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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必须保证占总资产一半以上的证券出现盈利。
4。 在分析任何股票时都要将收益作为最后才考虑的因素。
5。 处理亏损的头寸果断，但有盈利的头寸不要急于平仓。
6。 不要把多于25％的资金投入到你还了解得不够详细的证券上。
7。 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内部信息”。
8。 寻找事实，而不是别人的意见。
9。 做证券估价时不要过分依赖那些呆板的公式。
10。 当股市高位运行、利率上涨、经济繁荣时，至少应把一半资金投在短期债券上。
11。 尽量少借钱或只在股市低迷、利率很低或正在下跌、经济不景气时借钱。
12。 要用适当比例的资金购买前景十分乐观的公司的长期股票看涨期权。
了解管理层
他总是亲自去了解管理层吗？“我希望如此。但一天只有那么多小时，一年又只有那么多天。我的股票太多了，根本无法逐一了解这些公司管理层或股东。我要说的是，年报中董事长致股东的信中总是过分乐观，这让我感到非常失望。如果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在信中能稍微悲观一点，这对我而言是一个好兆头。我很赞同一家公司首席执行官的观点，他曾对我说他宁愿从下属那里听到坏消息，而不是好消息。好消息并不那么重要。‘如果我能早点知道坏消息，’他说，‘那么就能及早采取补救措施。’诺曼·文森特·皮尔（Norman Vincent Peale）①曾遇到一个人说他总是被一个又一个的问题所困扰。皮尔回答说他刚从一个地方来，那里的60 000人没有任何问题。那人听了非常兴奋：‘我想去那里！’‘我想你不会去，’皮尔回答道，‘它是伍德劳恩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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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投资者的医生
“我有一位朋友，他是优秀的医生，但是在做投资时他总是改变主意。一次他对我说，‘股市就是地狱。以后我绝不会再买股票了。’他决定用这部分资金购买西切斯特的房产，然后就靠租金收回投资。我就问他如果半夜被电话叫醒说水管冻住了，他会怎样做。听了这话后，他放弃了购买房产的打算，于是他跑到了美林证券公司。当他看到巨大的大厅内都是些年轻人在工作，就又回来对我说：‘我不能把钱交给那些毛头小子们。你愿意帮我理财吗？’我告诉他我不愿意。‘大夫，’我说，‘你主意变得太快了。’医生通常都是很差的投资者”。
我问他原因是什么。“在与病人打交道时，医生必须尽可能地少犯错误。他不能只有2/3的时间是正确的。如果正确率只有那么高，他就应该被赶出医生这一行。但在做投资时，有2/3的时间正确再正常不过了。因此当医生们开始投资并发现事情真相时，他们会变得焦虑不安”。当卡雷特的股票下跌时，他安之若素。
“比大多数人更独特”
卡雷特观看了近年来发生的所有日食—共11次。为了看日食，走多远路程他都不在乎，甚至有一次是在亚马逊河上看的日食。不过，除了这几次耗时不多的消遣外，他承认没有其他户外活动的兴趣或爱好。
“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卡雷特接着说，“我想我比大多数人更独特。”
为人坦率正直的卡雷特总是毫不犹豫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并身体力行，而且大多数时候他都坚持己见，百折不挠。有些人不太习惯他这种直来直去的、典型新英格兰人的脾气；其他人则对此大加赞扬。一个朋友将他描绘成一个内心平静的人：性格坚强，内心没有任何的疑虑或不安。
