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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安传记《十年一觉电影梦》
李安新片《色，戒》在大陆的上映日期还未最后敲定，他的传记《十年一觉电影梦》却如及时雨般，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引进出版。据悉，这是李安拍片以来出版的第一部传记，也是迄今为止他认可并授权的唯一一部传记。自2002年《卧虎藏龙》问鼎奥斯卡以来，这部传记的台湾版就在网络上不断被大陆读者和影迷提及，口碑日隆，经由去年《断背山》二度捧回小金人和今年《色，戒》擒获金狮，大陆读者和影迷的阅读期待可谓节节攀升，而如今终于可以一偿心愿了。
《十年一觉电影梦》以第一人称口述的方式，讲述李安电影生涯第一个十年的追梦历程。书中真实回顾了他的成长岁月、每部电影创作的用意、遭遇的困难、对演员的看法及相处、参加影展的经验、得奖的幕后、对东西方文化的思考、对人生的感悟等。
大陆版从联系版权到出版历时将近2年，因为期间李安忙于拍摄《色，戒》，只能挤出时间来审稿，而大陆版又对繁体版进行了不少修订，李安又是个极其认真、追求完美的人，不仅要逐字逐句审订，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直到确认大陆版和繁体版一样，“整本书都是我在说话嘛”，才放心授权。《色，戒》后制完成后，出版社又请李安特别为大陆读者和影迷写序，没想到李安满口答应，并借此机会谈了《卧虎藏龙》之后的5年，谈了《断背山》，谈了回大陆拍《色，戒》的感受，谈了他一直执着的中国情怀，谈了他人到中年登临顶峰之后的人生感悟。
胖维他吃成了瘦维他
我家兄弟姊妹四个，就数我最难带。小时候我的额头上有条青筋浮现，父亲说，这样的小孩比较难带，老是会碰上个三灾两难的。我从小身体不好，不过长大后，人也就健朗了。
妈妈怀我七个月时，一天中午，下楼时一脚踩空，就这么一路下滑直到最底层。大家都在睡午觉，叫不到人，也叫不到车，妈妈发愁了，因为还有一班学生在教室等她上课，那时她在屏东潮州小学教书，学校离家很近。妈妈坐了一阵子，然后起身慢慢撑着走到学校，直到上完课回家，爸爸才知道，赶紧带她去医院检查，幸好没事。
当时妈妈有个朋友也怀孕了，不小心扭了脚去照X光，孩子就这样没了。要不是有这个比较，爸妈还不知道事态之严重。
我是1954年10月23日在台湾屏东潮州出生。当天请了医生来家里接生。据妈妈说，我刚生下来时，一张脸发青，也不哭，直到医生拍打我的小屁股，哇的一声，大人才放了心。医生事后告诉妈妈，好险，脐带绕在我脖子上两三圈，一般来说，这种情况很容易窒息的。现在太太常骂我脑子不清楚，她说：“大概就是那时候留下的后遗症。”
我的诞生，让爸爸兴奋得整晚都睡不着觉，他百感交集地说：“李家终于有后了！”爷爷临终的遗嘱，要爸爸在台湾“另起炉灶”，我这个长子让爸爸充满了期盼，他给我取名“李安”，一来是老家在江西德安，二来是爸爸来台湾时搭乘的轮船就叫“永安号”。
我出生时有八磅重，还好。弟弟李岗比我强壮，生下来就有十磅。七个月大时，两个姐姐出麻疹，我也被传染了。当时爸爸正好调职到台东女中当校长，这是爸爸第一次升任校长，又搬家，结果我出完麻疹没照顾好，自此后肠胃老闹毛病，身体积弱不振，体质不好。
在台东过了一年多，我还不到两岁，父亲又接任花莲师范校长，举家迁往花莲，一住就是八年，我们戏称是“八年抗战”。十岁时，爸爸再度调任台南二中校长，全家定居台南，四年后又接任台南一中校长，父亲常言：“我将终老斯乡。”
儿时的我瘦小多病，在花莲时，如果两个礼拜没去挂号，连医生都说：“怎么好久没来缴菜钱了！”当时我家戏称看病是“给医生缴菜钱”。我们小时候有种很普遍的营养品“胖维他”，爸爸曾气得说：“胖维他都让你给吃得变成瘦维他了！”
