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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建筑批评家预言，这些将会是美国大都市时代最后的恐龙，并确信，这样的虚荣自负是弄巧成拙，除了交通堵塞、过度拥挤和债台高筑之外，其他的促进甚少。像这个世纪其他许多虚荣自负的东西一样，摩天大楼多半也是资不抵债。不管怎样吧，在1931年～1932年间，当繁荣的势头突然停止的时候，全国用于新建筑的费用下降了60％。到1933年，建筑师们所接到的业务，还不到他们在1928年的业务的七分之一。 。。
第一章 从富足到寒酸（6）
庆祝活动的开幕和宽慰人心的声明，不再对这个时代的脾气。官方乐观主义的微笑，慢慢凝固为某种类似于苦笑的东西。1931年，爱德华？安格利把华尔街和华盛顿的一些更令人厌恶的保证收进了一本小书里，这本书有一个嘲弄的标题：《噢耶！》（Oh
Yeah！）。1932年初，出现了一本新杂志，叫做《大吹大擂》（Ballyhoo），它的第一期用玻璃纸包裹，有点商业戏仿的意思。不到6个月的时间，这份杂志的发行量窜升到了200万份，主要靠的是揭穿20世纪20年代华而不实的营销手段。
公众一直在为自己的艰辛困苦寻找替罪羊，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民主党所雇用的一位精明的时评家查尔斯？迈克逊的帮助下，他们果然找到了一个。旧报纸被称为“胡佛毯”①，野兔被称做“胡佛猪”，建在市郊的饥民棚屋被称做“胡佛村”。公众憎恶的很大份额也落到了富甲一方而又令人讨厌的安德鲁？梅隆的身上，最近，他被商业界尊为“自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之后最伟大的财政部长”。1932年2月，梅隆高高兴兴地放弃了他的部长职务，明升暗降，当上了驻英国大使。
正如柯立芝总统在全盛时期所说过的那样，美国的商业确实是商业。但现如今，奢侈和娱乐，以及权力所带来的忙乱感（正是这种感觉，为兴旺发达的城区或郊区市民披上生活中本质上的物质主义的外衣），突然之间都被剥夺了。这次最大的经济倒退，让数百万市民猛烈摇晃了一下，使得他们在本指望向上大跨一步的时候，却在黑暗中向下跨出了一大步。一个习惯于把繁荣视为惯例的民族，发现自己被惊呆了，接下来是怀疑，再接下来是一点点无助，最后是愤恨。愤恨并不能让这样的境况变得更轻松一些：对手是无形的，不像国内或国外的敌人，它刀枪不入，不管是嘲笑、选票，还是子弹，都无损于它的毫毛。
但是，这个敌人的真实性却是不容怀疑的。他那看不见的身高，可以用收入和就业这两把尺子来衡量。收入（主要是纸上富贵）的损失最早被置于聚光灯下。自烧其翅的飞蛾寥寥无几，那么是谁烧的呢？早在1930年春，当联邦基督教协进会把4月27日定为“失业礼拜日”的时候，这场危机就显示出了它的宽度和深度。人们很快就在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中看到了收入的降低和失业，迫使国民经济进入下降通道。白领工人开始降薪，劳工们则在自己的工资袋中发现了解雇通知单。城市最早感受到冲击。最初的症状并不夸张：新车购买或新家动工的延期；年轻夫妇交出他们的公寓，去和父母同住；愉快旅行和剧院看戏的次数减少；清洁工、修理工和补鞋匠的业务更多了，而裁缝和服装商的生意则更少了。
几种更严酷的征兆早就出现了，只不过规模不大。1930年2月底，西雅图、洛杉矶和芝加哥都目睹了失业者的小规模示威。同月，鲍威利区等待领救济的队伍每天吸引了2；000人。3月，密尔沃基开办了市施舍处。正像整个大萧条期间周期性地发生的那样，1930年的夏天带来了救济措施。食品更新鲜、更丰富、更便宜，衣服、燃料和藏身之地的提供，使得问题变得不那么严重。但是，1930～1931年间寒冬的来临，开始了一段更艰苦的时期，纽约市拨出了100万美元用于直接救济，伦敦的劳埃德保险协会宣布，他们破天荒头一遭大量向美国客户销售暴动和内乱保险。
