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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艺少女林含英
英子进入福州人办的私立春明女中就读。进入春明，除了住在南城方便外，还有一个原因是特别优待福建学生，一般学生的学费要二十五元，福建学生只要缴十八元。
南城是京剧演艺人员住的地方，所以一些京剧、话剧或演电影的子女都进入这所学校就读，像著名老生余叔岩的两个女儿余慧文、余慧清就和英子同班，也是好友，他们的功课棒极了。余家生活保守，余叔岩不许孩子听戏的。著名的话剧、电影演员白杨（学生时代叫杨君莉）比英子低一班，那时白杨圆圆的脸庞，白皙的皮肤，明眸皓齿，笑容甜美。还有比她低好几班的、后来成为名伶的言慧珠，也都是春明的学生。
今年八十五岁的吴金玉在北京回忆道：“刚上春明时，林含英（英子）给人的感觉是不爱说话，静静的，也许她那时候刚失去父亲。那时她就很喜欢文艺了，有一次上课，只见她一个人把头压得低低的，默默地掉眼泪，原来她在看《红楼梦》。那时候女孩子是不准看《红楼梦》、《西厢记》之类的小说的，怕学坏了。”
渐渐地，含英从丧父的失落中走出来，她交了一些好朋友，余家姐妹、吴金玉、万德芬、傅增、吴允贞、李菊同等，白天一起上课，放了学回到家，想起还有什么事儿没说，就再写信。含英常让会馆里的长班把信送到同学家，妈妈笑她：“不是刚才见的面吗？怎么这会儿又有事儿要说了，不能等到明天上学再说啊？”
路北的北新书局和路南的现代书局，是含英上中学后吸收新文艺的地方。现代书局是施蛰存等人办的，含英为自己订了一本《现代》杂志。她去看书的时候喜欢跟书店的店员谈谈什么小说、新诗的，觉得自己挺有点文艺气质的。爸爸不在了，妈妈整天在家弄孩子，她又上无兄姐，读什么书、上什么学校，含英都得自己做主。
那时北京的学生话剧已经很盛行，有一次她和白杨被选为学校代表，参加一个学生话剧的组织会议。那时白杨和姐姐住在宣武门外，含英从南柳巷走一条西草厂出西口到宣外大街去找白杨一道去。开会回来白杨送了她两张小照片。可惜白杨在春明念了一年就离开了。念初三的时候，北平国立艺专戏剧系的同学排演《茶花女》，找上了她这个初中小女生轧一角，饰演茶花女的女仆纳宁娜。含英念小学时，就在附小图书室借过林琴南译的小仲马的《茶花女轶事》，她迫不及待地到琉璃厂的几家书店去找剧本，果然在北新书局找到了刘半农译的。回到家，她连饭都顾不得吃，就捧着《茶花女》看。她拿腔拿调地念着纳宁娜的台词，有时也试着别人的台词。妹妹们站在玻璃窗外看着她笑，妈妈也笑骂她：“在发疯！”
每个星期有三个晚上，要到导演也是名戏剧家余上沅先生家排戏。余家在城的另一头，每次含英下课回家，匆匆扒两口饭，就一个人坐上洋车，直奔余导演的家。洋车一路摇晃着，小小的她坐在车上，心里涨得满满的兴奋情绪，一路背着台词儿。那时已是深秋，她看着路边的落叶在秋风中吹起，心中有种异样的感觉，好像在经历另一种人生。
到了余家，还没下车，就听见屋里人声沸腾，外头冷，屋里却满室如春。余太太陈衡粹女士准备了茶点。余师母的姐姐就是前辈女作家陈衡哲。含英在这群大学生、高中生里是最惹人喜爱的小妹妹，她排戏一点也不怯场，余教授常常夸奖她。
戏排演了两个月，演出三天，非常成功，是由北平小剧院主办的，含英也成了小剧院的一员。慰劳宴上，十五岁的含英穿了件长旗袍，自做主张地配上一顶斜戴的米色法国帽赴宴。慰劳宴上，大家彼此叫着剧中人的名字，她一进门，就听到有人叫：“纳宁娜，来这一桌坐吧！”
演完了《茶花女》含英还文绉绉地写了一首新诗，发表在《世界画刊》上。《献给茶花女》是她一生中少有的诗作。
你在终夜看守着这脆弱的生命，
你在你的肉体里还留存着偎抱中所灌输的温和的柔情；
你紧紧地对着那默静无言的唇，
这也是你爱阿芒而给阿芒的爱的初吻。
无情的风，无情的雨，
再加上一个无情而柔弱无力的黄昏；
