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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煤焦油产品”的时代。
比煤焦油时代的实际成就更为宏大的，是这些技术突破引发的期望与雄心。马克·吐温似乎认为，随着排版机器的发明，人类的问题可以安全地交付给历史书解决。 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和他的同伴，期望科学能够为与死人交流的可能性提供新的契机。弗兰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以及他那些参与优生运动的朋友断言，现代生物学，特别是高尔顿的表弟达尔文提出的进化理论，将为社会和政治政策问题提供无可辩驳的解决办法。那时，科学讨论会的话题变成了颅相学，甚至颅相气象学——通过审查一个人头上的肿块预测天气的变化。“科学饮食”运动的领导人坚称，如果人们按照科学规定饮食，疾病便可以被根除。根据“伟大的咀嚼者”豪瑞斯·弗莱彻（Horace Fletcher）的科学建议，许多人开始“细嚼”他们的食物——每吃一口，嚼上100次。有一位叫弗雷德里克·奥古斯塔斯·贝克的梦想家，狂热地相信科学将在消除邪恶问题上取得进展。他鼓动建造一些巨大的磁铁，如果布局合理的话，这些磁铁将消散那些他认为发自地球中心、导致人行为不端的“邪恶能量”。还有些人暗示，科学甚至有助于获得上帝的介入。“学习正确、科学地祷告，”诺曼·文森特·皮尔（Norman Vincent Peale）后来这样建议道：“使用一些经过验证的方法，避免草率地祷告。”
这股追捧现代技术的热潮有其非常肤浅的一面。在大多数情况下，美国人喜欢的是科学产生的效果，而不是方法。他们很少有耐心去做依据受控的观察测试假定这种单调的工作。他们想要的，是针对慢性问题的快速治疗方法。他们期望科学证实最令他们满意的信念，而不是将他们推翻。实际上，美国人这种明显的反智幻想依附于一种浅薄的假设：无论科学会带来什么，它都肯定有助于人类的完善。正如一位评论家指出的，当马克·吐温提出“机器的进步就是人类的进步”时，他只是“认同了他同代人的错误观念。”
这样的伪科学言论之所以能经受住常识和经验证据的考验，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满足了一种情绪上的需要——技术进步自身更是加剧了这种需要。在科学引发的狂热背后，总是隐匿着一种猜疑：人类取得的技术进步，会威胁人类在天地万物中的地位。伪科学的目的就是要掌控这种可能剥夺这个世界使命感和存在意义的物质力量。它反映的是一种依靠科学回归宗教的战略——如詹姆士和他的朋友所设想的，使用电话与死人对话，这并不是进步的一种化身，而是一种倒退。
被神化的管理偶像（2）
科学管理在科学巫术兴起的时代出现，当然不是一种巧合。泰勒用“科学的”方法解决“劳工问题”，与贝克用磁铁解决邪恶问题的做法极其相似。它是一种巨大的希望机器，一种试图让工厂在道德方面达到完美境地的超自然的技术。它不是科学，而是科学的一种“虚影”，简而言之； 它是一尊神像。
伏尔泰曾经开玩笑地说，如果上帝并不存在，他无论如何都要被创造出来。泰勒所创造的这尊神像也同样如此。被视为一门科学的科学管理，并不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而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骗局。与它相关的一个最有趣的问题是，这样一种显然不近情理的思想是如何生存下来并四处传播的？为何要创设这样一种异想天开、显然充满矛盾说法的东西？最简单的答案是，科学管理满足了太多的期望和祷告，它不会仅仅因为在逻辑和事实上的缺陷而被人们忽略掉，它的矛盾就是现代工厂中的矛盾，它以一种荒唐学说的形式，将这种矛盾放大、夸大。
