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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克家：文亦诗，人亦诗（7）
诗人还有一个特别而又不特别的爱好，那便是喜爱跟孩子在一块儿。老先生经历了世间沧桑，饱览了人生百态，晚年的他依然童趣不失、笑声爽朗。１９９６年以前，住在赵堂子胡同时每次散步，小朋友见到了他，总是老远就“臧爷爷”喊个不停。他们的臧爷爷也乐于与他们在一起，这时候，臧老也变成了“老天真”。当小孩有什么不快的事时，也乐意哭着找臧爷爷说个痛快。这时，臧老只得边哄小孩别哭边给些糖果让他们吃。在孩子们中间，他成了“孩子王”，童心十足。他在散文《我和孩子》中写道：“我喜欢这许许多多的小朋友，自己好似变成了他们当中的一人。”同时，诗人甚为关心儿童事业的发展。“年景虽云暮，霞光犹灿然”，他的诗句唱出了自己的夕阳情，从中可以感到老诗人一颗年轻的心在搏动。在“希望工程”刚开始启动时，他便长期资助甘肃武威市失学女孩常清玉；一次，某地“希望工程”向他求字，他二话没说，当即写了“爱心如火”四个大字，表现出诗人的激情和爱心；中国少年儿童活动中心破土动工，他得知后无偿捐献自己刚收到的１００００元著作稿酬……
臧克家自２００２年底住进协和医院，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与病魔作着艰苦的斗争，经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医院曾多次对他下了病危通知，还有几次将他送入重症监护室，最凶险的一次，由于呼吸衰竭，他被插管上呼吸机抢救，然而在院方和亲人们都觉得没有希望的时候，他却创造了生命的奇迹。
肺部反复感染，发高烧，心律失常，褥疮……这一次次的磨难让普通人都难以忍受，何况是已近百岁的老人，可每次，臧克家都能咬牙挺住，化险为夷。难怪那些见多识广的医生在陪他渡过难关后都会由衷地赞叹：“太不容易了。这老头，真牛！”
病痛的折磨并没有让臧克家屈服，他在《病中抒怀》里这样写道：“老来病院半为家，苦药天天代绿茶。榻上谁云销浩气，飞腾意马列无涯。”依然是满腔的豪气。清醒的时候，他几乎每天都向小辈提要求，让他下床走路，他曾急切地对女儿郑苏伊说：“不锻炼怎么行呢？我要下床，我要走路，我要看看外面的风景。我只要还有一口气，就一定要看看天边的夕阳！”
清醒的时候，臧克家曾执意向子女们要笔，并用那只握了一辈子笔杆的手，吃力地、颤抖地在纸上认真画着。子女们指着那不成形的圈圈点点问他：“您写的这是什么？”他语气凝重而坚定地说：“时代精神！”即便在病中，他仍然十分关心国内外的大事，曾经给女儿写信说：“中国形象永久树立全球。我，人已老矣，关心世界大事，浩然之气不衰！”
臧克家的儿子臧乐安说，父亲临终前很安详，好像睡着了一样。“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２７日父亲住进医院，到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８日过生日以前，医院报过好几次病危，但是父亲都奇迹般地挺过来了。１０月９日住进重症监护室到去世也有４个月了，父亲的生命力还是非常顽强的。离世前进行了抢救，但因为父亲年纪大，各个器官都已经衰竭，最后还是离我们而去了。”臧乐安说，按照过了农历年计算岁数，父亲也是百岁的老人了，儿女们也感到欣慰。
臧克家当年为纪念鲁迅而作的《有的人》，成为在广大群众中流传甚广、深入人心的经典。今天，用来送别诗人自己仍是最好的挽歌：“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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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敬之：人生之诗因跌宕而动人（1）