你为了青春，你牺牲了你的青春，
一个不可超越的身体，便会有忧闷、悲苦，和消灭的温存。
多年后，含英在偶然机会里又得到这本《世界画刊》，看到自己当年的诗，她笑着说：“哪儿这么多无情啊，柔弱啊。”
《茶花女》的经验使她难忘，不过她想，如果专制严厉的父亲在世，会让她去演戏吗？含英觉得自己像脱缰的野马，更别提多自在了。
2。进入北平新专
含英从春明女中毕业，进入翊教女中读书。开学没多久，就听说北平《世界日报》、《世界晚报》以及《世界画刊》的社长成舍我先生创办了“北平新闻专科学校”，专门培养新闻编采人员。学生不用缴学费，可以一边上课，一边在报馆实习，将来有机会进报社工作。含英衡量家里的经济情况，下头还有这么多弟妹要培育，再加上对写作有兴趣，她就自做主张报名北平新专了。
投考北平新专还有一段插曲。成舍我先生很重视学生的品德与家庭，当年含英在春明女中念书时演“茶花女”的剧照在《世界画刊》登出过，成先生以为她是个喜欢活动、好出风头的女学生，不会好好在那苦学校读书，本想不录取她的，但后来看到她的作文卷子和一笔好字才录取。
当年的北平新专学生不过一百多名，师生彼此都认得，感情也特别融洽，含英很敬畏舍我师。在《一生的老师》一文中，她曾追忆当年受教的情形：“那时‘新闻学’方面的课程并没有课本，只有一本徐宝璜翻译的《新闻学》，以及邵飘萍等人写的有关新闻学方面的几本书。舍我师都瞧不上，所以他宁可亲自讲授他自己的一套，却没有讲义。他口授，让我们笔记下来，回家之后再把笔记用毛笔誊写在正式笔记本上。这也是一门苦练的功课，是为了让我们借此练习‘听写’及整理工作，外带练习毛笔字。这一整理，几乎要通宵工作，这样的训练练就我至今写字快速，得益匪浅也。我有时想，如果那时的笔记留下来（我确实留过若干年），岂不可以出版了吗？”
当时北平新专的女同学中有“四大金刚”——关容、夏志娴、高文彩和林含英，她们都是成舍我先生的高足，也结为好朋友。夏志娴人最老实，和含英最相知。后来，含英和关容到了台湾；夏志娴和高文彩留在大陆。一九五六年北平新闻专科学校在台湾复校（现已升格为世新大学），含英和关容都曾应老校长成舍我之邀回校教书。一九九九年含英长子祖焯，自居住三十多年的美国退休，回台湾任教于世新大学。
二十多年前关容迁居日本，前些年在横滨去世。夏志娴前几年也在大陆病逝，每次想到这位老同学，含英都有无限的心疼与感慨。正如夏志娴的妹妹夏谊娴说的：“成先生的四个高足中，林含英最有成就，我姐姐很可惜，在那个时代下委屈了一生。”至于高文彩，则一直没有下落。
在北平新专读书时，含英和夏志娴都是学校排球队的队员。夏志娴个子高，在前面担任杀球；含英个子矮，但身手灵活，在后面供球，两个人合作无间。当时在北平《世界日报》工作的人，也常到北平新专打球，其中一名年轻的编辑，排球打得好，冰也溜得好，每次在球场打球，总会有学生指指点点说：“这是溜冰健将夏承楹。”夏承楹来自书香世家，在家排六，家里佣人称六少爷。他和七弟夏承楣的花式和双人溜冰，在北海溜冰场是出了名的。“夏六、夏七”是当时北平体育文化界名人。
含英常常在北平新专球场看到夏承楹的矫健身手，大她八岁的六爷却没注意到这个小女生，直到含英也进入《世界日报》，两人成为同事。
3。办公桌订情缘
西长安街《世界日报》的办公室不大，编辑部摆了一长排桌子，为了节省空间，上晚班的和上白天班的共用一张办公桌。含英被分配到和当时主编《学生生活》版的夏承楹共用一张办公桌，共有一个抽屉，这张桌子也种下了他俩日后的情缘。夏承楹做编辑，上白天班，下午发完稿就下班；含英白天在外头跑新闻，晚上才回报社写稿，两人各持有一副办公桌中间抽屉的钥匙。
夏承楹在学生时代就喜欢运动，读北平师大附中时参加对球（即排球）校队，附中的球队是全国驰名的。每逢有大型比赛，就有报馆约他做临时体育记者，写写比赛经过。从师范大学外文系毕业后，他被当时在《世界日报》工作的谭旦（前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找去主编《学生生活》版。