卡雷特出生在马萨诸塞州位于波士顿以北10英里的林恩市（Lynn）。他们一家先搬到了韦尔斯利（Wellesley），接着又搬到了列克星敦（Lexington）—他在列克星敦上的中学，后来又搬到了剑桥（Cambridge）。在1914~1917年的4年中，卡雷特在哈佛学院①完成了本科课程（1917届毕业生）并修了一年商学院的课程。当时正值一战期间，他加入了美国陆军通信军团航空部。他在9月份完成了在海外的训练，准备参加1918年法国的圣米耶勒（）战役，但却得到一个从事空运工作的机会。当他决定做一个“活着的懦夫而不是战死的英雄”时，就接受了这份工作。空运工作也并非没有危险：他所在小组共13人，其中一个人在他们的飞机失事时遇难了。
1919年退伍以后，他在波士顿的一家小公司工作；现在这家公司早就倒闭了。开始时他周薪为15美元，5个月后就涨到20美元。由于感到公司太小，难有大的作为，他辞职了。随后，他决定周游美国，并在1920年11月在西雅图找到一份债券销售的工作，正是在那里他遇到了他的妻子伊丽莎白·奥斯古德。伊丽莎白·奥斯古德曾在纽约从事社会工作，但是与卡雷特一样有旅游癖的她也来到了西雅图，并在这里继续从事社会工作。
完美的家庭
伊丽莎白在几年前已经去世；在丈夫看来，她是一位完美的妻子。“我过去常告诉她说她已经的完美了，但实际上我认为她是100％的完美的”，他说。毕业于韦尔斯利女子学院的伊丽莎白是她们那一届校友会的主席。她还积极参加斯卡斯代尔①的教堂举行的活动。当他们的女儿8岁时，她在学校里被问到她长大后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一个平和的人，像我妈妈那样”，她回答道。她既忠实又孝顺，卡雷特说。
他们一起回到了波士顿；卡雷特又回到他以前的公司做销售工作。不过在四五个月后他再次辞职了，因为他不喜欢销售。接着，他加入了《巴伦周刊》杂志社。他实际上有两份工作：《巴伦周刊》的特约撰稿人和波士顿新闻局的记者—这两家公司都归著名的克拉伦斯·W·巴伦（Clarence W。 Barron）所有。他一直这样工作到1927年他决定去纽约“开创自己的事业”为止。他进入了布莱思合伙公司，并与伊丽莎白在斯卡斯代尔租了一套房子。不久，他们买下了这座房子并在那儿一直住了49年。1975年，由于家里的人口太多了，他们就搬进了斯卡斯代尔的一个合作公寓。
卡雷特夫妇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一个儿子有三个孩子，另一个有两个孩子。两个儿子都在父亲的公司工作；直到最近他们每人拥有公司1/4的股份，而卡雷特拥有1/2的股份。他们的一个孙女也在公司做分析师。他们的女儿嫁给了一位医生，有７个孩子。她先是住在斯卡斯代尔离她父母不远的地方，现在住在纽约的庞林（Pawling）。
在查尔斯·布莱思（Charles Blyth）与迪恩·威特（Dean Witter）散伙后，布莱思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并从《巴伦周刊》杂志社聘来了卡雷特作为公司的经济学家。布莱思与几家外国银行一起组成了一家早期的投资信托公司，即美国、不列颠及欧洲大陆投资公司（American，British & Continental Investment pany）。卡雷特负责管理基金的日常业务并列席董事会会议。一些德国人对美国市场感到担心并怀疑美国钢铁公司是否能够如期按数分红。布莱思公司的合伙人向这些德国人做了保证。当然，当这家公司的股票与美国股市其他股票同时出现大崩溃时，最终，美国钢铁公司股票的分红取消了。卡雷特讲这个故事时又带着他常有的微笑。
自立门户
1932年大萧条期间，布莱思辞退了卡雷特。因此卡雷特挂起了自己的招牌—这是他所经历的最幸运的事，他现在想……尽管当时他并不想这样。起步时，他有两个合伙人：一个是他以前在布莱思的助手，一个是推销员。和所有在大萧条期间起步的公司一样，他们花钱极为节俭—现在想来节俭得有些过分了—在公司开始经营的头10年。但他们干得不错，并且个人和公司都挣了钱。他的推销员合伙人原来带来了一位客户，但正如卡雷特所说，“我们其他人几乎都是上门推销”。卡雷特得到一份阿莫拉达（Amerada）公司的股东名单；他认为这家公司是最好的石油公司。他推断阿莫拉达公司的股东都是有良好的判断力的人物，能够理解他所说的一切。他从字母a开始，按照字母表顺序过滤名单，并拜访那些距他位于百老汇大街120号的办公室只有几个街区的股东。很快他就锁定了一位姓名以字母b开头的股东，并与他开始建立起一种深厚的友谊。