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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本身，而是患者对治疗的信任。我认识的一位医生，总是告诉前来咨询是否该做手术的癌症患者：“要是你相信手术能够成功，那就做吧。要是你自己都不信，那手术一定会失败。”
在饮食对健康的影响中，态度同样发挥着关键作用。有关百岁老人的调查发现，有一位老人每天喝一瓶威士忌，并声称这正是他长寿的秘诀；另一位老人则把她的长寿归结于每天进食一打鸡蛋和半磅熏肉。尽管这两种饮食习惯都与现代营养学的健康理论完全相悖，但态度造成的积极影响远远胜过了酒精和胆固醇的消极影响。调查惊奇地发现，所有百岁老人都充满自信，乐观、开朗，没有一个人有自卑倾向，或者自我破坏性的态度。
《圣经》中，门徒们问耶稣应该吃什么样的食物，耶稣答道，毒害我们的不是入口的食物，而是出自口中的言语。我们自己的言语和态度能成为真正的杀手。所以，当你情急之下或者暴怒之下说出“气死了，烦死了，郁闷死了”这些话时，多想一想，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不要对那些口头语感到不以为然，长此以往，它们会变成伤害你的恶性态度。
我自己初患癌症时的态度是，我一定有什么地方做错了。“别人都是对的，所以我一定错了”，这是一种常见的有害态度。
小时候，我经常会为别人的过失遭到责备，却不敢申辩，因为申辩只会带来更加严厉的责备。代人受过成了一种习惯；我当时觉得，这样做是为了保护责备我的人，因为他们毕竟都是我亲爱的家人。要是我顶嘴，激发他们的怒气，就可能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别人的怒气总使我害怕，在战争中长大的我知道，怒气真的可以致人死命。我见过一些人因为愤怒而变得歇斯底里，做出没有理性的危险举动。
儿时的我别无选择，只能默默承受这些责备，因为我深爱着家人，不愿他们受到伤害。现在想来，当时责备我的人真的不是出于恶意，他们只是不知道如何正确对待一个孩子，他们小时候就是这样过来的。
多年之后，我受到一名同事的严厉批评——同当初受家人的责备和批评如出一辙。这批评让我深深自责，而自责正是心理上对自身的攻击。现在想来，这应该就是我癌症的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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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命的态度
癌症可以看做是身体通过产生变异细胞，对自身进行攻击的过程。
我在工作中发现，很多癌症患者都有自我攻击的思维模式——正如身体通过产生变异细胞自我攻击一样。他们大都有过与我类似的经历，为了避免冲突，只能自己让步，把怒气压抑在心底。他们不知道，这完全不是健康的解决方案。
不解释误会，压制心中的怒气，这是儿童时期的一种重要的心理防御机制。随着年龄增长，这种机制必须逆转，建立正常的自我价值观和自我表达能力，以获得别人的尊重和公平对待。
正如我曾因身为女性而否认自身价值一样，绝大多数癌症患者都缺乏自爱和对自我价值的认识，他们靠关怀他人带来的成就感来替代自尊自爱。我在工作中接触了成千上万名癌症患者，从富豪、名人、贵族，到各行各业人士，包括医生、家庭主妇、商人、艺术家等，无一例外都有这种倾向。“我做得还不够好”的态度是他们心头的重压，也是癌症的根源。
另一种相当普遍的有害态度是：癌症肯定会让我死亡，对此我无能为力。为什么是我得这种病？可能是遗传的问题；要不就是生活环境；或者是上天的惩罚。我一定是犯了什么大错，活该如此。癌症就意味着死亡，也许，过不了多久，我就要以最可怕、最痛苦的方式死掉。
这种态度会进一步削弱我们的身体，让癌症迅速恶化。患者越是坚持这种态度，癌症恶化的速度越快。这种事情你肯定听过，从前的医生会告诉患者：“你还有三到六个月的时间。”这样的话具有强烈的感染力，患者深信不疑，通常他们真的会在三到六个月之后死去。家属们还会说：“医生的话果然应验了。”