夏承楹出自忠厚传家的书香家庭，父亲夏仁虎（字蔚如，号枝巢子，1874—1963）举人出身，曾任国会议员、财政部次长及国务院秘书长，精通诗文词曲。夏家有八子一女，夏承楹排六。他自小会读书，从师大附小起，一路保送师大附中初中、高中到师大外文系，中英文俱佳。他不但热爱体育，还能吹口琴，附中开同学会时常上台表演，到了师大更和同学张清常在北平的广播电台定期广播口琴。
夏承楹对含英的第一个印象是：“她很好看，人也很随和。”后来发现，原来两人都住南城，还是师大第一附小先后期的校友呢！
夏家原籍南京，一###八年仁虎先生二十四岁，进京赶考，中举后就留在北京。夏家九个孩子，除了老大是在南京出生，其他都是北京出生的，他们在北京落户了。北伐成功后，仁虎先生自宦海退隐，住在南城宣武门外永光寺街一号，一大家子好几房，连带老妈子、车夫、厨子、裁缝，一共三四十口，是个标准的中国式大家庭。
永光寺街和含英住的南柳巷晋江会馆都在南城，两条街在一个拐弯上，走路十分钟就到了。夏承楹在学生时代每天上学都要经过琉璃厂这条文化街，常到街上的书店看书、买书，特别是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而这两家书店，也是当年文艺少女林含英最常去的地方。两人都爱看书、看电影、吃小馆、交朋友，热爱生活，对工作认真负责，为人坦诚正直，可说志同道合，兴趣相投，感情自然而然深切起来。
有时夏承楹下了班，会在办公桌抽屉里留点零食、水果给上晚班的含英，或是留张字条订明天的约会。周末，他们常常去比较摩登的东城。从念师大外文系起，夏承楹就替东城的真光电影院翻译电影说明书。那时候的说明书是彩色纸印刷的，有好几页；前页介绍当时演的电影情节，后面就是明星和其他与电影有关的资料。这份工作本来是由夏承楹四哥夏承棂的同学熊式一先生做的，熊式一出国后，就找夏承楹来代替，工作没有报酬，但可以免费看电影。当时电影票价楼下三毛钱，楼上五毛钱。夏承楹每次和含英去“真光”，门口收票的一招呼，两人就上楼去了。
真光电影院对面有家哈尔滨人开的华宫西餐厅，专卖俄国菜，常有白俄在里头吃饭。含英最爱吃华宫的罗宋汤和煎牛排。他们每次去华宫，胖师傅就爱望着含英看，因为她长得长脸深眼、高挺的鼻子、白白的皮肤，有中国人的秀气却又带点西方美。“他们大概以为我有白俄血统呢！”含英说。当时北平还有不少回教人士，含英竟有好几次被问是不是回回。
那时她和夏承楹常去北海溜冰，听音乐，看电影，吃小馆，也常常带着妹妹一块儿。她这个大姐不是谈上恋爱，就忘了照顾弟妹。三妹燕珠就常和大姐、六爷一块儿出去玩。有时承楹上中山公园打网球，含英就带着燕珠在中山公园里的来今雨轩坐着喝茶等他。在承楹含英刚交往时，有一次报社一位男编辑结婚，找含英当伴娘。含英问他伴郎是谁，那位编辑说是另一位男同事，含英似乎不乐意。那位编辑说：“那我找夏承楹怎么样？”含英说：“这倒还合适。”
谈起恋爱史，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精彩的。多年后林海音回忆说：“别人恋爱，这个那个的，我们没有。人家说，你一定有很多人追求，其实，我是不随便让人追的。我们就是两个人玩在一起，他写，我也写，志同道合嘛！”
两人都会写，一定有精彩的情书吧！“情书？他给我的信像电报文，没有多余的字。”含英回答。但夏承楹的说法是：“每天见面还写什么信？寄一封信要好几天才能收到。”
夏承楹常上晋江会馆找含英。晋江会馆和永光寺街夏家不太一样，永光寺街住的是夏家一家人，晋江会馆里住的则是不同姓的台湾、福建同乡，都是小家庭或单身，大家离乡背井来到北京，建立了新的生活，没老规矩，也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