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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金为一万元人民币。当时的获奖者还有华罗庚、钱学森，回忆起过去吴老尤为兴奋，“高兴，我的工作受到了认可，就很高兴”。在获奖后的第二年，他成为了当时最年轻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吴文俊１９１９年５月出生于上海，１９４０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数学系。在他尚未踏入大学之前，数学成绩就一直很好，但对数学并无偏爱。
２００１年３月１９日晚上，吴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的兴趣很杂。在大学二年级之前，最有兴趣的是物理课，我对物理始终有兴趣。但是到了二年级就差了，这跟抗战有关。我所在的那个学校从郊区搬到租界里面，那里就杂乱无章了。这有影响，如果不是这样，我可能后来对数学不会再有兴趣，这与客观原因有关。”“真正感兴趣，预备当数学家，那是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这跟老师有关，有一个老师讲的课特别吸引我，那就是我的武老师，改变了我对数学的看法，我就上了道。后来陈省身老师将我引上了拓扑学研究的正途。”陈省身老师为美籍华裔数学家、中科院外籍院士。吴文俊以自己的天才和功力很快在这一领域崭露头角。“可是一直到现在我对物理的兴趣高于对数学的兴趣。”吴老如是说，且不免有些遗憾，“我现在不懂物理了，要不是我年纪大了，我还要学学物理”。谈起数学研究，他说：“搞数学当然是很艰苦的，要说我为什么永不放弃，主要还是因为自己毕竟爱数学，为了给中国的数学在世界上争口气。”
１９４６年，吴文俊曾赴法国ＳＴＲＡＳＳＢＯＵＲＧ大学学习，先后在斯特拉斯堡、巴黎、法国科学研究中心进行数学研究。１９４９年获博士学位，１９５１年回国。谈到外国的这段学习经历，他深有感触，“法国数学水平是全世界一流的，在老师和同学的熏陶下，体会与国内不一样，在学术上给我很大的影响”。我们就顺便提到了外语交流有无障碍时，吴老说：“国外出访时，生活用语简单，就那么几句；而我主要与老师、同学打交道，大多讲数学方面的事情，在语言方面那就更简单了，用不着人翻译。”
吴文俊：生活在数学王国中（2）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吴文俊为了解决几何定理机器证明和数学机械化问题，年近六十，还从头学习计算机语言，亲自在袖珍计算器和台式计算机上编制计算程序，尝尽在微机上操作的甘苦。他的勤奋是惊人的，在利用ＨＰ－１０００计算机进行研究的那段时间内，他的工作日程经常是这样安排的：清早，他来到机房外等候开门，进入机房之后便###个小时不间断工作；下午５点钟左右，他步行回家吃饭，并利用这个时间抓紧整理分析计算结果；到傍晚７点钟左右，他又到机房工作，有时候只在午夜之后回家休息，清晨又回到机房。长期繁重的工作，使他常常忘记自己的生日。
一天，一位客人来拜访吴文俊，见面就说：“听您夫人讲，今天是您的六十大寿，特来祝贺！”“噢，是吗？”吴教授听了，若无其事地说。客人感到迷惑不解，心想：“这位数学家恐怕是老糊涂了，记忆力衰退，不然怎么连自己的生日都忘了呢？”
可是，后来客人发现并非如此。当他俩谈到吴教授所研究的用机器证明几何问题时，客人指着教授所设计的一台机器问道：“这台机器是什么时候安装好的？”“去年１２月６日。”教授不假思索地回答。“您在研究用机器证明几何问题方面有哪些进展？”客人又问。“大的进展谈不上。今年１月１１日以前，我为计算机编了３００多道‘命令’的程序，完成了第一步准备工作。”教授继续回答。这时，客人十分惊讶地问道：“吴教授，您自己的生日都记不住，这几个日子却记得这么清楚，这是什么原因？”吴文俊教授爽朗地笑了：“我从来不记那些无意义的数字。在我看来，生日，早一天，晚一天，有什么要紧？所以，我的生日，爱人的生日，孩子们的生日，我都记不得，但有些数字就非记不可，也很容易记。例如，年底，当然是１２月；而６正好是１２的一半。年初，自然是１月，而１月１１日，排成阿拉伯数字是１１１，３个１连排，很好记。”
就这样，他已经在数学研究领域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漫长道路。他的老伴说：“他是个搞学问的人，一心只搞学问。做家务，他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即使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受到冲击也仍然抓紧时间从事科研。
