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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父亲刘□，一九四八年从台湾返回，有敌特嫌疑，有海外关系，他兄长刘□，现住香港，据其自称是在我政府驻外银行机构工作。
那真是触目惊心啊！我当时的感觉，犹如当头一棒，眼前只冒金星，只觉得天昏地暗，那是一种突如其来的震惊，是我从未感受过的——那一瞬间，我却想到，我小学作文中曾用过这样的形容词（奇怪，我居然还会有这种念头，而且至今仍然记得），不过那是抄袭来的。因为没有亲身的体验，就以为那种描写是艺术夸张。可在那一刻，我明白了，过去之所以没有体验，只是因为尚未真正到达伤心处。 谢书记也许注意到我极度惊恐的表情，安慰我，说不要紧，我的表现是所有群众肯定的。他这么说，也许为宽我的心，也许因为他文化程度低，没有真正理解其中的含义。可我很清楚，“敌特嫌疑”是个没有结论的结论呀，这才是最可怕的。有这样的一个政治鉴定，我是没有前途了。 在那惊骇之余，一下子，我似乎什么都明白了——为什么我们家庭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是提心吊胆过日子；为什么在中学时，我报名去黑龙江军垦农场，强烈要求却被拒绝；为什么我数次被推荐上大学，都在政审时被否决；为什么我表现积极，入党申请却迟迟批不下来。一直以为因我不是“红五类”，那时才知道我父亲还有如此严重的“政治污点”。
不记得那天晚上是怎么回到家的。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一夜没睡，凌晨时迷迷糊糊入睡了，可又在噩梦中惊醒，首先跳入脑海的是“敌特嫌疑”几个大字。我真希望那只是一个梦啊！ 我欲哭无泪。天哪，我倒底该怎么办呀？我想到了放弃。算了吧，我为什么要苦苦挣扎，与自己的命运抗争呢？为什么要继续地做无用功？还不如像其他上海知青那样，回上海去吧。 我感到绝望了，我在绝望的痛苦中思索了好几天，后来就逐渐地冷静下来了。我反复地询问自己：①是否已经尽了最大努力？②理想是否已经完全破灭？ 那时的政策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我想到，我出身固然不好，但并不是完全没有机会了。我已担任生产队长，这是重要的一步。我是上海知青中的佼佼者，应以此为基础，作出不平凡的业绩，以成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典型”。 在那年代的政治术语里，“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专指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的人，而“典型”则是指他们中那些表现好，从而背叛了自己的“出身阶级”的榜样。那个时代极其看重家庭出身，但也为政治上需要，树立一些这样的典型。 当然这种典型是少之又少，可我对自己说，即使只有一个这样的“典型”，我就还有机会，我就要成这个“典型”。只要我入了党，也就有了新的人生。 只要希望尚未全部破灭，那我就要以十倍的勇气，百倍的努力，继续奋斗。当时，我是这样勉励自己：“今天我在为前途而竭尽全力，我也许不能如愿以偿，也许最后无法实现目标，但临终前我也可以告慰自己：我因为时运不佳、能力不够，才没有成功——但已尽力了，我死而无憾。” 我决定继续留在农村，我还要努力。同时我也去信家里，告诉他们我刚了解的情况。起先，我以为他们早已知道，只是觉得不便于告诉我。从回信中才获知，连我父亲也根本不知道这一组织结论。 事情就是这么荒唐，如此严重的政治结论，本人却丝毫不知。既然把他视为危险的政治人物，却又不作进一步审查，以消除这一政治隐患。他就这样地背了二十多年的政治黑锅，直到我了解到此事。 按说，我父亲的历史也不复杂，他1947年重庆大学毕业后，就去台湾高雄的石油炼油厂工作。当时中国大陆处于内战时期，国民党政府的失败已成定局，他在台湾感觉到当地人对大陆人的憎恨，认为台湾没有前途，就决定返回中国大陆了——可那时的中国大陆和台湾都是国民党的统治区呀！