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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日本人尊崇戴明相反，中国人特别喜欢德鲁克，特别是他的目标管理，因为这套理论太适合竞底的需要了：目标在上司的控制下，被高额地制定出来，然后所有下层员工在完不成就辞人的压力下，像爱斯基摩人的雪橇狗一样拼命狂奔，考绩评级和上司的督促，就像赶雪橇人呼啸的鞭子，稍有懈怠就飞舞过来，这就是被竞底者的人生写照。
第二章三、底线类型（13）
戴明的方法，意味着管理者本身得做许多扎扎实实的工作，严格按科学的制度办事，中国的竞底者懒得费心去做，而制度也妨碍他们竞底。德鲁克的管理，则是要员工去做大量的工作，竞底者的主要工作是开会布置，这当然爽快得多，否则做竞底者还有什么人生乐趣？
看了戴明的方法在日本和美国获得巨大成功，中国的竞底者们一定会对这位智者心向神往；但接着在看了戴明的十四条要点，这些竞底者们一定会大摇其头，或大念苦经：“中国人不如日本人敬业，不如美国人守法，怎么能不对他们计件、考核？”
什么叫叶公好龙？这就是叶公好龙。
当日本和中国几乎同时被西方人的炮舰打开国门后，日本人全心全意地向西方人学习，不仅学他们的科技、工业、商业，也学他们的体制、文化、法律和教育，等等；而中国人则半信半疑，搞所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只想引进器物层面的机床、兵工厂、电报、汽车，而看不到这些器物是生长在西方整体文明上的。
中国人虽然也实行ISO900X甚至14000系统、18000系统，但行内人都心知肚明的是，中国人执行这些标准时，大多就像被掺了毒的牛奶一样，是有自己内心的一套底线标准的，这样一来，最后的质量控制效果当然也会打折扣。
中国人无法突破自己陈腐不堪的观念底线，也就无法为自己开拓更广阔的竞底空间。
结果，经济腾飞三十年后，日本靠制造业成了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强国，而中国呢？
7。泡沫底线
没有泡沫的啤酒，不是好啤酒；而泡沫太多，就没有啤酒了。因此在泡沫和啤酒之间，就存在着一个恰当的比例，过于偏离这个比例，就接近了泡沫底线。
同样，一块糖放在一杯水里，那是甜甜的糖水；如果再掺成三杯水，则变为淡糖水；若进一步掺成一桶水，糖的浓度肯定会低于味蕾能感觉出来的阈值，最终成为白开水。
因此泡沫底线也可称之为掺水底线。以这种方式进行竞底，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司空见惯：
如街边新开一间兰州拉面店，刚开始的牛肉一定又大又厚，等生意兴旺了，就会渐渐变得越来越薄，如果店主足够聪明，他会在靠近底线处停止让牛肉变薄，则小店可以维持下去，否则将击穿底线，关门大吉；
如一部电视剧，获得好评，制片人一定会推出续集甚至续续集，不让观众倒尽胃口不肯罢休。
案例：掺水——五粮液的品牌竞底战略
五粮液是中国白酒的老名牌，为了充分发挥这块牌子的价值，五粮液公司曾展开急剧掺水的品牌战略：当五粮液刚刚登上中国白酒榜首时，只有价格两三百元一瓶的五粮液和几元一瓶的“尖庄”、“翠屏春”三个品牌。但其决策者显然觉得这杯“糖水”太甜了，就这样卖不能达到效益最大化，于是开始品牌掺水。
五粮液品牌首先系列化，开发出52度、39度、29度和25度等口味较淡的系列酒，并将品牌细分为“五粮春”“五粮醇”“五粮神”等新品种。为了提高掺水效率，五粮液公司还施出一手绝招，即“买断经营”：五粮液除了提供品牌支撑外，只负责生产与检验，其他一切推广费用（包括产品设计，包装、广告、营销渠道）都由合作经营方承担。
这样的懒汉经营方式从财务角度看，公司没有任何风险。但决策者却看不到，或者懒得去看：五粮液在品牌上正滑向泡沫底线。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二章三、底线类型（14）
