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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这项工作扩大了我国小麦遗传育种研究在国际上的影响，也为植物细胞和染色体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上个世纪８０年代以前，我国的施肥量与粮食产量是同步增长的；８０年代以后，施肥量还在增长，可是粮食产量却没有增加。这样不仅浪费资源，化肥流失到江河湖泊中去还污染环境，引起水体“富营养化”。
当时北京郊区的农民有句顺口溜，说农业生产“一靠政府，二靠天，三靠美国的磷二胺”。我国的磷矿主要在西南地区，储量少、品位低，所以我们的很多磷肥都要靠进口。李振声开始琢磨：我国的磷矿资源再有１００年就开采完了，我又不是开矿的，有什么办法能给国家节省点磷矿资源呢？能不能在生物技术上想想办法，提高作物对土壤中本身含有的磷的吸收利用效率。这样不仅可以充分利用了资源，还节省了化肥，保护了环境。
于是，李振声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探索。他在北京市昌平建立了一个育种基地。基地刚建起来的时候，没有食堂、没有卫生间、没有围墙，连路都不通。李振声就带个饭盒，在田里一呆就是一天。为了找到能够高效吸收利用土壤中磷的小麦种质资源，他耐心地对种在花盆中的数千份种质进行筛选。
功夫不负有心人，李振声最后发现了一批“磷高效”和“氮高效”的小麦种质资源，并研究揭示了其生理机制与遗传基础。在此基础上培育出来的小麦新品种———小偃５４能高效吸收土壤中的磷，被列入农业部跨越计划，在河南、陕西等省累计推广７００万亩。随后，他又通过多学科交叉与合作，开展了提高小麦个体和群体的光合效率以及光合作用产物的优化分配研究，解决了过去长期存在的优质和高产之间的矛盾。这项成果不仅节约了国家资源，还减少了化肥对环境的污染。
上个世纪９０年代初，李振声就提出了走资源节约型高产农业道路的可持续农业发展观。他所秉持的“少投入、多产出、保护环境、持续发展”的小麦育种新方向已经成为育种界的共识，并成为农业９７３项目研究的重要指导原则。
经过自己的刻苦努力，李振声取得了一系列科研上的成绩。李振声对农业科技事业的执著追求从未动摇过，即使在“文革”中也没有间断过。他曾经担任了中国科学院西安分院院长、陕西省科学院院长等职务。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上级组织曾考虑让他担任陕西省副省长一职。为了他挚爱的科技事业，一向淡泊名利的他毅然放弃了这样的机会。后来，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魏明海又来做李振声的工作，一见面就说：“老李呀，组织上还是希望你能出任副省长，做官与做研究您究竟是怎么想的？”李振声回答说：“你曾在宝鸡工作多年，我们是１０多年的老朋友了，我的性格你也知道，做官我不适合，我没有办法中断自己已从事一辈子的研究。”即使后来到京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一职，他也从来没有中断过业务研究工作，直到今天还担任着植物细胞与染色体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学术委员会名誉主任、研究员。
李振声声名鹊起，各种奖励接踵而来。李振声在１９８５年获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１９８８年获陈嘉庚农业科学奖，１９９５年获何梁何利科学与进步奖，２００５年获首届“中华农业英才奖”。但李振声仍旧最热衷的是到田间地头去看小麦，他说：“真正给我打分的是农民。”语言朴实，却振聋发聩。当学术界的浮躁风日盛时，细品李振声的话，让人别有一番滋味上心头。
李振声：民谣“要吃面，种小偃”的背后（9）
淡然直面捐巨奖背后的是是非非
严正而不失温和，衣着朴素而精神矍铄。作为来自农民家庭的科学家，李振声始终在为中国人民的“吃粮”问题奔忙。一般人难以把他和中国科技最高奖联系起来，一般人也难以认为我国小麦远缘杂交的奠基人就是眼前这慈祥朴实的老者。
