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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的。问题是，20年代的美国人大都过不上这种不错的生活。拿最基本的舒适条件来说：美国大多数的乡下人仍然没有室内卫生管道，而许多城市人不得不与别的家庭合用各种设施。洗衣机有了，但并非家家配备；私人汽车与私人电话也有了，但只有少数家庭拥有。1936年盖洛普机构预言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阿尔夫·兰登（Alf Landon）将大获全胜。盖洛普何以会犯下如此大错？它根据的是电话调查，而当时只有约三分之一的美国住宅拥有家庭电话，而没有电话的人倾向于支持罗斯福。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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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节：大压缩（4）
但到了50年代，尽管仍有一些美国乡下人依赖户外茅厕，也有一些城市家庭住在盥洗室外置的廉价公寓里，但这明显是少数。到1955年，大多数美国家庭拥有一辆汽车，而70％的住宅都安装了电话。
另一方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代人时间里，作家菲茨杰拉德说的富人〃与你我不同〃很大程度上成为一句虚言，而这可谓是空前绝后的。在50年代，美国很少有人过得起一种奢华的、足以与中产阶级形成强烈反差的生活方式。富人的房子也许比大多数人的大，但他们再也没有能力住在府邸里……尤其是因为，他们养不起打理这些深宅大院所必需的仆人。传统上富人与其他人在服饰上的差异基本消失了，究其原因，一是普通工人已有钱购买（并清洗）好衣服，二是富人再也无法维持旧日的穿衣方式，那需要大群仆役来服侍他们上装与卸装。富人传统上在出行快捷方面享有优势……直到今天人们还称高档店铺是开给〃马车顾主〃的，而在汽车普及之后，连这个优势也消失了。
如果说上述的一切都给美国人带来一种新的尊严感，我想这不是一种浪漫的想象。我们对〃长镀金年代〃美国所知的一切都说明，尽管这个国家有民主的意识形态，但那是一个阶层观念很强的社会……当时富人自认为是高于工人的〃上等人〃，而工人整日害怕（并愤恨）那些〃老板〃。但在战后的美国，上述阶层观念已大体无存……在这里，我可以根据我个人的记忆来发言，因为我是在这个社会里长大的，同时我们也可从人们的言辞与记述中了解情况。战后的美国社会有穷人，但真正的富人很少，对社会的影响也很小。当时许多工人得到运作良好的工会的保护，在这种情况下，其工作之稳定可与技能高超的专业人员相比，甚至在收入上也往往与之接近。人们在物质生活上的差别不过就像卡迪拉克车与Chevy车的区别：一个人或许比另一个人过得奢侈，但在人们可以去哪里、做什么这些事上，并没有大的差异。
那么，这个民主社会是如何形成的？
富人怎么了？
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是位移民到美国的俄国人，于197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大体上是由他创立了现代经济统计学。他于20世纪30年代建立了美国的〃国民收入核算〃系统，借助这一包括国内生产总值在内的数字体系，我们可以探究美国的收入状况。到20世纪50年代，库兹涅茨已将关注点从国民收入的总体规模转到国民收入的分配方面。虽有资料方面的限制，他仍能表明，战后美国的收入分配要比〃大萧条〃之前公平得多。但这一变化究竟是政治带来的，还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市场力量带来的呢？
◇BOOK。◇欢◇迎访◇问◇ 第24节：大压缩（5）
一般说来，经济学家受所谓〃无形之手〃如何重要的学说熏陶已久，对政府塑造经济的能力倾向于怀疑。因此，在收入分配发生巨大变化时，经济学家会先从市场力量方面找原因。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市场力量的驱动下，不平等状况会发生自然的周期变化，而人们常常将库兹涅茨的名字与这一观点联系起来（这是很不公平的），今人已将这一自然周期称为〃库兹涅茨曲线〃。
据认为，〃库兹涅茨曲线〃的原理如下：根据该理论，在发展的初期阶段，有钱人的投资机会倍增，而廉价的乡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将工资压低。结果是，在一国的工业化过程中，贫富差距拉大：出现一个由富有的工业家组成的精英阶层，而普通工人仍深陷贫穷之中。换言之，像美国的〃长镀金年代〃这样贫富剧烈分化的时期是发展的自然产物。
