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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美术家有两条路，一条是学习技巧技法，训练自己的光线构图，最后成为画家；另一条路线是凭个人的感觉感悟，从生活的启迪中走进绘画。我走的是后一条路线。”舒乙认为，其实很多大画家也是走第二条路的，像“扬州八怪”的金农其实也是老来时才开始作画，画出了自己独特的意境；凡高也没有经过专门的技巧训练，但他成了画界的一代宗师。
谈到绘画，舒乙说，尽管母亲胡絜青是师从齐白石、于非闇两位大师的国画家，但他认为父亲对自己在画画方面的影响要更大一些，相反并没从技法上受母亲一点影响。父母的家庭熏陶对舒乙来说是迥然不同的———父亲从来不会告诉舒乙应该如何如何，而是以身作则；而母亲则告诉他应该如何如何，不该如何如何。
舒乙和母亲的感情甚好，在他６０岁爱上绘画之后，每有得意的佳作必与母亲分享。有一天，画完意趣盎然的《小猫爪》，舒乙兴高采烈地把作品送到母亲面前，问道：“这是什么？”母亲看了看，回答是：“不知道。”纳闷的舒乙再次问了一遍，母亲看完后答了一个字：“好。”原来母亲已经肯定了这幅作品，讲起这段往事，舒乙一脸得意的笑容。
“老舍先生不懂画，但评画却一流，他的鉴赏力极佳，常对着一张字画品头论足。我从中就平白无故地知道了许多艺术标准。而我母亲则日日作画写字，她收藏的许多书画图册我都看过。母亲又会写意，也会工笔，她有一个独门‘菊花’。国画的题材本来很窄的，但她有很多发展。”谈到个人的心得，舒乙说，“从我个人来看，我能画画要得益于对生活的细心观察。我觉得画画的人要有一双特殊的眼睛，这双眼睛能从平凡中发现生活情趣，这种情趣先感动了自己，经过长期思考后选出一个奇特的角度来表现。”他认为，无新意的画不是好画，画画是传递新的东西、新的意思、新的情感。“换一双眼睛，什么都能成画。画画让我发现了普通人看不见的美丽和有意思的东西。”
舒乙：众人称甲的“爱国者导弹”（14）
舒乙的《西北的田》、《窗前小草依旧》、《卢森堡公园》、《小猫爪》、《老爷树》等作品，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展览时，都受到了高度的评价。他的画作题材广泛，色彩鲜艳，贴近现实，文学性浓郁，常常有奇思妙想和非理性的表现，突出表达生活中强烈的感受和新鲜的意思，美术界权威人士称舒乙的画非常有“笔墨情趣”。舒乙指着一幅题为《窗前小草依旧绿》的画作告诉记者，在每天都经过的一片砖地中，突然有一天为砖缝儿长出的小草而感动，产生了创作冲动，画出了这幅充满生机的作品。舒乙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和严肃求新的创作观与老舍先生一脉相承。
他归纳自己作画心得———就像鲁迅先生创作阿Ｑ形象一样。先是“静观默察”，在生活中观察；之后“烂熟于心”，对观察到的东西印象非常深刻；然后“凝神竭想”在内心琢磨表现的方法；最后“一挥而就”把意思表达出来。
舒乙从文学馆馆长的位置上退下来后，没有失落，相反很会享受生活。他说：“我平时就４件事———第一写作，第二画画，第三是参加社会活动，第四是锻炼身体。”尽管是年过古稀，舒乙与夫人每周都游泳一次，风雨无阻。他对“超女”节目有兴趣。他认为这挺好，“超女”有自己很有意思的地方，普通人上舞台，普通人作裁判，比完全由专家说了算好多了！
舒乙，“舒”卷自如“甲”华夏。亦文亦画忙议政，无不称“甲”。然而，常常有人在介绍舒乙时，少不了说“这是老舍先生的儿子”。往往这时，舒乙有些无奈。舒乙承认：“作为谁的儿子并不重要，一个人靠吃父辈的饭，是不可能在社会上站住脚的。父亲是大作家，母亲是画家，当老舍先生的儿子有种压力，但同时也是一种很好的动力，常提醒自己再努力一些，要夹着尾巴做人。而且，因为有这么多的人都喜欢老舍先生，我为此而感到很骄傲。”是的，既要做出成就，又不能张扬，尤其不能打老舍这张牌，而且必须用自己的表现来证实实力，让别人来评价———很“难为”的。说起父亲老舍，舒乙充满深情，他很感谢生在这样一个家庭。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不是很长，但父亲对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父亲是个正直的人，热爱生活，热爱朋友和周围的人，特别能同情别人，特别愿意帮助别人。