到2003年，五粮液下属的子品牌高达100多个，各种不同规格的新产品则有300多种，其中有五粮液、金六福、浏阳河等家喻户晓的名牌，但更多的是运作不良、良莠不齐的杂牌。
这么多的子品牌都借着五粮液这个母品牌，集中在非常有限的白酒市场，进行竞底式的杀价竞争，使得五粮液这个金光闪闪的高档品牌，在人们的心目中，仿佛蒙上了一层灰垢，变得模糊不清，表现在财务指标上，就是五粮液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和净利润，双双大幅下跌。
五粮液觉察到这样的品牌竞底战略，正把自己拉下掺水底线，因此在2006年提出“1＋9＋8”品牌战略，即“一个世界品牌，九个全国品牌，八个区域品牌”。
虽然这样做，杯子里的水还嫌太多，但看来这些四川汉子还算明白事理，在还没有击穿泡沫底线之前，开始主动回头了。
8。风险底线
中国人的风险意识向来薄弱，对很多中国人来说，灾难降临到自己的头上之前，风险是不存在的。另外，中国人也有“富贵险中求”的习语，仿佛为了赚钱，就得敢于冒风险。
在这两种观念的作用下，中国人很容易将平时用于防范风险的资源，挪作它用，使自己懵懂而快乐地生活在风险底线状态。平时他们无视或刻意漠视风险，而等到风险降临时，往往会酿成奇祸。
案例：深圳“舞王俱乐部”大火：中国消防通道法则
2008年9月20日，“舞王俱乐部”在舞台表演节目时，没有表演资质的演员（风险一）向上方发射自治的烟火枪（风险二）。几十秒后，火灾爆发；一分钟后，全场停电，一片漆黑。大火导致44人死亡，80多人受伤。
这是一家无牌无证的俱乐部（风险三）。据深圳人大代表杨剑昌介绍，深圳龙岗2/3的娱乐场所都无牌无证。这家俱乐部只有两个消防通道，其中一个不太被人熟知（风险四），且通道内都堆放着杂物，没有应急指示灯（风险五）。消防大队曾在8月就消防通道排风系统等不合格，发出过6项《整改通知书》，但显然这点鸡毛小事情，很快就被“妥善地摆平”了（风险六）。
2007年2月，东莞发生特大火灾，由于消防通道被阻，堆积大量易燃物品，导致13人死亡；
2007年6月，深圳一个酒吧发生大火，因消防通道被锁死，造成3人死亡……
在中国的火灾史上，因为消防通道堵塞酿造的人间惨剧，难以计数，据不完全统计，仅沈阳一地近三年来，因消防通道堵塞造成严重伤亡的火灾，就达84起，死亡60人。
而据2008年年初不完全统计，近10年来，全国共发生因消防通道堵塞，酿成的群死群伤特大火灾109起，死亡2694人（不含深圳那44个冤魂）。
消防通道是什么？在建筑设计要求中，它是保障人们面临突发灾难时的逃生线，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备用资源。但在相当多的中国人眼里，它却是不用白不用，不用太可惜的房地产资源。
对待这种重要的消防通道，人们常常会先摆一点小杂物，再逐渐放置更多的大杂物，造成最终的堵塞。其实，任何一种竞底，都是这样发生的，只是有些“不幸”击穿了底线，有些暂时还没有。
为此，我们特别总结出“中国消防通道法则”，以警醒读者：
平时用于防范风险的备用资源，一定会被逐渐占用，不到引发重大后果，不肯回头。
第二章三、底线类型（15）
这一法则作为一项潜规则，在中国各个方面应用得相当广泛：
如在采矿业中本来应该用于安全设施的预算，或者被老板们当做利润分配掉，或者干脆没有设立这类预算，使采矿在高风险下进行，直到发生大规模的矿难；
如在某些高污染行业，为了节省成本，让员工在没有防护的情况下作业，直到发生重大职业伤病事故，引来媒体曝光为止；
如官员或企业家们将休息时间长期忙于应酬，最终因过劳或疾病倒下；
如血汗工厂牺牲员工的睡眠时间，直至发生过劳死，引起媒体关注；
如出事故后为了避免媒体曝光，给真假记者发“封口费”，直至被有良心的记者捅破；
……
9。标准底线
标准是衡量事物的准则。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中，存在着大量的标准，如千克、米、ISO900X、食物安全标准、消防验收标准，等等。正是仰赖于这些标准，人类世界才能正常运转。因此，标准理应被严肃对待。