城市之外，危机的先兆则不那么有新闻价值。农民们只知道停战繁荣爆发之后的萧条，即使他们的境况在持续恶化，他们有长期的条件作用所带来的悲观的满足。然而，更小的工业城镇却不愿意承认艰难时期的事实，在很多市民看来，所谓的艰难时期，要么是曼哈顿赌徒的惨败，要么，只是一种心境而已。他们庆幸自己的基础更牢固。尽管印地安那州曼西市——社会学家们的中等城镇——四分之一的工厂工人在1930年年底之前失去了他们的工作，但这个社区的有钱人直到1931年底依然坚持认为，大萧条“主要是我们从报纸上读到的某种东西”。他们依然靠装点门面的信条为生，1932年，一个本地商人所组成的代表团劝说通用汽车不要封死他们已经废弃的曼西工厂的窗户，它们挡住了路过列车的清晰视野。这些精神饱满的人，他们的处世哲学还很顽固。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一章 从富足到寒酸（7）
正如普通市民自己就能看出的那样，流动资本和就业岗位紧密地互锁在一起，萧条岁月就跟它们之间缺乏接合有关。收入上所发生的事情可以简短地显示出来。国民收入从1929年的810亿美元减少到了1930年的不到680亿美元，然后飞流直下，降至1931年的530亿美元，并在1932年以410亿美元触底。相应的，在这一时间跨度里，国家的财富估值从3；650亿美元下降到了2；390亿美元，这一下降，代表了不动产、资本和商品的贬值。当然，全国有很多实体工厂，都在闲置和荒废中生锈。这三年，总共有85；000家企业破产，留下了45亿美元的债务，5；000家银行停止支付。900万储蓄账户被一笔勾销，工资损失维持在260亿美元以上。
美国经济的债务融资结构基本上没什么改变——1932年付出的利息只比1929年少——与此同时，在其他领域，通货紧缩在疯狂地继续，使得长期债务比借款人在借钱时所预期的更要命。作为薪金支付出去的钱减少了40％，分红减少了，工资减少了60％。危机之初，在胡佛政府的强烈要求下，主要工业企业工资削减的比例都很小，但是，在1929年～1931年9月之间，通过工作小时和工作日的急剧减少，他们还是设法把薪水册上的金额猛砍掉了40％。由于工人家庭不得不靠工人带回家的钱维持生计，上述措施在头条新闻里看上去比在个人身上似乎更好一些。
对于整个国家而言，人均实际收入（与生活费用相适应）从1929年的681美元狂跌至1933年的495美元。在经济金字塔的顶端，报告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以上的人数，从1931年75人下降到了第二年的20人。尽管有来自政府圈和金融高层的反复保证：衰退已经触底——这帮预报员们喜欢称之为“终极低谷”——但总的商业趋势还是断断续续地下降了3年多的时间。
很多工业企业和小商业甚至拒绝口头上支持政府要它们维持工资水平的恳求。日益增长的失业逆流，导致一些百货公司付给员工的薪水甚至低到了每周5～10美元。对一群在芝加哥工作的女孩子所作的调查显示，绝大多数人在为每小时不足25美分的薪水而埋头苦干，四分之一的人在10美分以下。成衣工、糖果店雇员和罐头厂工人，都属于受剥削最残酷的阶层。纽约第一流速记员的薪水，从每周35～45美元下降到了16美元。家庭佣人不得不为了每个月10美元（外加膳宿）而劳作。像往常一样，没有技能的工人是先头部队，紧随其后的是白领工人和技术员。专业阶层稍后才感觉到了震动，当教师和牧师们的薪水被削减或沦为白条的时候，其他专业群体的业务也迅速下降，而收费却越来越难。即使在1936年，医生们的收入也依然比他们在1929年的水平要低18％到30％，律师的收入要低18％到38％。
从收入降低和流动资本减少转到硬币的另一面，你所看到的，就是失业人数的那一面。1930年4月，胡佛总统下令，挨家挨户调查失业的情况，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联邦失业人口普查。总共已报告失业的可雇佣人员有300万稍多一点，相比之下，有4；500万人有报酬地被雇佣。但大潮涨得很快，1931年1月，商务部根据取样所作的一项专门普查显示有600万人失业。在这一年结束之前，几乎所有评估者都同意：失业人数已突破千万大关，1930年又有四五百万人失业。多亏了季节的因素，以及或进或退的局部波动，全国的图景才经常改变。失业往往还自我繁殖，那些拖家带口的赋闲男人，都不得不参与争夺任何收入微薄的零工岗位。储蓄的耗尽和投资的损失，迫使那些上了年纪的老人也加入到这场疯狂的搜寻中，并被计算在内。