这位股东成了卡雷特公司的客户，而且他们的友谊关系保持了许多年。一次催收坏账时，“B”先生收到一些印有列车时刻表的字迹模糊的股票，这些股票都是在柜台市场交易的股票。这只股票在粉红单（pink sheets）① 的报价为：买出价5美元，买入价10美元。查阅了有关这只股票的资料后，卡雷特确信10美元的价格是很便宜的，便吃下了这个价位的全部卖单。不久，似乎有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人在调查他买这只股票的动机。“你了解这家公司的管理层吗？”SEC的人问道。卡雷特说不了解，并反问道：“你为什么问这个？”这个SEC的人说他办公室保存着所有股票的图表，他注意到这只股票的股价从5美元一下跳到10美元，于是就决定调查一下。“这并未改变我对官僚主义机构尤其是SEC的看法”，卡雷特说。
1938年，他注意到一家叫达柯塔（Dakota）电力的小型公用事业公司有一批票面利率为6％的债券发行在外，来年将到期。一天，卡雷特以89美元的价格购买了这支债券并随后以93美元价格卖给他的一个顾客，赚了不少。他不久接到一个地区性证券商的电话，后者也发现了同样的便宜货。“你刚才买达柯塔电力公司的债券了吗？”这位交易商问。卡雷特承认确有其事。“你还留着吗？”“没有，已经卖掉了。”卡雷特说，“多少钱卖的？”卡雷特回答：“这不关你的事，但我可以告诉你是93美元。”“这价格对于一只6个月内到期、利率为6％的债券来说实在太便宜了。”那位交易商愤愤不平。
赚钱头脑
卡雷特为他所说的优秀投资者的心理状态起了个名字：赚钱头脑。为说明这点，他讲了个故事。“几年前，纽约正经历着一场周期性的旱灾。餐馆不再为客人提供免费茶水”。当时有一天，卡雷特记起昆斯区有个地区是根据住房面积而不是用水量收缴水费的。他意识到纽约市最终会为这一地区的住户安装自来水表，以区别对待那些用水量大的住户和那些用水量少的住户。他对此加以研究，发现最可能成为这一地区水表提供商的公司是海王星仪表（Neptune Meter）。他查阅这个公司的相关资料并发现一位身兼美国信孚银行（Bankers Trust）高职的董事持有2 000股公司股票—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公司各项指标也都不错。因此卡雷特为其客户买入了这只股票，数年后获利颇丰。
他说：“赚钱头脑是一种怪癖，就像数学头脑。”说到数学头脑，他谈起了他的一位朋友。他的这位朋友在教堂不能专心听布道，而是老走神去盘算那挂在墙上的赞美诗中的数字。他禁不住会用这些数字做算术游戏，并最终不得不请求牧师把它们取下来，然后他才能专心听布道。
我记得G·H·哈代① 的书中讲到了印度数学奇才斯里内瓦萨·拉马努金（Srinivasa Ramanujan）的故事。哈代去医院看望拉马努金，并提到自己来的时候搭乘了一辆号码为1729的计程车。一个无趣的数字，哈代评论道。拉马努金马上抗议说：“不，哈代，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数字！它是可以用两种不同方法表示为两个数立方之和的最小的正整数。”② 外行很难理解这种卓越的数学（或投资）头脑。
聪明的投资（1）
1939年，原糖的价格还不到每磅1美分。后来战争爆发了。卡雷特知道战时糖价都会上涨。他注意到一家已发行2万股股票的古巴糖业公司，其中有万股被加拿大皇家银行所控制。在重组过程中，该公司发行了各种类型的证券：抵押票据、债券、优先股等，最后是普通股。当糖价上涨时，普通股股价迅速飙升。他以美元的价格买了一些该公司的股票，当股价涨到7~8美元时再次大量买进。在60美元时他卖了大部分，剩下的一些全部以200美元的价格卖掉了。
他有一次注意到赫斯特（Hearst）公司正在该公司的报纸上以每股25美元价格发行利率为7％的优先股。优先股只有在连续4个季度分红后才具有投票权。而这家公司为了保证普通股的投票权，多年来都是一年只发一次股息。卡雷特为先锋基金买了一些赫斯特的优先股。许多为基金做评估的交易商出席了先锋基金公司的股东大会。召开股东大会的前一天晚上，为了找出基金投资组合中的问题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