中国人即使没有遭遇过所谓的“七两秤”“八两秤”，但也一定对此有所听闻。缺斤少两，就是一种对标准底线的竞底。同样，屡屡发生的掺杂使假，也是中国人对标准底线的竞底。
但在中国的商界，为了削减成本，标准常常成为竞底的方向，其中最普遍的是食品安全标准和生产安全标准：
如使用瘦肉精的猪肉、用硫黄薰白的银耳、以避孕药催熟的黄鳝、大排档中使用的潲水油，中国人在食品安全上使用的竞底招数，是如此花样翻新，不堪入目，以致有人惊呼：
中国最大的国家安全问题，就是食品安全问题！
为什么中国的食品安全底线，会被频繁竞底呢？
1。国家管理不严所致。如在中国毒奶粉事件中，除三鹿的个别高层人员被刑拘外，其他如伊利、蒙牛、光明等掺毒厂家，无一人受到刑事追究，这无异于为后来的竞底者，作出了不良引导。
2。成千上万的公民是弱势群体，他们无法检验食品是否达标。如民众虽然怀疑奶粉中含有三聚氰胺，却没有可行的检测手段。
3。有些食品难以检测，如以病死猪肉灌制的香肠、熏制的腊肉。
4。食品只要吃了不出现明显的问题，不合格的证据通常就此灭失，无良厂家往往得以逃脱检查，这使他们很容易产生侥幸心理。相对于这种侥幸心理给他们的竞底动力，中国对食品违法的打击力度显然还远远不够。
甲乙两个企业的囚徒困境
甲：掺杂使假甲：不掺杂使假乙：掺杂使假乙卖劣质货，甲也卖劣质货乙大赚黑心钱，甲被淘汰乙：不掺杂使假乙被淘汰，甲大赚黑心钱乙卖优质货，甲也卖优质货
显然，如果国家对掺杂使假的打击力量不够有力的话，不论乙的选择如何，对甲最有利的选择，都是“掺杂使假”，而实际上，许多地区政府为了保护本地企业的利益，本身就以“掺杂使假”的方式，对无良厂商表面打击，实际保护，这使得热衷于挑战标准底线的企业越来越多，最终形成法不责众的局面。
因此，政府在这一点上，也应该对这些无良厂家进行更为严厉的竞底。
案例：击穿标准底线的中国毒奶粉事件
由于多名婴儿吃奶粉致死，数千名婴儿患肾结石，2008年9月，三鹿集团被确认在奶粉中添加三聚氰胺，随即，伊利、蒙牛、光明等22家著名奶制品公司，也被曝出产品中添加了三聚氰胺。。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二章三、底线类型（16）
由此，中国乳制品行业中的潜规则浮出水面。
三聚氰胺是一种化学物质，正常情况下怎么也和乳制品挂不上钩。因此在人们通常的底线中，乳制品当然不应该含有三聚氰胺，因此也从未将此项目，作为必需的检测内容。
但中国的这些无良乳制品生产商，为了降低成本，大量往鲜奶中掺水，为了掩饰稀释后的鲜奶蛋白质含量太低的事实，他们就添加三聚氰胺，以便蒙混过关。当然，在添加三聚氰胺时，这些无良厂家也有自己的底线——他们在供应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和出口的乳制品中，都没有添加，而且，他们“很智慧”地觉得：添加少一点应该不会出事。因此在每公斤奶粉中，蒙牛添加了毫克，伊利添加了12毫克，光明添加了毫克……大都没有超过100毫克。
果然，喝了这些公司的婴幼儿奶粉的婴儿，基本没有表现出肾结石问题。这些无良厂家可能都心存侥幸地觉得，如果自己控制在这个添加量的底线内，竞底游戏可以一直玩下去。
但三鹿集团率先打破了这条“内部底线”，它在每公斤奶粉中添加了2563毫克三聚氰胺，导致众多婴儿死亡，从而引爆毒奶粉事件。
从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出，无良厂家和公众社会在三聚氰胺问题上存在两种底线，他们大致觉得，只要添加的三聚氰胺不超过100毫克就可以相安无事；而公众社会正常的底线应该是0毫克。
有时，一件事物并没有明确的量化标准，如法官在判定夫妻是否感情破裂时，往往只能根据一些常识和相对模糊的主观感觉，而不会参照“一周不讲三句话；一季性生活不足一次，即为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