这一周期产生了其不断改变的标志和象征。如果说，1931年那依然愉快的绝望具体体现在歌曲《生活就是一碗樱桃》（Life
Is
Just
a
Bowl
of
Cherries）中的话，那么，1932年更严酷的下降则被体现在《兄弟，你能省一毛钱吗？》（Brother；
Can
You
Spare
a
Dime？）中，这是代表受害人（比如失业退伍老兵或工业帝国被抛弃的建筑者）发出呼吁。失业大军，以及在面对失业时所表现出的自豪，其最令人难忘的符号，还得算是苹果。1930年秋，国际苹果托运人协会设计了一套处理产品过剩的方案。方案建议，把苹果赊销给失业者，以每只5美分的价格零售。到11月初，6；000个苹果销售员站在了纽约大街的人行道上，这个主意很快就传播到了其他地方。在大萧条的早期阶段，美国人（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的坚定自信，抑制了直接救济或施舍的想法，而在英国，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就一直是这么干的。但是，给过往行人的这点微不足道的甜头很快就失去了它的新奇。1931年，曼哈顿开始禁止在某些大街销售苹果。到1932年，据说人们都“厌恶苹果”。。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一章 从富足到寒酸（8）
那些能够从这幅萧瑟黯淡的家庭图景上抬起他们的眼睛、去扫视国际地平线的人，至少可以从难兄难弟们身上得到某种安慰。起初，胡佛本人倾向于把终极责任归咎于美国之外的原因。他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当中找到了这副苦药的源泉。浪费和破坏，人力的损失，战争债务和税收，通货膨胀及接下来的贬值，其他国家的贪婪和帝国主义，加上恐惧和重整军备所导致的新的开销，都是一场“我们的人民对之毫无责任”的斗争所留下的有害遗产。并且，就美国本身而言，这些并发症源自伍德罗？威尔逊时期，“这场战争是在民主党执政期间开始的”。
就算这一分析看上去似乎给人以极大的安慰——让美国人民在国内和国外扮演清白无辜的经典角色——但至少不能否认，大萧条正在一个经济上互相依赖的世界上迅速蔓延。我们看到，各国就像登山者一样，被贷款和债务、卡特尔和关税，以及迅速交换的信息（不管是希望还是恐慌）的绳索牢牢地捆绑在一起。主要以农业立足的国家往往首先垮掉，工业强国的滑落更后一些，但更加惊心动魄。到1929年春，或者稍早一些，澳大利亚、巴西、阿根廷、加拿大和波兰以及东方、近东陆续显示出了衰退的征兆，而德国战后的长期萧条则加深了。比美国更后感觉到震动的是英国、法国、捷克斯洛伐克、瑞士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第二波大约在1931年开始，比第一波更严重，同样影响了所有这些国家，直到1933年春天左右才开始退潮。
在大多数地方，类似的因素都在发挥作用，尽管危机的形式和严重性各不相同。然而，打量一眼全球的图景，我们会看到：并非只有美国人容易被盲打误撞的繁荣所欺骗，共和党人并不是1929年独一无二的祸根，民主党人也不是1933年舍我其谁的英雄。
1930年6月的《霍利－斯莫特关税法案》最清楚地显示了有些人拒绝承认经济相互依存的这个事实。1918年的停战让人们看到，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了一个大债权国。与此同时，美国公民在国外的个人投资增长得如此迅猛，以至于其投资总额从30亿美元猛增到了1932年的140亿美元。作为一个强有力的生产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