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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乙已当了１５年的北京市政协委员，两届全国政协委员。作为政协委员，舒乙可谓恪尽职守、鞠躬尽瘁。舒乙对北京很有感情。父亲老舍就是一位“老北京”，生长在北京，写北京，作品“京味儿”很浓。舒乙说，从北京市政协到全国政协，２０多年的政协委员经历，参政的核心就是保护传统文化。尤其这些年，为使北京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中最大限度地保护文物，他执著地发言、写提案、在各种报刊上发表文章、与政府有关领导和部门对话……２０００年，面对北京“推平头”式的房地产开发，面对转眼之间北京旧城区里成片的胡同和四合院迅速消亡的现实，他与全国政协委员梁从诫、弥松颐、李燕联合提出“保护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１０条紧急建议”，他们奋力疾呼：“手下留情！”
说到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问题，舒乙针对北京的具体情况谈了“问题最大”的民居保护问题，即通常所说的胡同及四合院的保护。“世界文明古都北京是由两大部分组成的，第一部分是紫禁城和一批昔日的皇家园林。第二部分，占的面积更大，是北京的居民区，它的成片的胡同、四合院和由胡同组成的围棋棋盘式的结构。如果仅有第一部分，而没有第二部分，便不是北京。”舒乙不无忧虑地表示，尽管有些论断诸如“北京的胡同正以每年６００条的速度在消亡”有点言过其实，但胡同、四合院确实正在逐渐消失，现状不容乐观。
尽管有许多客观原因，舒乙还是试图从思想认识上分析“民居保护难”的问题，他认为，主要还是城市决策者在认识上存在三大问题：首先，看不到历史文化名城的人文价值，舒乙认为，正是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地区，甚至是每一个代表性都市的非共性特点才构成了世界的多元化和它的绚丽多彩。他说：“时代在发展，变化巨大，我们为什么要保护四合院，而且还要特别珍惜四合院呢？我觉得它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所以我们必须把它保留起来。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用它，任其消灭，我们的民居都改成现代的、很流行的洋式公寓，那显而易见，北京城就跟伦敦一样了，跟东京一样了，跟莫斯科一样了，跟香港一样了，那就没有北京了。北京城的独一无二，在于它是先有设计规划后建城，而不是像世界上的其他城市是自然发展而成的：它的方位永远是正东正西正南正北的，每个城门之间有２２条胡同，每条胡同相隔７９米……这些才是北京城特有的机理，破坏不得！”
“民居保护难”还因为有些人看不到我们的历史文化名城有着完全符合客观发展规律的特质，有最先进、最科学的因素。舒乙以北京的四合院为例，认为四周是房，中间是院子的结构最能让人贴近大自然：“我觉得四合院虽然很古老，但是它有非常超前的科学性。四合院四面的房子中间包着个小院子，里面种树种花种草，是植物的世界，这些树会窜得很高，树冠会高过房脊，会形成一个树组成的伞，把这个小院子罩住，这样，在这个小的局部环境里面，人跟一些植物生活在一起，这些植物能调节小院子里的气候，它可以除尘，可以保持水分，它可以防止噪音，可以……，这样是非常科学的。”
喝了口茶润润喉，舒乙紧抿双唇，语气凝重地说：“总的说来，四合院有它光荣的传统，有美学上的价值，有建筑学上的价值，有人文上的价值，有居住上的价值，还有它非常先进的思想，那么它不应该被当作一种落后的东西，被历史所淘汰。相反的，我们应该挖掘它里面科学的东西、先进的东西，千方百计地把它保护起来，能够变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而且赋予它新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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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乙：众人称甲的“爱国者导弹”（3）
