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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场哭戏我估计顶多可以拍三次，工作人员也受不了了，但都憋着，直到我喊“check the gate”，一切OK，许多女性工作人员才哭出来，大家拍手。
章子怡渐入佳境
玉娇龙这个角色是人的幻想，不仅是男人的幻想，也是女人的幻想。我相过很多演员，章子怡是很好的代言人。其实我第一次也看走了眼，因为她有舞蹈基础，我想也许可以训练，才要她来再试一次。
后来上妆试拍，发现有很多可能性，她的银幕魅力很值得开发，虽是未知数，但她具有这份潜质。新人都是没谱的，一开始都伤脑筋，是个冒险，你得顺着她，长期地观察、思索，找出她的长处，大家努力，加上她的配合。拍片时，我常告诉她，这场戏是要做什么，定出标准，做给她看，然后尽量逼。
纯真是新人的长处之一，她尚未经历太多社会跟演技的磨练，做一个表情或动作时，她是真的力不从心，想达到你的要求，有份诚恳，那个纯真感就够吃了。会拍的话，章子怡很上相，“脸”的特质多样，捉摸不定，有一种禁忌感、神秘感。只要造型到位，再帮她设计出表情，要她尽量做，观众会帮她演绎。新人演员就像张白纸，有的人可以容得下你尽量在上面作画，有的人本身已经很饱满，反而容不下你的做工、你的妆及戏。片中她有十几个造型，每个造型都是一种可能性，可以引发观众心中的想像，让观众自己去狂野、去演绎。
我觉得拍电影时很神奇的是，演员本身的灵气和电影里的灵气常常是两回事。本身有灵气不如电影里有灵气，得拍出来才算数，她要吃得下那个妆、那个光，吃得下大伙加在她身上的那个戏，那个“艺术份儿”。章子怡的好处是，她能吃得下来，每天压力都那么大，除了大明星跟她搭配外，再加上大导演、大摄影师、大武术指导的种种要求。她第一个打戏镜头，每条一拍完，三个人上去叫住：“你怎么可以这样打，跟女孩子一样！”
“我本来就是女孩子啊！”
她头一次吊钢丝时把我们吓坏了。她的反应跟别人不同，一般人快要撞墙时，都会本能地先以手保护自己，她不是，她是拿脸往墙上撞。脸，是她吃饭的家伙，怎么会毫无防卫能力？还好没撞上。人就看开不开窍，有了信心就上路了，一开始可惹得每个人都急。经过一两个月，不管美术、摄影、武打、演戏，她都能慢慢消化下去，个性还能吃苦，长得上相，是祖师爷赏饭吃。这也是机缘，她可以把玉娇龙在公元2000龙年时给吃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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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子怡和原来想像的玉娇龙不同
大伙努力，章子怡是被塑造出来了，将来红不红就看她的造化了。电影有时是“戏包人”，有时是“人扛戏”，不可能都是戏包人。新人拥有一种可爱、可信的纯真，当有了历练后，会开始世故、油了，观众也习惯她了，她会有压力。纯真感已消失，接下来要靠演技。演技终究是技术，要动人越来越难。如果没有演技，就得有明星魅力，有观众投缘的形象。要是也没有，就很容易被后来的取代，因为更新鲜的出来了。
当初我选角时，选的就是老中青三代的武侠皇后。六十年代的郑佩佩，###十年代的杨紫琼，当然我心里希望章子怡也成为新一代的武侠皇后，我期望她是第三代。
章子怡和书里描述的、我想像的及剧本里的玉娇龙都不一样。我本来想做内心刚烈、外表很小姐的玉娇龙，但章子怡本身的气质和我设想的完全相反，她的长处是性感、轻柔，看到她完全想不到阳刚的一面。不得已我只得转向，顺着她的特色发展，走性感路线。因为她给我的困难特别大，所以在调教她的过程中，产生了一种刺激。玉娇龙好比是创作里隐藏的那条龙，代表着心性的不稳定外，同时与中国人的禁忌——性欲有关，因此也落实了竹林的想法。在我原先的设想里，竹林戏只是打。以前大家只在竹林里打，没见过人到竹林上面打，我则对此有所幻想。后来整个竹林的色调——绿色，加上她跟李慕白的迷离情愫，才有了如今的新方向。因为前面两女对决的戏，杀之兴起，已经酣畅淋漓地实打了四分钟，之后的竹林再打下去也怕腻味，因而想到走“意乱情迷”的路线，这都是因章子怡而得到的启发。
对我来说，玉娇龙这个角色，她是一个谜，不是为让人了解的，而是为让人迷惑而设的一个陷阱。她是我对年轻女性不了解的一种幻想，本身就是个疑题，会吸引人投入。不只是我，主创工作人员做章子怡时似乎都在琢磨自己想像的“玉娇龙”——人人内心里那股完全不受管制的欲望。
影展像选美
在我感觉里，影展竞赛很像选美，胜负不由己。
我天性竞争性不强，碰到竞赛，我会退缩。跟我自己竞争没问题，要跟别人竞争，我很不自在，我没那个好胜心。从《推手》第一次参加柏林影展时的雾煞煞，到现在成为影展常客，这也是命，由不得我。
记得拍摄《冰风暴》前，陈凯歌拍完《风月》到纽约，我俩吃过饭在车里聊天谈起影展参赛的甘苦。他正说得兴起，我一时牙关没咬紧蹦出一句话来：“你几岁了，还在比赛！”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讲出这么二百五的话来。后来他到台湾和记者说起这事儿：“还是人家通达！”我从《世界日报》上看到这则消息，心想：“哇，不知又得罪多少人！”不过也是报应，后来我自己也得参加影展竞赛。