后来，我知道还是因为我的大伯。他与一个国民党的大特务同名同姓，结果就张冠李戴地被怀疑上了。就这样地，我父亲就有了这“莫须有”的罪名。 我父亲后来找了学校系党支部黄书记汇报，大意是自己过了这大半辈子，也差不多了，已无所求，但不能因为个人历史而影响小孩的前途。他反映了我的处境，请求上级能调查他的历史，并给予一个政治结论。上级同意这个要求，就开始了组织调查。 ——这个政治调查持续了近两年，最后终于推翻了原政治结论，我父亲上级也以公函形式通知了山前公社党委。但此时这一切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文革”已经结束，已经恢复大学高考制度，大学招生是择优录取，而我是通过了高考而上大学的。这些当然都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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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为了改变命运
那个时候，我仍在奋斗之中。但我终于明白了：光表现好是不够的，我必须有特殊贡献，我要在领导农业生产中作出不平凡的业绩。只有这样，我才有希望入党，只要能入党，也就能把这一局死棋走活。 我在农业生产上是一把好手了，耕、耙、犁都会了，挑担、推车都不比当地农民差，插秧更是一把快手。但这已不够了，我还要进一步掌握农业知识。 我就向贵修老头学习，他在村里年纪最大，也是本村人，不仅熟悉二十四节气等相关的农业知识，而且对当地的田地资源情况最了解。我常请贵修喝酒，虚心请教。一个上海知青，这么尊重他，他很有面子，也乐意传授经验。我们结下了友谊。 在生产队中，农民的劳动力和劳动技术决定他们工分的底分，所以他们要掌握技术活，但他们不是都很懂农业生产知识，因为生产队干部负责生产的组织与计划，他们才必须知道农业知识。 还有那些年纪大的农民，在集体化前是单干务农，所以还懂得农业知识。贵修就是这样的老农。由于他的认真传授，再加我的虚心学习，我开始比一般农民更懂行，也很了解当地水土情况。总之，我成为了一个比庄稼人更庄稼人的庄稼人。 我还一头扎进了科学种田的研究。上海的家人给我寄来了一些农业书籍。我白天在田头劳动，晚上收工后钻进蚊帐，凑在煤油灯下阅读。我是带着问题学习的，比如到了禾苗生产期，那是水稻最受昆虫威胁的时期，我就对照书本，研究各种昆虫的习性和防治方式。我也常在收工后，到田间去研究禾苗生长情况。很快地，我成为了当地颇有名气的农业小专家。 我虽然是生产队长，可一些农民起先并不重视我。在农务上有不同意见时，他们会说：“伢子啊，话到种田，你懂得几多哦？（孩子啊，说到种田，你到底懂多少啊！）”这是开玩笑，我也不介意。但不久，他们就对我刮目相看了。
我担任生产队长后，又到了春插季节。我们那里种植双季稻，春插的质量对早稻的收成影响很大，而早稻产量又占水稻总产量的百分之六十多，所以春插工作的完成对全年总收成举足轻重。我要有所作为，这是个关键的时刻。 当时农村在推广“合理密植”，也就是在插秧时，秧苗兜的行距要比传统的方式更密；每兜也要放更多根的秧苗。流行观点认为，田地若是肥沃，可以适当密植，因为土壤中的养分足够支持更多的禾苗。但田地贫，秧苗兜的距离就应该稀一些，因为土壤没有足够的养分。 这种说法似是而非。因为田地若是肥沃，田里的禾苗会自己发兜（即抽条，长出多支苗来），最后结出更多的稻穗；可田地若是贫瘠；秧苗无法发兜，只能靠插下的秧苗长大后结稻穗。所以，贫瘠的田地就更是该合理密植。 当时尽管在推广合理密植。但在偏僻的山村地区，山高皇帝远，上面的政策很难有效地落实下来。我们村属田地贫瘠地区，就应该合理密植，但农民受保守传统影响，一直在私下抵制着。 我当生产队长后，就钻研起水稻种植技术。最后我得出结论，以我们的客观条件，合理密植才是提高产量的最有效途径，所以一定要推广下去。我召开了全村农民会议，宣传了合理密植的科学原理，并强调了落实。我也规定了惩罚性措施，插秧若达不到标准密度，就扣一天的工分。 在春插开始后，我发现插秧还是没达到密度标准。我若在场，大家都会顺从，可我若不在，却又是按惯例行事。刑不罚众，我又不能扣所有人的工分。最后我终于发现了，是贵修老头在作怪，他时常发牢骚，与我唱对台戏，而他又有威信，大家都听他的——他暗地在与我较劲。