李振声：民谣“要吃面，种小偃”的背后（1）
李振声，著名小麦遗传育种学家，中国小麦远缘杂交育种奠基人，有“当代后稷”和“中国小麦远缘杂交之父”的美名。１９３１年２月出生于山东淄博，１９５１年毕业于山东农学院农学系。历任中国科学院遗传选种实验馆研究实习员，中国科学院西北农业生物研究所（后改名为西北生物土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农业研究室副主任，中国科学院西北植物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员，中国科学院西北植物研究所遗传研究室主任、副所长、所长，中国科学院西安分院院长，陕西省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遗传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等职，现为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植物细胞与染色体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名誉主任、研究员。曾当选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系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小麦也是三种野生植物杂交后，经过９０００多年的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的结果。那我们能不能让小麦同抗病、抗旱的野生草种再次杂交呢？”望着因条锈病大流行而严重减产的麦田，当年２５岁的李振声把目光聚焦在远缘杂交育种上。
“我们要以世界的眼光看科技，以国家的需求促科技，大力推进科技进步，着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我国科学和技术发展的宏伟蓝图而不懈奋斗。”２００７年２月２７日，７６岁的李振声院士因杰出的科学成就被授予２００６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站在了万人瞩目的人民大会堂舞台中央。
半个世纪前的年轻学者没有想到自己的研究对保证我国粮食安全有着如此重大贡献，现今已经皓首的院士也不堪回首５０年前那传染性极强的“小麦癌症”所造成的灾害。
如果说袁隆平是“杂交水稻之父”，那么李振声称得上“中国小麦远缘杂交之父”。“南袁北李”，一个研究水稻，一个研究小麦，都用数十年的心血和智慧培育出了丰硕的果实，他们让广大农民受益，让中国人乃至全世界受益。
约访时，李振声表示在获奖后的第二天接受限时半个小时之内的专访，可是真正面对面时，言犹未尽的科学家将采访现场变成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人生课堂或科普讲座。因不时地有人来祝贺或有其他媒体预约采访，最后我们只好关起门来对话……
多次粮食“危机”中解决中国人的饭碗问题
１９８５年至１９８７年我国粮食产量出现了徘徊的局面，与１９８４年相比，三年累计减产４８７．５亿公斤，而同期人口却累计增长４８９５万人。面对当时的困难，在中国科学院全力支持下，李振声带领中科院农业专家组通过３个月调查研究，提出了在黄淮海地区进行中低产田治理、打破粮食生产徘徊不前的建议。在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的大力支持下，李振声带领本院２５个研究所的４００名科技人员投入冀、鲁、豫、皖四省的农业主战场，与地方政府联合，与兄弟单位合作，开展了大规模中低产田治理工作。
早在１９６５年和１９６６年，中国科学院就在河南封丘县和山东禹城县创设了两个１０万亩以上的旱涝碱综合治理实验区。１９８７年９月和１１月，刚担任中科院副院长不久的李振声，分别到两个实验区考察，认为两个实验区已取得的大量科技成果可以向外围面上推广，为国家农业发展作出贡献。这个创意得到山东、河南省领导的支持。
１９８８年１月初，中科院院长周光召和李振声等院领导向时任副总理的田纪云作了汇报，田纪云同意中国科学院和有关省合作，将中国科学院的科技成果向面上推广。１月１５日至１８日，在北京召开了“黄淮海平原中低产地区综合治理开发工作会议”，决定将工作区划分为山东、河南、河北沧州和安徽淮北４片，以山东、河南为重点。
