修饰得失去了野性和自由，但她蜿蜒的身段还是能在都市里显露出一种灵动的妩媚。
透过悬在空中一样的阳台看河的风景，我想起了现代诗人卞之琳的《断章》：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这四句诗在我印象中如此之深，甚至在我早就抛弃了曾经的文学梦、已经变成一个粗俗不堪的商人后，还如此顽强地驻扎在我的脑海中，只是因为第一次读到它的时候，豁然间给我打开了一个审美的新世界，给了我看这个世界的另一种视角，细腻、把玩细节、体验精神快感，用现在很流行的话说就是小资。
而现在我的无聊的生活，又很切合诗人另外一首诗《墙头草》：
“五点钟贴一角夕阳
六点钟挂半轮灯光
想有人把所有的日子
就过在做做梦，看看墙
墙头草长了又黄了”
生病中的人总是会想到死亡。写诗的卞之琳活了９０岁，很安详地在２０００年去世，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还是感觉到有一种失落和伤感的情绪，虽然当时包括现在他不如徐志摩、艾青声名四野，但他的诗给我的人生赋予的意义使得我在精神上不自觉地形成了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