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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李志强对打工妹的潜力都用尽了，他已经没有办法，在给打工妹们加1元工资时，她们会为他挣得元或元的收益。所以他当然不会考虑为她们加1元的工资。而打工妹们则觉得既然老板给的是最基本的工资，自己也只能干老板要求的最起码的工作，是否能为老板增加收益，那不是自己应该操心的事。
因此，在竞底企业，多赢局面，即“大家合力把饼做大”的情况，很难出现。唯有大家眼睛盯着有限的那块“饼”上，彼此竞底，谁的竞底实力强，谁抢到的“饼”大。
案例：经济学人对竞底、竞优的相关论述
对任正非、李志强们遇到的竞底困境，西方经济学家所进行的专门性研究不多。究其原因主要有：
1。这是落后国家特有的现象，西方的经济学家不会把这些问题当做自己的课题；
2。国内的经济学者无不饱受多年的应试教育毒害，同时秉承了中国人缺乏科学精神的特性，因此他们热衷于传授西方经济学家为西方社会研发的最新理论，但对中国尤其是中国民营企业所存在的实际困难涉足较少。
且看看两个有分量的中国经济学人的见解：
杨小凯：经济学家，湖南人，“*”期间被以反革命罪判处十年徒刑，主要通过自学获得经济学知识，后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读书，担任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系教授，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研究员。
诺贝尔奖得主布坎南认为：杨的工作比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卢卡斯，和另外两位诺贝尔奖有力候选人罗默、克鲁格曼要好得多；诺贝尔奖得主阿罗称赞：他的研究使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论，与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混为一体。
杨小凯被认为是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人，在他2004年英年早逝后，这一称号转到林毅夫身上。
林毅夫：经济学者，出生于台湾，留学美国，北大经济学教授。主要研究要素禀赋结构对产业和技术选择的影响，以及制度变迁的决定性作用。2008年，成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
林毅夫颇有点独特的才能，比如他将团队监督理论引入农业经济学，论证出中国人民公社的不成功，其根本原因在于无法解决对农民的监督问题，而不是所有制导致的农民生产积极性问题；比如他认为国企改革的关键，在于培育公平的市场环境，而不是国企产权引起的效率问题，反对私有化是国企改革成功的唯一出路。这些独特的思想，说明一只“海龟”戴着有色眼镜研究经济学，最终能达到什么样的奇特效果。
杨小凯曾著文专门谈论过中国的后发劣势，他说：“落后国家由于模仿的空间很大，所以可以在没有好的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对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模仿，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一定的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特别是落后国家模仿技术比较容易，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要改革制度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因此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但是，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可能失败。”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一章八、与竞底相关的理论阐述（6）
杨小凯将李志强们的难题，上升到了制度层面，并特别谈到日本的情况：“日本和中国的比较说明，要获得后发优势，一定要先做个学习成功制度的好学生，在考试未及格前，一个坏学生是没有资格讲‘制度创新’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本书前言所提出的问题：为什么日本经济腾飞30年，日本人的平均工资超过美国；而中国经济腾飞30年，中国人的平均工资只有美国人的？
对杨小凯这些观点，林毅夫基于他的“官方”立场，专文作出以下回应：“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可以有两种选择，发明或引进，到底哪种方式好，这要看哪一种方式成本比较低，收益比较大……
“新技术发明一般投入非常大、风险也非常大……
“研究表明95％的研发项目没有产生任何结果，只有5％的项目最后成为可以申请专利的技术。而且申请专利以后的技术并不都有商业价值，很多最后被束之高阁，没有投入使用。这是因为：有些新技术生产出来的产品，消费者不一定喜欢……
“如果发展中国家也用自己发明的方式来取得技术创新，那么也必须和发达国家一样花同样高的成本和面对同样的风险。但发展中国家还可以利用与发达国家存在技术差距，通过技术模仿、引进来获得技术创新，很多技术模仿、引进不需要花费成本……
“这样，靠引进技术的发展中国家技术变迁的成本，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和发达国家的这个差距，进行快速技术变迁。”
林的这些话，显然是任正非、张瑞敏、柳传志们非常爱听的，也正是他们实施竞底战略的理论基础，但林毅夫以此推导出来的乐观结论，却显得有些愚蠢：
“技术变迁越快，资本积累回报率就越高，从而资本积累就越快；技术变迁越快，新的、附加值较高的生产环节或产业部门就出现得越快，这个国家、地区的产业结构的变迁就越快。”
显然，林毅夫在做出这个“当然正确”的论断时，犯了中国人通常的凭直觉推论（想当然）的毛病，没有深入产业界进行认真的实证研究，因为中国的情况并非如此。
实际上，由于竞底的普遍性，虽然西方成熟的技术被快速引进到中国，新的附加值较高的产业部门却不会出现。
以PC产业为例。中国从最开始的80286台式电脑做起，一直走到目前的英特尔酷睿2四核笔记本电脑，中国的整个PC产业，在世界产业分工中的地位，有本质的提升吗？
以电视机为例。中国从9寸黑白电视机，一直做到平板、液晶、等离子，中国并没有占据附加值较高的产业地位。
再以音像产品为例。中国从录音机、CD、VCD，一直走到DVD，在世界的产业分工中，中国人有什么本质的变化吗？