贺敬之，笔名艾漠、荆直，中国当代著名诗人、剧作家。１９２４年１１月出生于山东峄县（现枣庄市）。１９３９年在四川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开始发表作品；１９４０年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并开始创作。历任中央戏剧学院创作室副主任，中国戏剧协会理事、书记处书记，中国作协副主席，鲁迅文学院院长等职；现任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
“贺敬之”这个名字，是与歌曲《翻身道情》、《南泥湾》，歌剧《白毛女》，诗歌《回延安》、《桂林山水歌》、《三门峡颂歌》、《雷锋之歌》、《西去列车的窗口》等名作紧密相联的一个符号。而熟知中国当代文学的人也必定知道，剧作家、诗人贺敬之的创作虽然说不上浩繁，但他的每一部作品发表出来都有一定分量。
贺敬之的文学创作善于从历史的与思想的高度来提炼文骨，他写诗则坚持“诗学和政治学”统一的标准，以政治为纲，吹响时代的号角。他似乎注定就是为文学创作而生，成为时代的歌者。
而夫人柯岩———诗集《“小迷糊”阿姨》、《周总理，你在哪里》，报告文学集《癌症≠死亡》，长篇小说及同名电视连续剧《寻找回来的世界》等许多著名文学作品的作者，同样是一位优秀的当代文学大家。这对文坛伉俪在相伴半个世纪的岁月中，共同走过崎岖不平的人生路，创作了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也写就了一段温馨飘香的文坛佳话。
文坛伉俪原本患难知己
１９４９年底，###组成作家代表团去朝鲜慰问，巴金为团长，年轻的作家贺敬之积极报了名。当时丁玲是###文艺处处长，她组织大家学习。在学习期间，丁玲发现贺敬之很瘦弱，气色不好，好像有隐疾在身，担心他到了朝鲜以后出问题，就对他说：“你不要去了，你到农村去吧。”由于丁玲的这一决定，贺敬之得以认识柯岩，并成就一段美好姻缘。
柯岩祖籍广东南海，本名冯恺，１９２９年生于河南郑州，１９４８年考入苏州社会教育学院戏剧系，１９４９年５月苏州解放后正式参加革命工作，同年调到北平，其时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任编剧。柯岩在１７岁时就发表了处女作《我的同窗》，她才华横溢，长相不俗，走到哪里都非常招人喜爱。
１９５０年初，柯岩所在剧院举行剧本座谈会，请贺敬之去谈《白毛女》的创作经验，柯岩是课代表。初次接触，贺敬之对柯岩的印象很好———朴素，不矫揉造作，充满了革命热情。而柯岩一见到贺敬之却感到出乎意料———想不到《白毛女》的作者这么年轻，这么文雅，不仅没有大作家的派头，连小作家的沾沾自喜也没有：说话是那么平易、谦虚，又富有幽默感。
从工作的接触开始，贺敬之与柯岩的交往越来越多。两个人常聚在一起谈文学，谈生活，谈革命，谈创作，他们有太多相似的追求，很快就成了朋友。
但是，促使他们感情发生飞跃的契机却是贺敬之的一场大病。１９５１年初，贺敬之到河北省大名县下乡。到了县里，他感到身体不适，浑身无力，举手抬足都非常困难，后来竟出现吐血。县里大夫诊断为肺结核，贺敬之被火速送回北京，住进当时专治结核病的北京红十字医院。当时肺病虽已不是什么不治之症，但仍有很大的危险性，又是传染性的疾病，为了防止传染，医院里一般不许来探望病人。令贺敬之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柯岩来医院探望他。担心柯岩被传染，贺敬之心中很不安。可柯岩却笑着说：“越害怕才越会传染呢。”这句话令病中的贺敬之深受感动。
在病中，贺敬之的阅读量很大，柯岩经常借些认为对他有帮助的书来，有时也带些好吃的来。也许，她的到来比药还有用，贺敬之的病渐渐好了起来。他的肺结核没有传染给柯岩，而柯岩的开朗、洒脱却“传染”给了贺敬之———从柯岩蓬勃的生命力中，贺敬之吸取了再生的巨大力量。爱情，在这两个年轻人的心中悄悄萌芽。渐渐地，见不到柯岩时，贺敬之常常陷入思念的痛苦；柯岩一出现，贺敬之的眼前似乎多了一个太阳，他的话也多了，容光焕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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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敬之：人生之诗因跌宕而动人（2）