但最终资本变得更为充裕，来自农村的劳工流逐渐减少，工资开始上升，利润趋向平稳，或者下降。普遍的繁荣将会出现，经济大体上也将中产化。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但凡思考过这个问题的美国经济学家大都相信，这就是美国在19～20世纪经历的故事。他们觉得，〃长镀金年代〃是国家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他们相信，后来的中产阶级社会是经济发展进程自然的、必不可少的愉快结局。
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事情变化得很明显，这个故事并未结束，不平等再度加剧。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这也是市场力量的无情后果，例如科技革新使技术因素有了越来越大的额外优势。人们再次关注起贫富不均的情况，并进而回顾前一代人经历的平等化进程。结果令人吃惊：人们越仔细地审视这段平等化过程，就越会发现，它不像是非人化的市场力量产生的渐进反应，而更像是一起突变，并且很大程度上是由一场政治均势的变化带来的。
要了解这起变化的突然性以及政治因素在其中可能发挥的重要作用，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考察富人的收入，即处于收入分配顶端的1％人口的收入。
我们对富人历史收入状况的了解，要多于对其他人的了解，因为自1913年以来，富人一直在支付所得税，从而在这一过程中，向联邦政府提供了有关自身经济状况的信息。税收资料显示，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甚至更晚的时间，贫富不均毫无下滑之势：当罗斯福在1937年的第二任就职演说中提到三分之一的国民仍然贫困时，几乎毫无迹象表明，与一战前相比，富人的经济统治地位有些许下降。但短短十年之后，富人明显沦落了：我们已描述过20世纪50年代顶端人群收入的剧降，这早在1946年或1947年便发生了。经济精英的相对贫穷化并不是逐渐发生的，而是突然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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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节：大压缩（6）
富人财富的突然下滑，大体上可用一个字来解释：税。
我们可以对当时的情形做如下的思考。在战前的美国，高收入的源头与现今不同。今天富人的收入大体是薪酬收入（想想CEO和他们获赠的股票期权），而在20年代事情要简单得多：富人之所以成为富人，是因为他们拥有的资本能带来收益。由于资本收益大都流入一小群人手中……1929年1％的美国人得到了多达70％的股票红利，富人与穷人之间的收入划分大体取决于国民收入在工资与资本收益之间的划分。
既然如此，读者或许会想，富人占美国国民收入份额的剧降，必定反映了收入分配从资本向劳工的巨大转变。但事实并非如此，1955年公司部门获得的税前收入有69％流入劳工手中，31％为资方赚得，1929年这两项则分别是67％和33％，两个年份的差别不大。
但是，虽然在20年代与50年代，资本与劳工之间税前收入的分配几乎未变，但在收入主要来自资本的人与主要依靠工资的人之间，税后收入的分配发生了剧变。
在20年代，税收对富人而言是小事一桩。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仅为24％，同时由于对最大的地产所征的遗产税不过为20％，富豪王朝轻易便可维系下去。但随着〃新政〃的来临，富人所面对的税收不仅开始远高于20年代，即使按今天的标准来看，税率也是很高的。所得税的最高税率在罗斯福的第一任期升到63％（当前只有35％），在第二任期达到79％。到了50年代中期，随着美国背起〃冷战〃的开支，这一税率升到了91％。
在个人税提高的同时，作为其税基之一的资本收益却显著降低。这不是由于公司利润的下滑，而是由于公司可保留的利润变少了……对公司利润征收的联邦税的平均税率，从1929年的不到14％上升到1955年的45％多。
