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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既然是第一次碰到，所以吴晓春就有点不习惯，甚至有点不知所措。
吴晓春不知从何说起，言欲又止。李惟诚一摆手，说：“不用讲了，我对主席比你了解。你先回去，我这边处理点事，过两天就来，到时候再慢慢聊。总之，尽量照主席的意思去做，做成做不成是天意。”
吴晓春突然发觉李惟诚比他想象的有水平，短短几句话，该说的全部说得清清楚楚，不该说的一个字也没吐。既善解人意，又很有分寸。自己以前怎么没发现呢？当然，他也注意到李惟诚对黄鑫龙的称呼，就两个字：主席。既亲切，又正式，还能显示出他自己与黄鑫龙关系并不一般，很像当年周总理对毛主席的称呼。于是，吴晓春就又添了一份自信，因为毕竟，黄鑫龙“主席”的称呼是他吴晓春发起的，说明自己不但对集团公司的物质发展有贡献，对集团公司的文化发展也是有贡献的，当上董事不能说一点道理没有。
但是，当天晚上，几个相对贴心一点的老同事请吴哓春吃饭的时候，他听到的却是另外一种声音。这些同事不管以前在集团公司的时候与吴晓春个人关系怎么样，至少在吴晓春去了武汉之后他们都得到过吴晓春的关照，其中有几个就是在《集团快讯》上为吴晓春歌功颂德的人，今天吴晓春成集团董事了，没有去应酬李惟诚这样的集团高层，而接受他们的邀请一起喝酒，不贴心也变得贴心了。这些人在集团公司职位虽然不高，但知道的事情不一定比高层少，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看问题的水平也不见得比李惟诚这样的高层差。关于这一点，别人是不是相信不敢说，但吴晓春相信。吴晓春将心比心，自己在去武汉之前，不是和他们一样嘛。水平不差，但职位差，这样的逮到机会往往最敢说真话。几瓶啤酒下肚，他们开始对吴晓春说真话。说集团公司眼下的状况相当不理想。公司以前一窝蜂地搞多元化，留下的大窟窿还没有来得及填补，主导产业房地产又遭遇了空前的危机。国家有了新政策，不允许部队、公安、武警办企业，边防局下属的企业局取消了，公司以前与企业局合作开发的项目要重新归顺，已经开发成功的项目要补缴地价，没有开发的项目要一律暂停建设。而补缴的地价不是按照当初开发时候的价格，而是按照现在的价格，现在的价格比当初的价格要高出许多倍，这就等于集团公司要额外承担一大块费用，而集团公司为了回收资金，房子虽然还没有建设好，却早早地以“内部认购”的方式当楼花卖了，现在要业主额外承担费用是不可能的，但集团作为上市公司想不承担费用是更加不可能的。当时是什么价？现在是什么价？考虑到原材料价格上涨和按现行的价格步缴地价两个因素，本来以为能为公司带来巨大利润的房地产项目现在不但不赚钱，反而还要亏损，巨大的亏损！对于本来就存巨大财务状况窟窿的集团公司来说，这不是雪上加霜嘛。
《上市公司》二（56）
说实话，这段时间吴晓春在武汉，对深圳本部的事情还真不了解，现在听几个老同事一说，马上就沉重不少。这时候，另一个同事补充说，暂停的项目最后是不是还能重新开工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如果不能开工了，那么收取的“内部认购”资金怎么办？已经花出去的钱怎么收回来？很多支出是灰色的，是见不得阳光的，因此也就是永远收不回来的。而如果重新开工，地价和规划报建费用肯定会大幅度提高，在集团公司现有的财务状况下，是不是有能力承担这些费用更加不好说。
还有一个同事说得更加可怕，说如果不能开工了，那么收取的“内部认购”资金怎么办？看吧，到时候打官司的事情不少。
这时候，吴哓春不是沉重了，而是有些心惊肉跳，仿佛看到集团公司山一样的大厦顷刻之间就要轰然倒塌的样子。他不得不佩服黄鑫龙的心理素质，集团公司都成这样了，他竟然那么神采奕奕，把集团公司描述得那么形势大好。