随后，舒乙还分析“民居保护难”是因为看不到那些老建筑，如果保护得当的话，必然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这已是被国外无数事实证明了。他举了自己切身接触到的一个案例来说明。有一次，瑞典驻中国大使馆的公使来到他在中国现代文学馆里的办公室，对他说：“我要退休了，我在北京工作了２０年，算是老北京了，在告老还乡之前，我有一些话要说……瑞典斯德哥尔摩８０多年前与现在的北京一模一样，玩命地拆老房子，盖新的，拆到最后一秒钟，突然觉悟了，保留了城市最中间０．８平方公里的老房子（我们北京的二环内是６２平方公里），而正是这０．８平方公里的‘老’斯德哥尔摩，每年吸引百万国外游人，创造了整个斯德哥尔摩旅游产业百分之六十的收入。请你告诉北京市长，可别再拆了，都是宝贝啊……”
言犹未尽，舒乙接着说：“沈从文老家凤凰城，有很多木头的吊脚楼。黄永玉是沈从文的外甥。２０年来黄永玉一个人孤军奋战，不让当地人拆那些吊脚楼。现在凤凰城全市人都该感激他，一个长假那里就有４０多万游客，你想那是多大的经济效益！就是因为你太特殊太古老了，人们才会想去。我认为，北京的珍贵在于其‘老’，而不在于其‘新’。北京的‘老’是世上独一无二的，北京的‘新’却是充满了共性的。”
舒乙在分析完“保护难”原因后，给出了自己的保护思路：由政府出资，用纳税人的钱在胡同里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房屋的外部建构、外观基本保持不动，内部实现现代化；房屋产权实行私有化；政府对于城改工程，实行微循环逐一区别对待的方针，把有价值的优秀建筑保护下来；以２００８年奥运会为契机，打开五个、十个最优秀的四合院，将其改造成博物馆、宾馆等，打造老城老街的品牌等等。
这些年来，舒乙力倡挂牌保护文化名人故居。“挂牌纪念，只需注明某人属于某专业于某年月在此居住就可以了，目的在于保护它不被拆毁，将它定成文物和景点。房子内部该怎么用还怎么用，该疏散人口的就要疏散，基础工程该做就做，不要破破烂烂，不要大杂院，内部该现代化就现代化，好好保护其外形和色调就行。房子的建筑价值在评估上并不是第一位的，人文价值应放在首位。”然而，文化名人故居屡屡被毁让他十分心痛。仅舒乙本人在北京参与营救而没有获得成功的文化名人故居，就有曹雪芹在北京蒜市口的“十七间半”故居，美术馆后街２２号院旁门赵紫辰、赵萝蕤故居。后者曾保存有陈梦家先生收藏的最为珍贵的明式家具。“拆除曹雪芹故居的严重性，就如同拆除歌德故居、莎士比亚故居、雨果故居，最后虽有‘易地重建’的方案，充其量也只是一个十足的赝品。因为，从环境到地址到建筑材料到构件，没有一样是原样的。”舒乙强调，“而文物都是不可再生的，一次的破坏，就是永久性的毁灭。”
受父母亲的影响，舒乙对文化的保护是执着的，年已七旬的他为了保护文化小院，不辞劳苦，屡次上访，多次用画作和言论呼吁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对于舒乙保护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执著，人们褒贬不一，一方面热烈响应，反响强烈；另一方面，激烈反对，反响同样强烈。舒乙还因此“光荣地”获得了“爱国者导弹（捣蛋）”的外号，但舒乙坚信“说了不白说”。因为，他们的苦口婆心终于有了正面的实际反馈：北京市政府责成首规委、市文物局和市规划院限期制定保护古都风貌的规划，该规划几乎吸取了他们的全部建议。为此，舒乙曾激动地当面向市长们说：“我要‘叩头了’！”
风雨的浪沧，岁月的磨逝，使大多数的胡同和四合院失去了往日的光彩，但院落中的一砖一石却记录下了时代的变迁，唤起了人们对历史的追忆。漫步在这朴实而恬淡的胡同或小院中，细细品味散落院落里的生活情趣，你也许能领略到渗透在这小小胡同或四合院中的文化神韵。
舒乙：众人称甲的“爱国者导弹”（4）
不看他人脸色就是给自己“面子”