“我本来根本没有想到我会跟计算机打交道。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要我到工厂学习，我到了北京无线电一厂。这次学习对我来说非常有成果，因为无线电一厂当时转向制造计算机，我在那儿真正接触到计算机，我对计算机的效率大为惊奇，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武器。这是一个机遇。另外一个机遇就是１９７４年学习中国数学史，我也得益于中国传统数学的学习。两者一对照，我觉得中国数学的思想和方法跟现在的计算机是合拍的，就促使我进行一些机器证明方面的尝试。”真的，机遇只光顾有准备的头脑，但是有准备的头脑能不能在机遇来临的时候不失时机地抓住它，就需要科学家敢于打破惯有思维的勇气和创新精神。难怪，一同荣获国家最高科技奖的世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也这样认为：“吴文俊机器证明的研究方法，是中国古代数学思想跟当代计算机技术的‘远缘杂交’，如是‘亲近杂交’想必是要退化的。”
吴老为拓扑学做了奠基性的工作，取得的成就闻名国际数学界。１９７６年，年近花甲的吴文俊毅然开始攀越数学生涯的第二座高峰———数学机械化。１９７７年，吴文俊关于平面几何定理的机械化证明首次取得成功，从此完全由中国人开拓的一条数学道路铺展在世人面前。这是国际自动推理界先驱性的工作，被称为“吴方法”。数十年间，吴文俊不仅建立了“吴公式”、“吴示性类”、“吴示嵌类”、“吴方法”、“吴中心”，更形成了“吴学派”，被国际数学界称为“吴文俊公式”、“吴文俊示性类”等已被编入许多研究名著。８０年代，美国计算机科学界的权威曾联名写信给我国中央领导，认为吴先生的工作是“第一流的”，美国人工智能和自动推理方面的一些权威人士指出：“吴的工作不仅奠定了自动推理研究的基础，而且给出了衡量其他推理方法的明确标准。”“吴的工作改变了自动推理的面貌，是近几十年来自动推理领域最主要的进展。”“他使中国的自动推理研究在国际上遥遥领先。”数学家李邦河分析说：“必须是具备多方面的数学知识和善于创造性思维的人，才可能作出这一独特的发现，一是他对中国古代数学的深刻理解，中国古代数学是构造性的，可计算的，而只有构造性的数学才可能在计算机上实现。二是对初等几何的非一般可比的精通。三是熟悉代数几何，他面对的是多项式系统。”美、德、英、法、意、日等国都在致力于“吴方法”的研究和证明，并已在智能计算机、机器人学、控制论、工程设计等方面获得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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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文俊：生活在数学王国中（3）
吴老一生教了多少学生，无法用数字统计。据悉，现在以吴文俊为名誉主任的数学机械化中心的１０位研究员，其中８位为３５岁以下青年研究员，另外还有３名外籍，吴老带领他们一起做研究，给他们做指导。通过研究实践，我国一支较完整的数学机械化研究队伍初步形成，并在机器证明、方程求解、实代数几何等方面做出了国际领先的成果，多次获得国际、国内重要奖项。
生活中的“普通人”
作为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吴文俊，是数学界的天才，但是，他的兴趣还相当丰富，活力不亚于年轻人。有一次去香港参加研讨，活动间隙出去游玩，那时年逾古稀的他竟坐上了过山车，玩得不亦乐乎。老伴一提起这个就说：“嗨，那是小孩玩的，他也要玩。”吴老访问泰国期间，还坐到大象鼻子上开怀大笑。有一次在澳大利亚，他“顽皮”地将蟒蛇缠在了脖子上，吓得旁人纷纷后退。
但平日里，这位鼎鼎大名的数学家很大的一个嗜好就是看电影，不仅有手举纸钞苦候退票的“经历”，也有“泡”电影院误了末班车徒步回家的逸事。话一触及到电影，吴老便兴趣盎然：“这两年没看了。那些大片，武打片子，把我胃口倒掉了。”颇不满意的他，仿佛像一个要东西却没得到而噘着嘴的孩子。
“我最喜欢历史片，不过‘戏说’类的，我从来不看；真正的历史片，是从那里边我可以学到一些历史方面知识的。比如说吧，我第一次见到袁隆平呀，吃饭时一聊起来，没想到我们的爱好有点相同，都喜欢看由普希金的小说改编的电影《上尉的女儿》，两人不约而同的都喜欢，而且对这电影看法相同。我是在法国的时候看的，就因为看了这个电影，就变为电影爱好者了。”