科学管理之所以能获得如此显赫的地位，是因为它体现了许多美国人一向青睐的理想事物。它对效率的宣扬，在这个最早由清教徒居住、深本·富兰克林早睡智慧熏陶、以实用主义为哲学传统的国家中引发了强烈共鸣。它坚称知识——不是出身、社会地位或任意袒护，应该充当经济权力的根基，这种观点迎合了美国人的信仰：美国是一个没有等级的国度。当泰勒穿上工服，去机械工厂工作时，这种行动隐喻的是对平等观念的大力宣扬。科学管理中乐观的一面——它认为， 工厂的冲突将随着科学的进步而消失得无影无踪，反映了美国乌托邦式的信念：进步很快就会使幸福成为一种普世法则。科学管理的最终吸引力在于，它承诺将在美国的*价值和它进行经济现代化建设的紧迫性之间——杰斐逊与汉密尔顿心目中的美国之间持续不断的冲突，提供一幕胜利的终曲。完全可以理解的是，最早支持泰勒的那些参与进步主义运动的人士认为，他的工作为“科学服务于*”做了一个光彩夺目的表率。
但是，从理想到欺骗性的自负——从预想期望的事物到对事实视而不见，经常只需短短的一步，而泰勒是一个时常大步跳跃的人物。 “实践活力是一种美德，”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写道。“我们的历史在精神层面的断裂之处在于，经常将实践性神秘化。”泰勒浪费时间的秒表仪式，以及对生产之神执行的其他毫无效率的宗教仪式，都微妙地体现出他对实用性的疯狂膜拜，甚至连他的私人生活也不例外。当泰勒去高尔夫球场放松时，他带着自己发明的、带有Y字形把手的推杆（科学计算的结果显示，这可以把推球的准确性最大化）。他还发明了一种新型的网球拍，这种球拍的头框与握柄呈15度倾斜，他说这样有利于兜接低球。在泰勒的世界中，有许许多多节省时间的机会，但是从来没有像空闲时间这样的事物存在。在约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杂乱无章的小说《美国》中，有一部分是对科学管理之父苛刻的描述：泰勒临终前最后一个动作是给他的手表上发条。如果已经没有生存的时间，如此紧密地记录时间又有何意义？这位小说家想要我们提出这样一个疑问。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被神化的管理偶像（3）
科学管理所倡导的无阶层理想，也变成了忽略美国（甚至科学管理运动自身）社会阶层现状的一种工具。尽管泰勒声称，他和那些穿工服的朋友们已经建立了同志般的友情，但是他从来没有认为自己就是那些“小骡子”的一员。如果不是仰仗他良好的出身，泰勒从工人起步一跃成为咨询业 “龙头老大”的这一幕就绝不可能发生。事实上，在《科学管理原则》一书中，他承认，他之所以能时常为工厂带来变化，恰恰是因为他同他的工友们不一样，他获得了管理层的“信任”和“理解”。 他或许也可以指出，他和这些管理者都是乡村俱乐部的会员，经常一同参加各种派对。他的很多工作实际上是对工人阶级的一种恶意掠夺。他的工作其实就是从那些以前怀有戒心的工人和工头那里收集信息，然后将其汇报给工厂的管理者。
作为一位显赫的公谊会教徒家族的后代，约瑟夫·沃顿（Joseph Wharton）不管是骑马，在新英格兰海滩冲浪，还是监管他的锌镍矿帝国，都表现得同样自如。对于阶层因素在商业这门新生职业的出现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他比泰勒理解得更透彻。沃顿是他的远方姻亲伊迪丝·沃顿（Edith Wharton）在她的小说中以异常冷酷的笔触所描写的“高层社会”中的一员。在沃顿家族的世界中，上流阶层传统上让他们的后代从事法律或者进入政府机构这类文雅的（但是没有浓重逐利气息的）职业。纽兰·阿彻是伊迪丝的小说《纯真年代》（The Age of Innocence）一书的主人公，也是“老纽约”的典范人物。他从事法律业既不是因为他具备这方面的才能，也不是出自个人爱好，而是因为这是“要做的事情”。正如伊迪丝所意识到的，也是约瑟夫极其清楚地明白的那样，这样一种聊赖的处事方式，有可能让这些“有价值的人”堕落成毫不相干的群体，权力与荣耀将来存在于商业之中。在为他创建的商学院所写的章程中（这家商学院现在依然以他的名字命名），约瑟夫·沃顿特别提到，他的目标群体就是那些拥有“遗产”和“财富”或许不屑于从事商业的年轻人。