晚上躺在床上，吴晓春睡不着，替集团公司担忧，替黄主席着急，也替他自己和他的华中公司担忧。毕竟，华中公司是集团下属的子公司，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集团公司万一出现财务危机，他就是再有能力，把华中公司经营得再好，也不可能扭转整个集团的乾坤，而且还要被集团公司拖死。同时，他也深深地感觉到作为集团董事局主席的黄鑫龙实在不容易，他甚至不理解都到这个份上了黄鑫龙为什么还要装，装得那样轻松和愉快，像集团公司的帐上钱多得没办法用一样。说吴晓春认真想了想，感觉主要原因还是主席不信任他，不信任参加集团高层会议的大多数人，包括不信任李惟诚和总裁，所以才在他们面前装，在集团高层会议上装。就像刚才在一起吃饭一个同事说的，主席真正信任的其实还是赖散之和肖仲明他们这帮人，而正是这帮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既害了集团公司也害了黄鑫龙本人。
吴哓春现在有些理解黄主席的做法了。黄鑫龙在这个时候宣布在湖北搞到了上市指标和增补他吴哓春为集团董事，一是鼓舞大家的士气，继续演戏，继续装，二是给他一根胡萝卜，并狠狠抽他一鞭子，恩威并用，让他更加努力地为集团公司卖命。万一真搞成上市公司了，说不定就真像他当初给黄鑫龙描述的那样，把所有的优质资产和业绩都集中到华中公司，然后来一个十送十配八，一下子圈几个亿回来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这么想着，吴哓春就多少感到了一丝安慰，终于渐渐地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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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市公司》二（57）
吴晓春是睡着了，但李惟诚却无法入睡。
虽然都是董事，但李惟诚毕竟是老董事，而且还兼着董事局主席助理，在集团公司实际地位仍然比吴晓春高，或者说黄鑫龙对李惟诚更了解一些，更信任一些，因此，李惟诚在集团公司的位置比吴晓春重要。李惟诚让吴晓春一个人先回武汉，他自己过几天才来，说他在深圳要先处理点事，这样做并不是摆架子，也不是故弄玄虚，更不是矫情，而是他确实有事，有大事，有关系到黄鑫龙在新天地集团公司董事局主席宝座能不能保的大事情。
其实，当天晚上几个老职员对吴晓春说的那些话还只是冰山一角，实际情况远比他们描述的严重许多，也复杂许多。简单点说吧，当初黄鑫龙挑头组建上市公司的时候，绝大多数人对上市公司的优越性还没有充分认识，因此，当时整个深圳没有一家正经的国营大企业愿意挑这个头，所以才轮到黄鑫龙，可是现在，傻子也看出上市公司的妙处了，上市公司不仅可以从大陆市场圈钱，而且还能到香港市场再圈钱，不仅能圈一次钱，而且能圈多次钱，关键是圈来的钱既不用付利息，还可以永远不用偿还，这样的好事情哪个不愿意沾？不仅如此，“上市”两个字本身就是招牌，别的不说，就说吴晓春，一到武汉，人生地不熟，可就是凭着上市公司这块招牌，不仅顺利地从当地银行贷到了款，而且还顺利地在汉口火车站这样的中心位置上批下了地。在武汉尚且如此，更何况在深圳当地了。所以，现在争上市指标真可以用“打破头”来形容。但无论怎么争，无论采用什么手段争甚至不择手段来争，每年的上市指标就那么多，争来争去最后的结果就只能有两条，第一，掌握这些指标的当权人物不管是*的还是廉正的，不管是真廉正的还是假廉正的，最后都能发财，而且是发大财，并且越来越发财。君不见几乎所有的公司在取得上市资格之前都要带着几百万上千万到北京去活动吗？所谓“活动”，就是砸钱，这么多钱砸到什么地方去了？当然不会扔到颐和园的昆明湖里面去了，而是塞进了某些人的腰包里。第二，不管能不能把“活动费”顺利地砸出去，也不管砸的地方是不是对路，最终争到上市指标的总是少数，没有争到上市指标的占大多数。因此，也不知道从哪年哪月哪一天开始，一个新鲜名词在古老的中国诞生了，这个新名词有一个非常形象的名字——壳资源。“壳资源”名副其实。首先，它就剩一个“壳”，一个在证券市场拥有一席之地的“壳”，尽管里面的东西可能早已经被全部掏空了，但只要有了这个“壳”，经过适当的资产置换或债务重组，就照样能让它洗心革面，焕然一新，成为一家有“题材”的上市公司，就照样继续发挥它的圈钱功能，达到圈钱效果；其次，它确实是资源，一种比金矿还要稀缺还要值钱的资源，因为再大的金矿也有开采枯竭的时候，而“上市公司”这个“壳”只要操作得当，不断变换花样地玩“资本运做”，就可能永葆圈钱的青春，成为永不枯竭的资金来源。