再以照相机、手表、药品、服装面料、软件、汽车……为例。
没有。我们在可预见的将来，也看不出什么实质的希望。
因此，林毅夫说：“技术变迁越快……这个国家、地区的产业结构的变迁就越快。”不知道他能举哪些产业的例子，来支持他的论断。
针对上述情况，我们只能得出正确的推论是：非核心技术的变迁，一定与产业结构的变迁毫无关系！
即使通过技术引进，或凭一时的灵机一动（突发性的、一次性的创新，如中国人开发出了VCD，从无到有地创造了VCD产业），有了一时的核心技术，同样不能带来产业结构的变迁！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一章八、与竞底相关的理论阐述（7）
接着，林毅夫对“制度创新与经济发展没有必然联系”进行了长篇论述。然而，他在这方面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制度创新当然对经济发展起决定性作用，连中学生都知道“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上层建筑就包括政治、法律，有时这种反作用极为巨大。他又回到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谈到政府发展战略的问题，他问道：
“技术创新是一个国家长期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既然后发国家可以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而具有后发优势，为何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真正利用了这个优势，加速经济发展而缩小或赶上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仅属凤毛麟角，绝大多数的后发国家，经济发展还是困难重重。其原因其实在于政府所施行的发展战略。”
对于这个关键性问题，林毅夫给出的答案是：
“由于一个经济的产业结构内生决定于这个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 ，如果一个发展中经济要想提高其产业结构，必须先提高其要素禀赋结构。所谓提高要素禀赋结构，就是增加经济中每个劳动力的资本拥有量。资本来自于剩余、积累。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能够诱导其企业比较好地按其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则每个企业都会有‘自生能力’，也就是‘只要有正常的管理，不需要任何外部的补贴，就预期可以获得市场上可以接受的利润率’。这样的经济总的来讲，在竞争的市场中会最有竞争力，占有的市场份额最大，创造的剩余、积累就最多，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也就会最快。当要素禀赋结构升级，产业也要随之升级，按比较优势的原则来引进技术，其引进成本和学习成本都会最低，这样也就能够真正发挥后发优势。”
这段引文较长，但其中的逻辑还是十分清晰的：
要提高产业结构，必须提高要素禀赋结构；而要提高要素禀赋结构，就要增加每个劳动力的资本拥有量。具体到志强厂，林毅夫的话体现为：张小花应该花钱参加培训（不论是由她自己出钱还是由志强厂出钱），志强厂应该添置设备，招聘技术人员，提高研发能力，更新生产设备，提高生产效率，这样就将逐步提升电子加工业的产业结构。这显然是非常正确的选择。
李志强们即使不用学习林毅夫的文章，心里也有这样美好的打算。
但这一切需要钱。
钱从哪儿来呢？林毅夫没有回避这个问题：
“资本来自于剩余积累。”
这话也说得非常正确。但关键问题在于，中国是个竞底社会，李志强对打工妹竞底，所以打工妹们没有钱进行培训。而李志强这样做，也完全是出于生存的压力，因为他要面对自己的竞争对手张志强们和国家、外资的多重竞底。
国家对李志强的竞底，我们从每年财政收入的增长，远超过GDP增长的百分点，就可以管中窥豹。
在这种竞底的环境下，李志强想提升研发能力，更新生产设备，不过是穷人梦里娶媳妇——过过干瘾。他只能蹲在车间的空地上，用最简陋的方法，寻找用水泥制作加重块的最佳办法。
林毅夫是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十一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如此多的头衔，可谓是立于庙堂之上的参与决策的学者，但就在其参与宏观经济决策的这些年，国家财政收入以远远高于GDP增长的速度增长，也是中国对民营企业竞底力度最强的岁月，李志强们根本无法形成“剩余积累”，去进行“提高要素禀赋结构”，不知林委员在参与决策时，记不记得他自己写的这些文字。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一章八、与竞底相关的理论阐述（8）
正是国家对企业的竞底，导致企业无法积累财富，不得不连续对员工竞底。
这是一个制度性的难题！在中国竞底的大环境下，林毅夫貌似正确的经济理论，实际上很难找到实施的基础。
案例：“产业升级”，站着说话不腰疼：东莞的竞底困境
据香港《星岛日报》报道，在广东珠三角工业转型的大潮下，富可敌省的“制造之城”东莞，经过连续20年经济高速增长后，2007年的GDP增幅创下新低。面对政策调整、成本增加、土地紧缺、污染严重、治安不良等五大难题，外商迁出数目逐年增加，夹在广深之间的东莞正面临空心化的威胁。
东莞靠外商投资“来料加工”起家，成为世界最大的加工业基地之一。目前，东莞的外商来自三十多个国家及地区，一万四千多家外地商家中，港商占六成，有八千多家。美国IBM亚洲区一位高层曾言：“如果东莞到深圳的高速公路塞车，全球将会有七成的电脑产品缺货。”
但由于实行竞底战略，和珠三角其他城市一样，在扣除倾向贬值因素后，过去20年里， 东莞工人的工资不仅没有上涨，反而一直呈下降趋势。不仅如此，地方政府在招商大战中不得不尽力压低土地价格，而能源价格则因为中央政府的干预，而低于国际价格。
即使是这样，这列经济列车近年还是在不断减速。虽然2007年东莞GDP预计达3151亿元，富可敌省，但GDP增长率为18％，创出新低；2008年的GDP增幅更差，只有14％。
据统计显示，近年东莞外商撤走数目逐年增加，近年内地调整经济发展模式，要求珠三角企业提升产业技术含量，创立自己的品牌，这种新思维令东莞处于尴尬境地。
“就制鞋业而言，东莞确实受到较大影响。我们估计，2007年7月到2010年6月，整个行业的情况是，30％左右的企业会倒闭，50％的企业在盈亏之前摇摆，10％~15％的企业日子比之前更好过。” 亚洲鞋业协会秘书长、《亚洲鞋业》杂志主编*说，他1995年就在东莞涉足鞋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