除了电影外，吴老的另一大嗜好就是书籍。按他自己的说法是“随便乱买”，种类很多，那些书绝大部分是中外文的数学资料，其余多是与历史有关。为了节省时间，平时他节制业余爱好，“读小说也只读短篇，怕长篇误事，耽误时间”。吴老家位于中关村腹地，朴实无华，简单得近乎简陋，地板和墙壁好像和主人的岁数差不多。虽有５个房间，但是吴老的书要两三间房才容纳得下。
吴文俊的老伴陈丕合也是上海人，自１９８６年退休后就在家中干家务，全心照顾吴老。在采访中她说：“我们家生活很简单，普普通通，跟一般人家一样，不追求什么奢华。关键是快乐，我们俩身体都很好。”
吴老的三个女儿都在国外，只有儿子在身边，继承父业，和父亲在一个研究所工作。当吴老获奖时，他在异乡的女儿们都在电视上看了直播或转播，陈老还说：“后来还将报纸上的报道剪下来寄给她们。那么多优秀的人参加，当时没想到会获奖。现在一个人的成功，很重要是找对方向。”
谈及成功这个话题，吴老说：“天才是人努力造成，我不相信天才，但相信灵感。我有种怪论，数学是给笨人干的，一些人干数学就不合适。”
最后，吴老说：“我会继续努力，不能到此为止，不能在什么功劳上躺着不动。每个人哲学不一样，从此以后就满足了，不应该这样，我要继续搞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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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应明：“中国的查德”（1）
刘应明，福建福州人，著名数学家。１９４０年１０月出生，１９６３年７月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历任四川大学助教、副教授、教授，四川大学副校长、研究生院院长；曾当选四川省科协副主席，四川省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常委等；曾兼任###高校数学研究中心主任，###理科数学与力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学位评议组成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数理学部咨询委员兼数学评审组组长，国家博士后管委会数学与系统科学专家组召集人，国家天元数学基金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国数学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副会长，日本模糊逻辑与系统研究会国际顾问，国际模糊系统协会副理事长兼中国分会主席等职。现为四川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九三学社四川省委主委，四川省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兼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系中国科学院院士。
Ａ的忆述：从小就生活在一个贫穷而闭塞的小镇，家境贫寒，有一段时间常常吃不饱饭。高中时一直是班里的语文科代表，曾梦想将来成为一名作家。
Ｂ的巅峰：解决了拓扑学中有名的Ｗｈｉｔｅｈｅａｄ难题与Ｌａｗｓｏｎ－Ｍｉｓｌｏｖｅ问题，成功地把Ｄｉｅｕｄｏｎｎｅ插入定理这一经典结果格值化，把大数学家Ｅｈｒｅｓｍａｎｎ倡导的格上拓扑学发展到新的阶段；并被授予“首批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奖、全国科学大会奖，最近摘下国际模糊数学界最高奖“Ｆｕｚｚｙ Ｆｅｌｌｏｗ奖”，从而打破了欧美科学家垄断的格局并成为“科学中国人”２００４年度人物。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高层讲坛上，他常常纵论发展大计，议谋兴国良策。
Ａ与Ｂ这两个影像很难叠加，但它们着实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全国人大常委兼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