从根本上拒绝承认经济权力的现实，是管理神像中所有这些矛盾的根源所在。通过将管理简化为一种知识，泰勒将管理权力描绘成一种总会且只会产生好结果的事物。正如他在国会听证会上所说的：“管理一旦被应用于坏的目的，它就不是科学管理了。”但实际上，管理层之所以拥有权力，并不是因为他们特别有学问，特别有德行，而是因为没有权力什么事都干不了。这种权力总是有可能应用于好的或者坏的目的。正如同其他形式的权力，它总是试图延伸自身的空间，并且会不可避免地被滥用，除非对其加以遏制。
科学管理对于权力的谬见，来源自深植于美国历史的一个矛盾。一方面，美国人往往赞成这样的观点：他们的国家不受历史规则的羁绊。在他们的国家，人类合作中的种种问题已经被解决，权力总是被应用于好的目的。“真诚比虚伪更糟，无知比腐化更加恶劣”，小说家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的这番言论，将浸淫在自我陶醉的气氛中的这种乐观的自负阐释得淋漓尽致。
另一方面，美国的政治制度其实是从对人类本性的一种更加古老、更加黑暗的理解中汲取其力量。美国宪法的制定者们非常明白，权力总会被滥用，于是他们着手设计一种主要优点在于遏制权力的政治制度。在《联邦党人文集》（Federalist Papers）中，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曾经发表过举世皆知的言论：“如果人是天使，政府就没有必要存在了。如果人由天使来治理，对于政府的内外控制就没有任何必要了。”科学管理，如同其隶属的乌托邦传统，与美国创始者这种清醒的智慧背道而驰。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被神化的管理偶像（4）
有些历史人物是因为他们给出了问题（比如说，一个物理方程式、一项机械发明）的答案而名垂青史。而有些是因为他们提出的问题而被人们所铭记。比如*和弗洛伊德，虽然他们所声称的发现中几乎每一个细节都是错误的，但是这并不会减弱他们的影响力。因为他们触及了一些不可避免的矛盾，所以不会被人们忘却。就如同我们袜子中的毛边，他们不停地摩擦同一个伤口。泰勒显然属于后者。他并没有为协调*理想与现代经济生活现实这一问题，找到一项技术性的解决办法。他仅仅是重申了这一问题，然后将其用大写的字母蚀刻于美丽的画面之上。
“管理体系，它包含差异分析、资本预算、项目管理、绩效报酬以及战略规划等，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加里·哈默尔在2007年这样写道。他还认为，泰勒应该位列人类伟大的施恩者之中。彼得·德鲁克认为，管理的发明是一项史诗般的成就，以至于他试图将这一荣耀归为己有。1993年，德鲁克在为其1946年的著作《公司概念》所写的序言中，他声称，是他的这本书“将管理确定为一门学科，一项研究的领域，这一点已得到公认。”这两位以及大多数其他的管理思想家都认为，管理是一项发明，就如同电话是一项发明的道理一样。在他们看来，泰勒是一位坚强的先驱，就如同旋转拨号电话已经被按键式电话取代一样，他的工作已经被超越。
但并非如此。泰勒所发明的并不是一台机器，而是一种宗教——它依然是泰勒当年创始的那般模样。如今的管理理论，正如类似加里·哈默尔这样的大师满口技术性言辞表明的那样，其所回应的希望与矛盾，和导致科学管理产生的那些希望与矛盾一模一样，因此它依然拜倒在泰勒创设的神像的脚下。
诚然，在泰勒之后，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具体原理一直在以许多方式演化和改良。例如，泰勒首先开创的成本会计方法，在如今的管理信息体系中已经发展成更加复杂的分析项目。在运营管理这项分支中（它是泰勒遗产的实践核心），不管是在规划、进度安排研究方面，还是在生产、供应以及分配活动控制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进步。运营管理研究者们据称已经校正了泰勒所用方法的错误之处，并且取得了不凡的、具有科学意义的成果。
但是，新的成本会计方法在本质上仅仅是管理人员的新工具而已，就如同文字处理软件是作家的新工具一样。就此而言；电话也是管理人员的一种有用的工具，事实上它比大多数成本会计制度更加有用。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