还有一点，即依赖资本收益的人不仅发现这笔收益大多缴了税，他们还发现，要把自己的财富转移给子女变得日益困难。房地产遗产税的最高税率从20％连续升到45％、60％、70％，最终达77％。其结果之一便是，财富所有权的集中度明显降低：1929年美国最富的0。1％人口拥有本国财富的20％还多，但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只有10％左右。
那么，富人怎么了？一句话，〃新政〃把他们的许多收入都征了税……也许是大部分收入。这就难怪罗斯福会被视为一个背叛了自身阶层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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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节：大压缩（7）
工人与工会
富人是〃大压缩〃最大的受害者，而蓝领工人，尤其是产业工人，是最大的受益者。〃大压缩〃之后的三十年，即4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是体力劳工的黄金年代。
实际上，在20世纪50年代末，只拥有高中学历的美国男性的收入，依据通货膨胀因素折算后，与今日有相同资历的工人大体相当。但是，他们的相对地位显然要高得多：拥有极好工作的蓝领工人的收入，常常与许多大学毕业的专业人员相当，甚至还要高于后者。
蓝领工人为何有了如此的好时光？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是受惠于当时世界经济的状况：美国制造业公司之所以能支付高额工资，原因之一就是其遇到的国外竞争微乎其微。令他们受惠的另一个因素是劳工的短缺，这是因1924年《移民法案》设置的严格移民限制所造成的。
不过，50年代的蓝领工人的境况较20年代要好得多，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工会的崛起。
20年代末美国工会运动在退潮。劳工组织的重大努力都失败了，究其原因，一是雇主成功地破坏了罢工，二是政府始终站在雇主一边出手干预，逮捕工会组织者，若他们生于外国……当时这很常见……便将其驱逐出境。工会参与率曾在一战中大涨，但之后剧降。到1930年，只有10％多一点的非农业工人参加了工会，与今天私人企业工人的工会参与率大致相当。在〃大萧条〃最初的数年间，工会参与率继续下滑，在1933年达到最低点。
但在〃新政〃之下，工会的成员大增，力量也持续上升。工会参与率从1933～1938年增长了两倍，到1947年又将近翻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尾，三分之一以上的非农业工人加入了工会，而雇主也或明或暗地向许多未加入的工人发放一定的工资，以与工会工资相匹敌，或者是为了让工人不受工会组织者的诱惑。
工会参与率为何大涨？经济学家与历史学家就此进行了激励的争论。
一种说法将工会参与率的大涨大体归功于（或归罪于，这取决于你的视角）〃新政〃。在〃新政〃之前，当雇主想要压制工会组织者或破坏已建的工会时，联邦政府是他们的可靠盟友。但在罗斯福治下，联邦政府却成为工人结社权的保护神。依据1935年的《公平劳工关系法》，美国建立了〃全美劳工关系委员会〃，罗斯福在签署该法案时的声明至为明白：〃本法规定了产业雇员为集体谈判目的而享有之自主结社权，该权利为本国实体法之一部分。本法亦设定诸种方式，以供政府藉以保障该项合法权利。〃毫不奇怪的是，许多史家认为，针对工会的公共政策的这一逆转，导致了工会的勃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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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节：大压缩（8）
另一种说法则更强调工会运动的内部变化，而非政府政策的影响。哈佛大学杰出的劳工经济学家理查德o弗里曼（Richard Freeman）指出，30年代工会缔结的增多与之前，即1910年～1920年间的一段增长相映成趣，而且30年代其他西方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上升情况，这表明罗斯福和〃新政〃也许并未发挥关键作用。弗里曼认为，30年代真正发生的事情，是分为两个阶段的一个过程，大体上与政府的举动无关。首先是〃大萧条〃导致许多雇主降薪，由于愤怒的工人组织起来抵制减薪，这使工会运动如虎添翼。然后，工会运动力量的渐增产生了自我强化作用，因为已加入工会的工人开始为想要组建工会的其他工人提供关键性的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