我脸上有个酒窝，狗咬的
我的体质到了高中才逐渐好转，但还是很瘦小，高一上学期时才一百五十多公分，发育很晚。太太说，我到美国好像还长了两公分。
我脸上有个酒窝，大家都说好看，我说：“狗咬的。”大伙还以为我开玩笑。那是小学一年级时，有天放学后我跟着妈妈去她同事家。平时我常跟那家的狗逗着玩，那天见狗屁股底下有根棍子，想去拿，没想到“狗一翻脸不认人”，猛然扑了上来张口就咬，上牙咬住我的眉骨，留下一记疤，下牙深陷在我脸颊上，后来就成了酒窝。当时我满脸是血，大人们都吓坏了，狗主人当场把那只狗痛揍一顿，狗生病死了。爸妈怕我染上当时流行的狂犬病，只好拿下狗头去化验，报告要等二十一天才出来，把爸妈给急坏了，幸好没事。
还有一次几乎命丧鲤鱼潭。那年我正念幼稚园，有天爸妈与朋友一起去鲤鱼潭划船，船快到岸时，我兴奋地起身，船失去重心直晃，扑通一下我就栽进水里。妈妈当时想都没想跟着跳下去，一把抱住我，从水里站起来，水刚好淹到妈妈的眼角下，大家慌忙把我们母子拉上岸。好险，当时要不是妈妈在我滑落潭底前的那一抱，我可能就没命了。所以我常说，妈妈给了我两条命。
高考二度落榜
第一年考大学，我以六分之差落榜。第二年，因为紧张，第一天第二堂考数学时，第一个钟头我腹痛头涨，豆大的冷汗直滴，一个字都看不清楚，复选加上倒扣，考了个分，再度以一分之差落榜。放榜时，我正好独自在家，家人都上班去了，我就一个人跑了出去。
他们回来一看我失踪了，急得不得了，只有弟弟李岗猜到我可能去了哪里，于是骑着脚踏车，奔驰了一个多小时，来到安平海边，果然看见我的脚踏车。他走到沙滩上仍没见着老哥的踪影，心里也开始忐忑不安了，直到看见我低着头走近，兄弟俩什么话也没说，默默穿过沙滩，摸黑骑着单车回家。
二度落榜在我们家有如世界末日，我根本没想到会发生在我身上。那天我是去海边散心，那阵子我蛮喜欢和朋友去安平的海边游泳，岸边有树林，风景很好。其实出海口很危险，常淹死人，我也不晓得。
回家后，没人敢惹我，李岗则奉母命盯着我，怕我出事。
重考那年我最好的朋友就是黄重嘉老师，当时他才二十几岁，帮我补习数学，我们一起听古典音乐，谈文论艺，算是知心的朋友。我数学考零分，觉得没脸见他。放榜两天后，他来家里帮我准备专科考试，没想到我突然把桌上的台灯、书本全摔到地上，然后跑了出去。
黄老师安慰我：“不读就不读，放心去考。”专科反而考得不错，数学第二天考，没那么紧张，考了六十八分，进了艺专影剧科。
老爸在饭桌上开训
我学戏剧、美术，爸爸虽然答应支持，但内心一直很矛盾。
记得二年级升三年级暑假时我们环岛巡回公演，到工厂、军中演出舞台剧，音乐、舞蹈科也随行表演歌舞、民族乐等，我们演员也会支援歌舞表演充个场面，大伙又歌又舞又搬道具，像跑江湖似的很好玩。一到嘉义，我就开始紧张，因为快回台南了，我也心里老犯嘀咕地气自己，在外面本来高高兴兴的，为什么一接近家就倍感压力。踏进家门，爸爸一看我因公演累成的黑瘦模样，就在饭桌上开训：“什么鬼样子！”我当时把筷子往桌上一放，走回房里，把自己锁在门内。这是我第一次胆敢有此犯上举动，已经是很革命了。当时父子俩都很不开心。因为在父亲的印象里，我的公演和小时候我们看的军中康乐队没两样，他很伤心，一心指望能光宗耀祖的我没考上大学，居然沦落为给人逗乐子的康乐队队员，所以他一直催促我留学，希望能拿到学位，成为戏剧系教授。
直到现在，我格局比较大了，这层心理障碍依旧存在。我一回台湾就紧张，搞戏剧，我是跑得越远，能力越强，人也越开心。一临家门，紧张压力就迎面而来。对我来说，越接近生活，我的压力越大，越难以从事艺术处理，能力越低。如小时候离开妈妈到花师附小，我就不哭了。离家到艺专，我的能力就有所发挥。在英国﹑美国拍西片较易发挥，一拍华语片就心情沉重。在我电影里，这种心情表达得最明显的大概就是《喜宴》，以为在海外很自由，但亲情又把你抓回来。