如今，医生们表达诊断结果时，通常这样说：“根据统计分析，情况相近的病人有95％会在三到六个月后死去，也有5％的病人会自动康复。或许你就是那5％的幸运者之一。”
心理安慰的力量在许多经典的研究案例中都得到了验证。西蒙顿博士的《恢复健康》一书中详述了布鲁诺·克洛普弗医生的一个著名试验。克洛普弗医生邀请一位癌症晚期患者试用药物克若贝辛（krobiacin）进行治疗，这是一种尚处于试验阶段的新药。这点燃了患者心中的希望，他告诉克洛普弗医生，他相信新药一定能治好他的病。结果，受试者的情况证明，新药对癌症没有任何效果——只有这位对新药深信不疑的患者康复了。
不久，报上刊出一篇文章，提出克若贝辛对癌症无效。文章对那位患者打击很大，他的癌症很快复发了。克洛普弗医生决定再试试，他请来了一批同行，要他们在患者面前故意兴奋地谈论“新型的”克若贝辛制剂，说这种制剂解决了致命的技术问题，对癌症更加有效。患者的希望再次被点燃了，他同意试用这种“新型制剂”。克洛普弗医生给他服了一片没有任何药物成分的糖衣片。患者又开始康复了，康复速度甚至比第一次还要快。
不幸的是，报上又发表了一篇文章，确认克若贝辛在癌症治疗方面的应用彻底失败。患者看到这篇文章后，癌症迅速加重，不久就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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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命的态度
态度的转变会带来健康状况的改变。有害的信念和态度能造成疾病，同样地，康复性的信念和态度也能治愈疾病。逆转有害态度就是逆转癌症和其他疾病。
迪帕克·乔波拉在他的名著《量子疗法》中，描述了他亲眼目睹的因信念而康复的实例。那时候，他在马萨诸塞州综合医院担任医师，院里一名晚期癌症患者的女儿找到他，求他给她母亲开一张“完全健康”的体检单。乔波拉医生知道患者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他这样做不会带来什么害处。开出了体检单，他就再没关心过这件事。
一年后，这位女患者忽然来找乔波拉医生，她的气色非常好，这让他吃惊不已——他以为她早就死于癌症了。“我是来做复查的。”她告诉他。“起初我总是浑身疼痛。您说过我的身体没有任何问题，所以我经常提醒自己，这些疼痛一定是幻想出来的。果然，过了一段时间，疼痛都消失了。”
乔波拉医生告诉她：“你做得很好，坚持下去吧！”这件事让他发现，病人要康复，并不只是药物和手术治疗这么简单。
只有态度才能带来真正的康复。乔波拉医生的患者把“因为得癌症而不久于人世”的态度转变成了“没有任何问题”的态度，这就是她康复的原因。在与患者的接触中我也多次经历过类似的情况。我们有能力说服头脑，通过健康的意象来重建免疫系统，从而实现康复。
拿我自己来说，正式开始自我治愈疗程时，我努力把有害的态度转变为康复性的态度。彻底地放松之后，我想象自己已经完全接受了新的态度。我回忆过去曾让我难受的一些事情，想象自己从新的、积极健康的角度出发，会怎么应对这些事情。我感觉到了内心的安宁祥和，对自己和生活都有了信心。
我全心全意地进行了几天的自疗，身体的痛苦每天都在减轻。新的态度越是在我心中扎根，我的内心就越发充满快乐。自我治愈的效果是惊人的，随着内心感觉的日益改善——疼痛逐渐消失，各种疑难症状日渐减轻，快乐和轻松与日俱增——我感觉自己充满了活力，各种机能都迅速恢复正常。
我很清楚，让我康复的是态度的转变和随之而来的情绪变化，绝不是每天服用的维生素药片。为了庆祝这一转变，我给自己调了杯咖啡。我坚信，美味咖啡带来的快乐，对康复的帮助远远超过咖啡因的负面影响。这一刻，快乐和喜悦的情绪正作用于我的大脑，催生帮助身体恢复的化学物质和激素信号，让免疫系统日益增强。这就是癌症逆转、彻底康复的开始。