参观台湾戏剧博物馆的经历，对舒乙触动很大。他说，那里的收藏品并不丰富，而我们呢，剧团、演员、剧本都有，现在不做就丢了。“我们不应给子孙后代留下遗憾”。于是，在全国政协九届五次会议上，他提出建设国家艺术博物馆，但到今天依然没有下文。在舒乙的眼里，现代化、全球化带来了很糟糕的现状：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升，“但文化上却消灭得很厉害！”舒乙看着每年都有几十种地方戏曲在消亡，出于一种深沉的责任感而提出这个倡议。舒乙对一些行为深感悲哀：他曾经看过一场民族舞蹈表演，一个女舞蹈演员光着脚跳，而按道理她是应该穿着绣花鞋的，人家说她，她还很生气。“观念发生变化了！连自己都鄙视自己的文化了！”现在的曲艺，只剩一个相声了，别的可怜得很，有的连表演场地都没有了。“那可是千锤百炼才形成的文艺样式啊，多少的艺人，多少的文人、艺术家共同打造、历经数代，才得以形成的文化形式，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消灭了！”舒乙对此表示忧虑。
一年，舒乙在法国国家图书馆考察，发现专门开辟有手稿研究阅览室。于是，他联想到自己工作的中国现代文学馆，“我们收藏了数以万计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手稿，却基本无人利用。因为没有手稿学”。为此，他呼吁建立手稿学。
要建立手稿学，舒乙首先想到要由高等学校的中文系做起来。一要有人教这门课，有学生选修它；二要有硕士生、博士生对手稿方面的课题进行专门研究；三要有这方面的专著陆续问世，形成手稿学专著系列。“国外的手稿学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可以翻译一些他们的研究成果，看看他们的学科体系，看看他们的研究方法，看看他们的具体结论。试想，有时一本对某一部名著的手稿研究专著，竟会比那部作品本身还厚，那是何等精深的学问啊。手稿学既研究作品的形成过程、修改过程，试图解释作家的主观追求，又阐述研究者对作品的理解。”舒乙说，手稿学的研究成果，常带有惊人的震撼力，往往连作者本人都迫不及待地要读，因为作者主观意图和研究者客观分析是不相同的，甚至是大相径庭的，但因为言之有理，是对大家都有启迪的。
据悉：舒乙曾和姐妹一起将老舍《四世同堂》的原稿捐献给现代文学馆，很快被定为国家的档案遗产。“当时后方没有钢笔水，用毛笔，老舍先生能写一手漂亮的小楷。他的字写得又工整又漂亮，因为写得慢，所以就像抄稿一样漂亮，他自己也很喜欢。《四世同堂》手稿特别长，摞起来也有一尺多高，他走到哪里带到哪里，他自己也认为是很漂亮的东西。我们兄妹商量，认为这是民族的遗产，是一个时代的代表作，应该保存在环境更好的地方，就捐了出去。”
鲁迅先生说过这样的话：想知道该怎么写，要读名著；想知道不该怎么写，要念手稿。舒乙认为，手稿学不可或缺，不论对写作者，还是对阅读者。
赵朴初、叶至善、冰心、曹禺、启功、夏衍、陈荒煤、吴冷西、张志公九位全国政协委员在政协八届三次会议上提交提案，提出推行四书五经教育，以及老的文化传统不能断代，并确定圣陶学校的办学宗旨“以义务教育课程为基础，以传统文化素质教育为特色”。舒乙说，“五四”健将提出要恢复国学，本身就是一个有趣而深奥的现象。拿老舍来说，他最反对封建“那一套”，但他“那一套”比谁都棒。当初这些人力主打破传统，但打破得太彻底，文化反而出现断代危机，而他们自己，反倒成为受益者。１９９８年，舒乙等几位知识分子成立北京市圣陶实验学校，该学校在义务教育教学大纲之外，增加三成课程量，学习传统文化。
２００５年，北京市公交公司重新确定了１６６０个站名，拟重新调整其中３５个带“坟”字的公交站名。舒乙得悉后，表示强烈抵制改地名：“地名包括站名都属于老北京文化的一部分，这些名称背后都是一段历史。”舒乙告诉记者，比如现在的灯市口西街以前叫“奶子府”，这源于专供宫里的奶妈。有一个奶妈“奶大”的孩子做了皇帝，于是奶妈就有了显赫的地位，修了一个府，也就有了“奶子府”这个地名。民国初年很多人觉得“奶子府”难听，就把名字改了，以至于后来老百姓根本不知道它的历史背景。
舒乙：众人称甲的“爱国者导弹”（5）
“还有很多地名改得莫名其妙！”舒乙说，“以前有一个‘狗尾巴胡同’音译改为了‘高义伯胡同’，简直狗屁不通！”舒乙表示，地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