想来有趣，返家、离家，压抑、发展之间的拉扯，都和父亲有关。留学是他和我之间的约定，离家千万里即是他的促成。
因为要留学，我就做了些准备。本来想去法国，因为那时法国电影新浪潮很吸引人。刚开始我去学了两个月的法文，但法文里的阴性阳性、时式，搞得人头昏脑涨，加上也要通过语文考试，于是改变初衷，有一搭没一搭地继续补英文，总算托福勉强过关，我开始申请学校。由于邻居小孩在伊利诺伊大学念书，回来时说起该校戏剧系有栋很大的剧场，里面在干什么倒是不知道，我就申请伊大。
文化冲击：“性”与禁书
在伊大第一年，我经历了两个天地翻转的文化冲击：一是来自戏剧，一是我开始看左派书籍。
第一个文化冲击跟“性”有关。因为当时伊大戏剧系老师所选读的近代经典剧本，包括从易卜生（Henrik Ibsen）、荀伯格（Harold c。 Schonberg）等人的作品以降，正巧都与“性”有所关联，而且都很强烈。我因而对戏剧原理、东西方的文化差异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在伊大，我感觉才接触到真正的西方戏剧，整个扭转了我对戏剧的观点。
在西方，蛇在梦中引诱女人（夏娃）而使人类犯下原罪，受到“性”的处罚；在东方就好比七情六欲。西方戏剧喜用“冲突”来做手段，求取净化与升华，这似乎跟我们的教养很不同。
记得在艺专时，中西通达、学问最好的邓绥宁老师教授“中国戏剧史”时，曾讲过一段话，我当时以为是个笑话，在伊大接触西方戏剧后，才领略个中道理。邓老师说：“和尚和尼姑的戏没什么好看，但花和尚碰到浪尼姑，就有戏看。”王生善老师教我们“戏剧概论”时，也曾提及电视剧里演“爸爸打儿子”的情节，一个耳光下去，儿子马上说：“爸，我错了！”王老师说：“戏，就不能认错，就是要跟爸爸吵，再冲出去，这才叫戏，一认错就没戏了。”虽没有明讲，其实就是冲突。“不顺”才造成戏剧性，戏剧的产生不是靠平衡、和谐，是相反的。
另一个文化冲击就是我离开那时的台湾，才有机会开始看“禁书”——共产党的文艺及宣传作品，尤其是老舍的著作及斯诺（Edgar R。 Snow）的《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头一回，我对自我的身份认同产生了不一样的观察角度。这个冲击对我来说，有如天地倒置。
一读电影就知道走对了路
在伊大，学科﹑术科并重。学科方面有戏剧史及剧本研读，术科方面除了学习表演、导演、剧场运作外，每学期还要打卡做满一百二至三百六十小时的剧场工作。除了做剧场工外，我还参加过三次正式舞台演出及导过一次小剧场。伊大两年，艺专三年，五年的戏剧养成教育，成为我日后电影创作的底子。
当时一眼看过去，我以为最优秀的人才都在表演组，我就有个概念，如果把戏剧剥到最后，用削减法衡量每个元素，哪些可以不要，那么最后最必要的一个元素就是：一个演员站在舞台上面对观众。
过去在艺专，从一年级开始我就演男主角，自小练习的演讲经验，让我可以口齿清楚，在台上我是有两把刷子的。然而到了伊大，语言不行就不能演，只能演默剧、小配角，埋头在一边学习导演功课，比较没意思。
那时我开始兴起念头，当导演就要当电影导演。1980年拿到戏剧学士后，我同时申请了伊大的戏剧研究所和纽约大学电影研究所。
我将转念纽约大学电影研究所的想法，征询父亲的意见。父亲本来希望我继续念戏剧，拿博士，将来好教书，最后还是同意我念电影，学费及拍片花销家里会帮我。
我一读电影就知道走对了路。因为我当演员是一种表演，当导演也是表演，借电影来表演。电影主要靠声光效果，没什么语言障碍，这是最适合我的表现方式。
拍电影我很容易就上手，那时我英文都讲不太通，句子也说不全，但拍片时同学都会听我的，做舞台也如此，在台湾、美国都一样，不晓得为什么。平常大家平等，可是一导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