山东片的工作是以禹城试验区为重点展开的，禹城试验区包括１４万亩盐碱地的治理和北丘洼、沙河洼、辛店洼的治理，总称为“一片三洼”。１９８７年１１月李振声考察禹城试验区后，认为“一片三洼”代表黄淮海平原主要低产类型，所创造的经验特别宝贵。１９８８年２月２６日至２９日，中国科学院和山东省德州地区联合举行“科学技术与生产见面会”，李振声在会上作动员讲话。中国科学院２４个研究所和４个职能局在会上介绍了２５１项技术成果，同１３个县（市）领导、乡镇干部和农民专业户６００多人进行交流和对接，对全院和山东省双方起到了发动作用。在李振声倡导下，３月８日，时任山东省委副书记陆懋曾、副省长马忠臣和李振声一起，参加在禹城辛店洼的农业开发万人劳动大会战，下午由省和院联合主持召集参加会战的地、县两级一把手负责人会议，作了进一步部署。会后，参加山东片工作的２４个研究所的３００多名科技人员，从８个方面将工作全面展开。
李振声：民谣“要吃面，种小偃”的背后（2）
中科院在黄淮海平原围绕治理中低产田和发展农业生产的联合攻关，在短短几年内取得显著成效。在工作的重点地区也是原来的重灾低产区的鲁西北、豫北、皖北和河北沧州的８个地市，１９９３年粮食总产净增５６亿公斤，增幅３４．６％；年平均增长５．８１％，而黄淮海平原全区平均年增是３．８３％，全国同期年平均只增长了１．２８％。中科院的示范基地和成果推广不但在８个地市产生了巨大经济效益，而且为全国农业综合开发的全面展开起到了引路和带动作用，为结束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农业生产徘徊不前的局面，促使９０年代前期的快速发展，以至到１９９８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上到５０００亿公斤的新台阶，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和丰富的技术经验。
“黄淮海战役”不仅为促进我国粮食增产发挥了带动作用，而且在科学院成为广为传颂的“黄淮海精神”，其实质就是科技人员艰苦奋斗的献身精神，协作攻关的团队精神，深入实际的务实精神，持之以恒的科学精神。
１９８６年６月，国务院总理###、国务委员陈俊生和９个部委领导视察了禹城试验区。１９８８年７月２７日，国务院作出了“关于表彰奖励参加黄淮海平原农业开发实验的科技人员的决定”。中国科学院２１位同志分获一级、二级和荣誉奖，其中获一级奖的同志应国务院邀请，到北戴河休假，并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
１９９９年起，我国粮食出现了连续５年下滑的情况。在这之前，李振声在一些场合就谈过粮食下滑的问题，但未引起人们重视。２００４年，李振声在中国科学人文论坛上发表了题为《粮食恢复性生产，时不我待》的演讲，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这次人文论坛我觉得是个机会，就做了一些准备。发现问题确实严重，从１９９８年的１０２４５．９亿斤，到２００３年已经下降到８６１３．４亿斤，５年减少了１６３２．５亿斤；人均粮食从８２１斤下降到６６７斤，相当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的水平，后退了２０年。我就如实地讲了出去，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当时，李振声在演讲中分析了减产的原因，发现７０％以上的因素是粮食播种面积的减少；不到３０％因素是粮食单产的下降。这其中政策因素起了主导作用，因此他提出争取３年实现粮食恢复性增长的建议。从现在实施的情况看，由于中央采取了有力的支农措施，连续多年实现了恢复性增长，２００４年恢复到９３８９．４斤，２００５年恢复到９６８０．０亿斤，２００６年达到９９４９．０亿斤，已近１万亿斤。
２００５年４月，李振声在博鳌论坛上又有一个发言，广受世人关注。原来，在１９９４年，美国农业和环境问题专家莱斯特？布朗在《世界观察》上撰文提出了“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他的结论是：中国到２０３０年，若人均粮食消费水平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