我必须有个对策。要行之有效，就得杀鸡儆猴，我在暗中留神着。一天终于有个机会，我发现贵修领头插秧的那块田整个密度都不合标准，就跳上田埂怒气冲天，指着他破口大骂，又粗暴地把他拉上田头，推搡着，摆出一副要揍他的模样。自从前次在马家集打架后，老乡中已有我武功异常的传说，对我都心存一分敬畏。我又威胁要把他捆到大队部去。此时，可怜的贵修已吓得脸色发白，众乡亲们都为他求情，并承诺大家都会按标准插秧，我才骂骂咧咧地收了场，但还是扣了他一天的工分。 这一招还真灵。以后就再也没有人敢作怪了。我们顺利地完成了春插工作，在完成的质量和进度上都得到了好评。 ——在2004年夏，我出国二十年后第一次去了当年下乡的农村，但贵修早已过世了。当回想起往事，我心情极其复杂：那到底是粗蛮霸道、忘恩负义，还是勇于坚持真理；是为了目的不择手段、急功近利，还是在为改造农村的落后不遗余力？这些问题，甚至在今天，我也无法回答。但那是一个人性被扭曲的时代，很难以今天的价值观再去衡量过去了的历史。 在农忙接近尾声时，一件似乎是偶然发生的事情，却极大地影响了我的处境。公社党委袁副书记，一次在下乡检查工作时路过我们村，看到大家在插秧，就下田一起干起活来。收工后，我们知青们就邀他一起吃晚饭。那个年代，吃的也就是粗茶淡饭。在饭桌上闲谈时，其他知青谈到了我与贵修老头的冲突，袁书记听后马上很有兴趣；把此事作为了上海知青坚持科学种田，与农村保守势力作斗争的典型例子。后来，公社还在全体会议上作了宣传和表扬。 那一年，我们队的早稻大丰收。农民咋也不明白，为什么从庄稼长势看，与往年差不多，可稻谷实际产量就是要多得多。那年我们春稻的收成超过了往年二季水稻的总产量，达到了“一季超全年”的目标。任何一个生产队，能达到这一点，都是了不起的成绩，而这发生在一个由上海知青当生产队长的地方，就更是一个奇迹。这样，我就成为了公社的先进典型，还成为县知青先进代表。 农民是最务实的，他们相信亲眼看到的，就对我信服了。自那以后，我的工作就顺利很多了。
哪里是我的出路啊
又到了每年一度的大学招生阶段，我又被推荐上去了。这一次，我的希望比过去任何一次都更大，可我的政治条件还不够硬，也就是说，我还不是共产党员。那么，我在政治审查时还是可能被卡。 所以，我在迫切地等待，等待着即将召开的公社党委会议的结果。那次会议将审批一批入党申请书，其中也包括我的。这已是我第二次提出申请了。前次，我的入党申请在大队党支部通过，却没有被公社批准。但这次不一样了，这次我已是上海知青的典型，已很出名了。我觉得公社党委应该会批准我的入党申请。 如果我入了党，那政治条件就完全改变。我是知青生产队长，表现突出，还是党员身份，那就会被大学录取。那么，梦想就会成为现实。一下子，我觉得“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我几乎陶醉了。
党委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我得到了消息。我们大队报上去的五个入党申请人，有四个被批准，他们都是当地的农民，而那个未被批准的就是我。尽管我的表现突出，尽管很多干部都知道我，但在讨论中还是出现了不同意见。最后的决定是“再考验考验”，我又被否决。我真是太失望了。 不久，大学招生的结果也宣布了，我又落选了，还是卡在政治审查这一关。 那一年，是莲塘大队的上海知青小胡被大学录取。她初下农村时，属于那种吊儿郎当的，常来我们大队找小宦和小毛玩，打扮得花枝招展。我很不以为然，觉得那与农村环境太格格不入了，因为我们是来经受锻炼的。 可在一年前，她一反常态，积极上进，在劳动中也吃苦耐劳，得到群众的好评。她的入党申请是与我同批报上去的，可她被批准了。大学招生她也被推荐上去，并被录取。她就要回上海去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