这位刚刚从###总书记手中领过２００６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的著名小麦育种专家，在走出人民大会堂之后，被一群“粉丝”围得水泄不通，动弹不得。大家簇拥着他，纷纷请求：“您给我签个名吧！”他一笔一划地认真签着，人越来越多……虽然人群在他的前方让出一些空隙，但他没走两步就不得不又停下来。就这样走走停停，从大会堂里面到外边广场不足５００米的距离，他足足花了半个多小时。
根据有关规定，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奖金数额为５００万元，４５０万元由获奖人自主选题，用作科学研究经费，５０万元属获奖人个人所得。接受采访时，李振声表示，将把５０万元的个人奖金全部捐给中科院遗传发育所，作为困难学生的助学基金，助经济困难学生一臂之力。在荣誉面前，李振声显得很淡定恬然，告诉记者，他对物质生活没有太高的要求，平常就是粗茶淡饭，生活上很知足，他的捐款决定孩子们也都同意了。谦逊和蔼的微笑一直挂在脸上，他的淡泊严正深深感染了记者。
钱财对于李振声来说就是身外之物，这么多年来他得的奖已经数不胜数，此前所有的奖金他都是和同事、学生一起平分。他的道理很简单：“所有的荣誉都是集体的，大家都付出劳动，报酬理应每人都有。”
李振声的生活非常节俭。在实验站调查时，他与大家吃在一处，从不搞特殊，他深知农民种田不容易，从不浪费粮食。身教重于言教，与他一起工作的许多同事和学生身受感染，最终也把节俭朴素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
正如李振声所说，科研人员能获得奖励，需要集体的智慧和团体的配合。也一如他所说“荣誉首先应该归于集体，没有集体的艰苦奋斗，就不可能有今天的荣誉”。但作为项目负责人，国家在奖励个人的同时，已经规定了其中的４５０万元用作科学研究经费，其实就是考虑了集体的贡献。既然这样，就该心安理得地收下国家的这份“心意”，不必急着把奖金全部捐献。否则，获奖者似乎成了奖金的“中转站”，奖金有名无实，国家给予的奖励也失去了其原来的意义。
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具有甘于清贫、乐于奉献的传统美德，堪为世人楷模。这一点，在李振声的身上又一次得到充分的体现。的确，按照设奖原则和颁奖目的，个人奖金是完全给予科学家本人的：捐奖诚可贵，不捐亦坦然。有人说：“虽然李院士的行为很朴素，很自然，不含任何‘作秀’的动机，难能可贵，然而他不必慷这个慨……国家科技大奖不是道德上的奖掖政策，似乎不宜以个人道德境界的标准来处置所获得的奖金，否则就容易使这一政策出现目标偏移的结果。”同样有网友说：“现在科学家李振声把奖金公开捐出去了，的确是科学家李振声的思想高尚，但这样一来，以后获得奖金的科学家怎么办？对有些想通过合法科研获利的科学家来说是不公平的，毕竟公民有充分享受到合法权利的自由，社会才会更和谐。”
据了解，在参评国家最高科技奖之时，李振声便不同意为自己申请评奖。“我觉得国家已经给了我很多荣誉。但这是集体的成就，所里也一直这样坚持，大家也觉得应该集体参加评奖。”他还说，如果一定要说成绩，我觉得自己工作只不过做得比较超前，有一些开创性。
对于社会上争论他捐奖一事，李振声说：“我没觉得把奖金捐出去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很淡然，没想到会引起这么热烈的反响。”他之所以把奖金捐出去，首先还是因为他取得的成就“确实来自于集体的艰苦奋斗”，此外“我们都是从艰苦年代走过来的人，习惯了俭朴的生活，没有什么过高的物质条件上的要求。子女们收入也很稳定，有这个条件把奖金捐出来。当初决定把奖金捐出去，是很自然的想法，没有要突出自己的意思”。
李振声：民谣“要吃面，种小偃”的背后（10）
“我的做法不应该成为先例。”他说，获奖者把奖金留下用于贴补家用，改善生活，合情合理。如果有的获奖者本身家里就有实际困难，“就更应该把奖金留下，安排好生活，才能更好地搞科研”。