过去的4年中，西蒙顿博士共对159位被诊断为“无法治愈”的肿瘤患者进行了治疗，同时选取了一组情况类似的患者作为参照。按照西方现代医学理论，实验组159位患者的平均存活时间仅为12个月，而经过我们的治疗，实验组的平均存活时间达到了244个月，其中63位患者截至统计时仍然活着，而已经死亡的患者，平均存活时间也达到了203个月。相比之下，对照组患者（仅使用放疗化疗手段治疗）的平均存活时间则为12个月（这一统计结果与西方现代医学理论的预期相符合）。另外，实验组中截至统计时仍然活着的患者，其平均存活时间已经达到了对照组的3倍；即使实验组中不幸去世的患者，平均存活时间也是对照组的倍。
截至1998年1月，尚在人世的63位患者情况如下：
人数比率完全康复1422 2％
正在康复1219 1％
症状无变化1727 1％
症状加重2031 8％
这些患者100％都曾被西方现代医学认定为“无法治愈”。
我发现，人生中绝大多数的问题，无论是生理上还是情绪、精神上的，其根源都在于态度。态度可以让我们生病，也能让我们康复。患者对治疗的手段充满信心时，治疗经常能够成功。康复的关键不在于治疗手段本身，而在于患者积极的态度对体内化学信号和内分泌的正面影响。由此可见，我们对自我、他人、信仰和世界的态度，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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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我的癌症历程
为什么有些人依靠手术、化疗或食疗等手段能康复，另一些人却只能无助地死去？之所以一些人能够从癌症中康复，另一些却不能，“信念”是关键因素。真心相信自己能痊愈的人，会因为积极的态度作用于大脑，使大脑产生有利于免疫系统的激素和化学物质，从而彻底康复。
西瓦妮·古德曼博士的乳腺癌前前后后、反反复复发作了三次。各种治疗方式都无济于事，最终，她因为自己坚定的信念而痊愈。
我曾前后三次被诊断出癌症，到第三次的时候，我甚至无法正常打电话，更难以再承受一整轮外科手术和化疗的折磨。我担心，再去医院治疗的话，我会因此而死去。我决定给自己三个月的时间，亲身应用自我治愈疗程——这是我自己创造出的简单易行的方法，它糅合了古老东方文明的心理医疗技艺与西方文明的心理学和心理神经免疫学知识。
用这种方法进行自疗的头三个月，我的肿瘤就收缩了，只有最初的一半大。又过了八个月，我感觉恢复得差不多了。完成全部疗程之后，我去医院做了体检。“真是个奇迹，癌细胞完全消失了！”医生惊讶地告诉我。
“不是奇迹，医生。”我答道，“是每天三次、每次一个小时的自我治愈疗程救了我。”这是1995年的事情。从那时至今，我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健康状况。
应该说，这一切都来得很不容易，中间经历了很多磨难。当1992年8月我第一次被诊断出乳腺癌时，我感到沮丧，困惑，似乎我多年来所相信的、所努力推广的一切都在一瞬间崩塌了。或许我的工作取得的些许成就，不过是安慰效应或是其他什么偶然因素的结果。我该借助西方现代的医学手段切除肿瘤，还是靠心理学的力量战胜癌症？我下不了决心。
我的一个密友曾死于癌症，她的肿瘤切除手术不够及时，癌细胞蔓延到了淋巴结。她的死让我记忆犹新，催促我赶快求助于西方现代医学手段。
与此同时，科罗拉多的一位好友写信鼓励我：“别管时下流行的医药治疗。你是个医者，你能治好自己。别被癌症的幻象给蒙蔽了。”她推荐我到阿尔伯达去找一位美裔印第安巫医。我立即乘班机去了加拿大。
寻找别的答案（1）
巫医告诉我，他计划带我去当地的蒸汗屋，当然，要是没有疗效的话，就得去他建在一处专门地点的私人蒸汗屋试试。和他在一起是一场愉快的历险；他很睿智，仿佛能一眼看穿你心中的想法。我心中渐渐升起了希望，希望他就是我的救命恩人。
在排队去蒸汗屋的时候，我和一位患了几年乳腺癌的妇女聊了几句。“这儿对你有效果吗？”我问她。“有些帮助，但我还没有完全康复。”她答道。“那别的人呢，有完全康复的吗？”“有一些。”“要多久？”我充满希望地问道。“我们都不太清楚。”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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