如此，在人们通过正常的渠道什么手段都用尽也争取不到上市指标的情况下，把争夺的目标拓展到“壳”上来是自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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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二（58）
这样说不代表新天地公司就已经剩下一个“壳”，事实上，新天地公司虽然遭遇了一些麻烦和困难，但它还不至于沦为“壳”，它下面还有房地产公司，还有武汉的华中公司和上海的华东公司，还有下属的出租车公司和长途巴士公司，它还没有完全被掏空，没有完全脱变成“壳”，所以，别人要想打它的主意，不能简单地把它当做“壳”对待，必须另辟溪径。这个溪径就是夺取黄鑫龙的主席宝座。
上市公司也叫公众公司，意思就是大家的公司，具体地说，就是凡是拥有该公司股票的人都是公司老板，因此，黄鑫龙的一个口头禅就是“我是为广大股民打工”的。话虽然这么说，但实际上并不是每个购买了新天地集团股票的人都要来参与公司的管理与决策，如果每个购买了上市公司股票的股民都来参与公司的管理与决策，那一定乱套，实际上，上市公司日常决策管理权归公司董事会，具体到新天地集团，这种权力归集团董事局。或许，喜欢较真的人并不认可这个说法，他们会说日常管理归集团总裁领导的管理团队，但考虑到总裁都是董事局任命的，而且总裁副总裁和几乎所有的集团高层同时都是集团董事，因此，归根到底，权力还是在集团董事局。即便按照公司法，上市公司的最高权力也是归股东大会，但这种大会每年才召开一次，无法真正行使日常管理和决策权力，所以，日常权力仍然在董事局，而新天地集团的董事局主席是黄鑫龙，其他董事绝大多数都是由黄鑫龙一句话就任命的，比如像吴晓春，不就是凭黄鑫龙一句话，说当董事就当董事了吗？既然如此，那么这些董事根据做人做事情的基本原理，就要与黄鑫龙本人保持一致，如果不保持一致，那么黄鑫龙再说一句话，说你不懂事，当场就能抹去你董事的头衔。其实也不仅是黄鑫龙，换成其他人都差不多，在任何一个机构或团体里，真正说了算的人只能是一个人，不能有两个人，否则该团体或机构就无法正常运转。于是，那些想把新天地集团当“壳”使的人，不约而同地把目标盯在了黄鑫龙屁股下面主席这个宝座上了。
这符合传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基本上就是一部改朝换代的历史，而哪一次改朝换代不是围绕着争夺皇位善始善终的？当然，新天地集团只是一个企业，不是一个王国，集团董事局主席也仅仅是一个企业的实际控制人，他的主席宝座也根本不同于皇位，但是，正如方腊造反的时候说的那样，天下国家本同一理，一个家庭的管理都能与国家的管理相比拟，何况一个集团规模的企业呢。虽然大小不一样，但道理差不多，对于绝大多数芸芸众生来说，他们不可能直接参与到诸如改朝换代这样波澜壮阔的大事件当中来，可把一个大型企业想象成一个王国，把企业的最高负责人想象成这个王国的皇帝还是可以的。于是从缩小角度来看，在和平年代，围绕着争夺一家上市公司董事局主席位置而引发的斗争，也可以想象成争夺皇位的传统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的一种表现了。
《上市公司》二（59）
前面说过，新天地集团由于是新中国第一批试点上市企业，因此在股本结构上与后来大多数上市公司不一样，后来上市的绝大多数股份有限公司都是从国营大中型企业直接改制过来的，所以最大的股东是国家，而新天地集团不是，当初黄鑫龙组建新天地公司的时候，供销进出口公司几乎没有多少资产，用李惟诚的话说，当时是以小博大，四两拨千斤，就是以很小的资产作为发起人，绝大多数股本从社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