大凡竞赛就得有个标准。可是影展竞赛又不像体育竞赛，譬如赛跑，一个起点一个终点，不管你身体状况如何，谁最先抵达终点，大家都看得到，有个公平性。影展竞赛的标准比较主观，见仁见智，不管评审人数是多是少，都是一种“看法”。但参赛时，人还是会被竞争的气氛影响，没法子酷到完全无动于衷，就是一种欲拒还迎的心情。尤其是奥斯卡，既期待又怕受伤害，包括世界名导都是。你以为他清高不在乎，得不得奖潇洒不甩，其实不然。而且大家都知道奥斯卡并不是艺术绝对值的判断指标，得奖是跌份儿的事，但对奥斯卡却都放不下，少有例外。如大导演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配合角逐过一次，整个人被带到那种心情，结果没得，伤到后来他再也不去了。同时在所有合约里注明，不可报名奥斯卡或参加奥斯卡的各项活动。
因为只要参赛，人就会不由自主地陷入这种气氛中。拍电影，带影片参展，为的就是争取最大的回报。既然参加了，再讲什么都多余。你不能在乎也不能不在乎。在乎了，不清高；不在乎，你臭屁啊？！
在我的感觉里，影展的竞赛很像选美活动。其实怎么能用容貌姣好、身材曼妙（艺术形式风格显眼），或机智得体（隽永）地回答一两个问题，或看起来很有爱心（社会议题、人道主义），或文化（国情），来评断这个女人（这部影片）比其他女人（其他影片）美好？选美本身就是一种很表面的东西。大家也知道，女人的美丑及价值不是这样评断的。但奇怪的是，电视上转播的选美大赛大家还都爱看。
对我来讲，导演和美女并无高低之分。我觉得从评论电影的角度来看，竞赛是没道理的，但它是很重要的电影活动。得了奖我也想看，这和看选美的心理没两样。
电影靠的就是一股人气，影展与选美，都是能凝聚人气的活动。电影在本质上是都市属性，就是要把人气、把新闻炒起来。所以做宣传，我都到都市或旅游区等人多的地方，因为它是人为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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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卡主戏登场
抱着平静的心情，我3月22日从加拿大飞抵洛杉矶，参加奥斯卡及之前的相关活动，这是我第四次入围，第三次参加奥斯卡。
颁奖典礼当天我带着太太、两个儿子于下午三点多抵达会场，这是我们一家四口第一次一起走红地毯。我穿着阿玛尼提供的西装，太太被我硬逼着放弃那套唯一的三宅一生黑礼服，挑了雷切尔·泰勒（Rachel Tyler）的燕尾服新装，足蹬高跟凉鞋，她只好抱着“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的心情尽她的义务。结果半天下来把她累惨了，凉鞋的带子嵌进脚背留下好深的一道痕，事后她说：“真是痛彻心肺！”平常她都是球鞋一双就打发了。不过那天她还是全程陪伴我、支持我。
那天晚上我们是先盛后衰，第一个奖项最佳美术设计由叶锦添拿下，之后是鲍德熹拿摄影、谭盾拿最佳音乐。当最佳外语片由朱丽娅·比诺什（Juliette Binoche）宣布“台湾，《卧虎藏龙》”时，大家也都高兴地跳起来，我先是拥抱坐在身边的太太，接着和工作伙伴们相拥祝贺，上台致辞时，我感谢美国影艺学院的肯定外，同时也谢谢两岸三地的工作伙伴及亲友。就这样，前面一直得奖，到了后半段就全部杠龟，是有些可惜。不过那种场合，很少想到个人，我想到自己的，就是上台致辞时别讲得乱七八糟，担心的就是这些事。
最佳导演奖公布的一刻，我没得，当时感觉只是有点奇怪，大家都回过头来安慰我，说没有关系，镜头照到我，我正在拍手。史蒂文·索德伯格（Steven Soderbergh）那边则爆出欢呼及掌声。我很抱歉没拿下导演奖，没机会再次上台用中文谢谢双亲及家人，太太则安慰我说：“没关系，人不可以太贪心！”事后也没什么侧面消息，因为这么多人投票，大概百分之六十五都是演员，原因谁也不知道。
其实一路导演奖的得与失都很意外，我是从拿下金球奖最佳导演后，才开始觉得角逐奥斯卡最佳导演有点希望。之后，没想到英国的BAFTA颁给我，美国导演公会又是我拿。导演公会的最佳导演奖很难拿，由内部成员投票，是个最核心、最男性、最白人的奖，听说是年轻一辈的导演支持我。拿了这个导演奖后，我心里才比较笃定了些，有了点信心。所以，奥斯卡是我唯一为“最佳导演”准备感谢稿的一次，结果反而没得。
身在人家的地头上，能拿下四座奖已经很不容易了，也算是为华语片争光了。奥斯卡七十三年来，毕竟这是亚洲电影第一次拿下四座奖。我觉得每个奖就单项来看都还好，包括最佳外语片，只因为华语片从未得过比较稀奇些。在我眼里，三个技术奖及十项提名来得更重要及有意义，那个面子比较大，是对影片整体制作的肯定。
这次总算是争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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