为了一部新剧的创作，柯岩要去山西太原下厂８个月体验生活。一去几个月，不能面对面交谈了，两人就借鸿雁传书。病中的贺敬之把病房变成了自修的学校，他写信托柯岩买回一部辞典，因为他的学习很需要辞典的辅助。很快他在病榻上收到了柯岩寄来的书，打开一看，是一部沉甸甸的《辞源》。拿起这部厚重的《辞源》，贺敬之一阵惊喜：知我者，柯岩也———这不能不说是一件蕴含爱情的信物。
１９５３年１０月的一天，贺敬之、柯岩结婚了。他们的洞房安置在龙须沟旁一间小小的房子里。当时，贺敬之的病还正在恢复之中，工作单位在中央戏剧学院创作室，任副主任。婚后第７天，柯岩就告别新婚的丈夫，行色匆匆地奔赴朝鲜前线了。
１９６０年柯岩在协和医院住院时，贺敬之给她写信道：“小柯小柯，安心养病；服从治疗，增强党性。”其中抄录了陕北和内蒙民歌：“长腿的鹭鸶沙梁上站，有朝一日我要走大川；青山绿水一道沟，好过的日子在后头。”一封信，道出了他们之间真挚而浪漫的爱情。
解放后，在多次政治运动中贺敬之都挨过整。那时候，有不少人为了保全自己，有时也是为了保全子女和家庭，选择了离婚。但柯岩连想都没想过，柯岩曾说，“当时我不可能这样选择”。
贺敬之为人随和，很宽厚，对人从不挑剔，柯岩也曾常说和贺敬之相处的人，如不自强自律，很容易被他“惯坏”。而柯岩则刚直不阿、快人快语，被人誉为“女侠”。他们两人性格不同，志趣却颇为相投，成为彼此互补的终身伴侣、文坛的一对神仙眷侣。
病痛缠身自陶然
从１９６５年到１９７６年，贺敬之整整沉寂了１１年。整个文坛也是１０年沉寂。粉碎“四人帮”后，贺敬之进入文化部，１９７７年被任命为文化部副部长。这对于贺敬之来说，自然是他个人历史的又一次重大转折。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贺敬之义不容辞地接受了党中央对他的安排，挑起了文艺领导工作的担子：１９８０年２月，贺敬之兼任###文艺局局长；同年８月，离开文化部就任###副部长；１９８７年离任；１９８９年复出，兼任文化部代部长。
１９９１年，贺敬之在北京医院进行体检时，大夫确诊他已患肺癌，要对他的肺部进行手术。这时贺敬之已经６７岁了，心力交瘁，体力不支，他向中央提出辞去两部职务的辞呈，得到批准。１９９２年１０月，年近古稀的贺敬之留下未竟之业，带着党和人民群众对他这１０年的公正评价和他自己对工作得失的深长思考，以抱病之躯彻底离开了他工作多年的岗位。
因心脏不好，左肺曾经做过手术，所以贺敬之对自己能否经受得住肺部大手术很怀疑。医生看出他的顾虑，只好建议他进行保守治疗。贺敬之回忆说：“我们夫妇俩一起出去散步是从来不拉手的，那天从医院出来是个例外。刚一走出医院大门，我们的手就拉在一起了，而且拉得那么紧。尽管我被查出了肺癌，但我并没有感到多么惊慌，我感觉到柯岩的手很有力，握着这样的手心里就有了依靠。我们俩结婚这么多年，谈的不是工作就是创作，很少涉及自己的情感和生活。这回也是个例外，从医院出来以后，我们回忆了没有风花雪月的初恋，回忆了这么多年风风雨雨的生活。我们谈了很多很多。经过一段时间的保守治疗，在后来的一次体检时，我肺部的阴影没有发展，这种好转连大夫都感到吃惊。我们也不知道这是不是‘话疗’的结果。”
说到夫人柯岩，贺敬之说：“她可也是个‘老病号’，浑身都是病。”柯岩曾有过十几年的尿血史，最初医生检查说是肾炎，但刚强的柯岩没把病当回事儿，她坐在床上用个画夹子垫着写作，就这样写出了《寻找回来的世界》和《他乡明月》。１９９４年，病得实在厉害了，在单位领导的逼迫下，柯岩才住了医院，确诊结果显示是肾结核。
贺敬之：人生之诗因跌宕而动人（3）
柯岩动手术的那天，来了许多同事、战友和朋友，还有读者，手术室的走廊里挤得都是人。贺敬之坐在手术室外，心里七上八下，不知结果到底如何。好在知道不是肾癌了，他心里还稍微有点儿底。等到手术结束，柯岩被推出来了。大夫拿着一个盘子，里面盛着她的右肾，已经彻底地烂掉了。看见了隐藏在爱人身体里的磨难，那种感觉对贺敬之来说是刻骨铭心、终身难忘的。
１９９６年９月，心脏一直不好的柯岩再次遭遇了心脏搭桥手术的考验。动手术前一天，贺敬之整整一夜没有睡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