记得在２００６年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全球数学最高奖———菲尔茨奖得主之一的俄罗斯数学家格里戈里？佩雷尔曼拒绝领奖。美国《纽约时报》一篇报道开头就是“佩雷尔曼，你在哪里”来表达对这位不追名逐利的天才数学家的敬佩。而纽约州立大学数学家迈克尔？安德森更是高度评价：“佩雷尔曼来过了，解决了问题，其他的一切对于他都是肤浅的。”其实，李振声的行为何尝不是如此？
不论社会上如何评说他捐奖一事，李振声崇高的人格魅力使他成为中国科学家的一面旗帜和榜样。李振声，擎起的是知识分子的风骨，高扬的是社会道德的风范，可佩可敬！
知情人视野里的魅力：“小麦远缘杂交之父”
“我和李振声同年生人，小时候天天在一块玩！”山东省淄博市南谢村的戴立业老人，回想起小时候和李振声一块上树掏鸟蛋时的情景，禁不住笑出声来。据戴立业回忆，他们十三四岁的时候，村头有一座庙，庙里有棵参天大树，他和李振声常去那里玩，还上树掏鸟蛋。“李振声比较老实，他爬不上树，就站在树下等着，我爬到树上掏了鸟蛋以后，就朝树下大声喊，要往下扔蛋，他在树下用破棉袄接着，可是树太高了，鸟蛋落在棉袄里还是碎了，看着破碎的鸟蛋，我们好一阵心疼。”
后来李振声在外上学工作，戴立业也参了军，很少见面，但儿时的友谊使他们久久不能忘怀。李振声每次回家都要到他的家里看看，两人拉拉家常，说说小时候的事情。“虽然李振声的职务越来越高，但他还是那么平易近人，看到乡亲总是热情地迎上去。”
在弟弟李永渚的印象里，二哥同样是很老实。“我比二哥小１岁，小时候他在家里干活是最多的。”李永渚讲，他和妹妹年龄比较小，而大哥比较顽皮，所以家里有个打油、抓药的活，都是叫李振声去干，李振声干的活最多，挨的训也最多。
“父亲去世很早，母亲在世的时候，二哥差不多每年都要回来一次，母亲去世后，他回来就比较少了。大哥生病的时候，他虽然工作繁忙，总是抽空给大哥寄钱、寄药———现在，大哥李永泉已经过世了。在济南有一个妹妹李永颖。”李永渚还说，李振声每次回来，村里人来看他，他总是两只手紧紧跟大家握着，那么亲切、自然，一点儿也没架子。
妹妹李永颖一直沉浸在自豪和骄傲中，每当在电视上看到哥哥的画面，她就激动好久。在妹妹的眼中，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哥哥李振声一直往家里寄钱。“年年如此，５０多年来哥哥从来没断过。给母亲寄、给大哥寄、给侄子寄。那时候家里所有的费用几乎都是他寄来的。”言语中，李永颖对二哥充满了无限的感激，表情中透露出了无限的亲情。在李永颖的印象中，二哥还给很多远方的亲戚寄过钱。“凡是对我有恩的人，我都要一一报答。”李振声多次在李永颖面前提起这句话。
开始李振声的工资并不高，可是他往家里寄钱的习惯却从来没改变过。李永颖说，哥哥对钱看得很淡，他关心的只有他的科研成果和国家的小麦产量。
前几年，李振声回老家的时候，区政府专门为他准备了一辆车，可是他从来不用，吃完晚饭后他把司机打发走，独自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去母校转转。李振声每次回老家，省里的领导问他有什么需要时，他从来都是说“不”。妹妹李永颖的４个孩子工作收入一直不高，家里日子也过得很清贫，老人住的房子是租的，可是李振声从来没利用自己的职务为家人走过“后门”。李永颖告诉记者，他们兄妹三个商量好绝对不能麻烦二哥，不能利用他的职务办私人的事。
李振声的忘我工作让他错过了很多和家人在一起团聚的机会，可是家人从来没埋怨过他。从１３岁就失去父亲的他，一直坚定地支撑着整个家，并且帮着母亲担负起了养活全家人的重担。但后来一直长期在外搞科研，李振声的母亲去世的时候他还在实验室里。“我们都不怨二哥，母亲病得很重的时候他回来住了一段时间，可是他太忙又被领导叫走了。母亲也理解，她知道儿子是国家的人。”说起哥哥没见到母亲最后一面，妹妹李永颖心里很理解。李振声就是这样一位不为名利，只为工作和科研的“工作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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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振声：民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