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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立友邦人寿保险公司（1）
就在史带前往纽约寻求更多代理权的同一年，也就是1921年，他创建了友邦人寿保险公司，这样他就可以跟其他外国保险公司区别开来，开始向中国人出售人寿保险。为什么史带如此聪明，做出这个后来让公司大获成功，并且最终成为亚洲最大的人寿保险公司的决定的呢？难道就是因为他是美国人，而不是一家在中国市场上处于主导地位的英国保险公司吗？还是因为他看到了这种业务的成长性？显然，答案更可能是后者。我们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到史带贯穿一生的一个性格特点：他总是会在其他人看不到的地方看到新的东西，发现新的机遇。
史带观察到，很多中国人都非常长寿，所以他推测，随着中国人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人的死亡率会进一步下降。从保险公司的角度来看，投保人的寿命越长，保险公司赚的钱也就越多。考虑到中国人口众多，史带感觉到未来的市场规模将不可限量。想象一下，他可以为成百上千万人提供保险服务，而许多外国保险公司却只是把目光局限在当时中国为数不多的外国人身上。所以史带相信，为中国人提供人寿保险将会成为一个既没有竞争，又不可限量的市场空间，这种商业模式很可能会成为AIG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在创建亚洲人寿的过程中，史带使用了一种后来成为AIG在全球拓展业务过程中经常使用的标准做法：请当地人担任主要领导工作。史带邀请了几位颇有名望的中国公民加入了他公司的董事会，开始在上海面向中国人销售人寿保险，在这个过程中，他最受欢迎的产品就是一种20年的储蓄保单，许多英国保险公司甚至从来没有考虑过要为中国人提供这样的保险服务。
这也正是为什么史带后来会在中国成为一个传奇人物的重要原因之一，他在与中国人打交道的问题上似乎颇有天赋。是的，他的目的的确是要建立一家公司，但他同时也对自己的中国同事，以及中国人民，抱有一份尊重和关爱。
1924年，他遇到了一位维系终生的朋友和伙伴——曼斯菲尔德·弗里曼（Mansfield Freeman），并成功地说服弗里曼加入自己的公司。弗里曼的父亲是一位在上海任职的卫理公会教派的牧师，弗里曼当时在北京的清华大学教授英文和哲学。史带请他担任自己在北京的分公司的主管，但弗里曼表示拒绝。后来史带公司的一位经理请他为公司给一些中国学生提供人寿保险销售培训。按照规定，学员们当中将会有一场团队竞争。正像他在很多年之后，在佛蒙特他的母校卫斯理安女子学院（Wesleyan）举行的一次论坛上所谈到的那样：
这可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在公告牌上张贴了一张公告，结果只吸引了三四名学生。我对保险一无所知，但我买了一本关于保险知识的书，并就此举行了一系列不错的讲座。
当夏天到来的时候，我让他们去向自己的朋友们兜售保险。大约一个星期过后，他们回来了，开始向我抱怨，“太难了，根本没有人买，可能你教的方法是错误的。”
“根本不是，”我反驳道，“这是你们所能听到的最好的培训了。为了证明这一点，我决定跟你们一起去见客户，看看你们是怎么销售的。”结果我大获全胜，我从来没有销售过这类东西，但当他们带我出去见了客户之后，我见到的第一个人就成了我的客户。
那个夏天，弗里曼和他的团队创造了当时的销售记录。AIG公司的主管对他们的成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总裁史带亲自为这个团队颁发奖品。团队成员说自己的成功主要应归功于他们的老师——曼斯菲尔德·弗里曼，于是史带亲自拜访了弗里曼，并说服他加入了自己的公司。“我是走后门进入保险行业的，但我之所以一直留在这个行业，主要原因还是史带先生。随着时间的增加，我最初对他的信任逐渐变成了一种发自内心的尊敬和爱戴。”
史带和弗里曼很快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弗里曼发挥了自己的教学特长，帮助史带在当地招聘和培训保险代理。到了1924年，弗里曼已经开始管理亚洲人寿保险北京分公司了。在将近40年的职业生涯中，弗里曼在公司迁到纽约城之前走遍了整个中国，到1960年退休的时候，他已经是史带公司的副主席了。据说在比尔·扬曼到达公司并成为公司的准继承人之前，弗里曼一度是史带团队当中最有影响力的成员。他于1992年去世，享年97岁。
弗里曼的儿子，巴克·弗里曼，跟邱考斯基的儿子一样，也加入了AIG公司，并在这家公司度过了自己的大半生，最终做到了仅次于汉克·格林伯格的位置。巴克·弗里曼在中国出生，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和日文。他退休后移居佛蒙特，并在那里创建了该州最大的基金会——弗里曼基金会。
亚洲人寿和美亚保险都开创了许多先例。虽然跟今天的保险公司相比，当时的公司所能获取的信息很少，但史带的保险公司还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0年之内，史带便将自己的公司开遍了整个中国，香港、印度###、加尔各答、吉隆坡，以及菲律宾群岛。史带相信，公司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迅速的发展，部分原因就在于他放手招聘当地的员工，愿意对他们进行培训，并且会把他们提拔到管理层的位置，甚至会请当地人加入公司董事会。直到今天，史带的这些做法仍然是AIG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而史带的这个信念又再次成为了AIG传奇的一部分，在公司85年的发展历史上一直不断延续。如今AIG仍然在公司的各个阶层，从各级经理直到董事会成员奉行着这些理念。当然，的确有一些国家，尤其是在非洲，AIG会考虑派外国人担任管理职位，但这种情况十分少见。
在公司的历史上，从来没有招聘过黑人加入管理层。一位已经退休的高级人事执行官告诉我，根据他的经验，保险从来都不是一个适合非洲裔美国人的行业。而且在AIG，管理者们显然也不大会考虑聘请他们加入公司。
在我的印象当中，虽然AIG是这个世界上最国际化的公司，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国的人才，但我好像从来没有见到过黑人加入公司。直到格林伯格离开之后，许多新董事相继加入董事会，才有一名黑人，乔治·迈尔斯（George L。 Miles），WQED多媒体公司CEO，进入公司董事会，从而创下了公司的一项新记录。2006年4月30日，在AIG赞助的《纽约时报》商业版一张传单当中，AIG CEO 马丁·萨利文（Martin Sullivan）和执行官领导力委员会（Executive Leadership Council）CEO 卡尔·布鲁克斯（Carl Brooks）出现在了同一张照片上。这标志着这家组织已经开始接受多样化的国际趋势。AIG正在迎头赶上。
抗战谍影
20世纪30年代，尤其是在日本入侵中国之后，随着日本在中国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史带开始利用自己的报纸，作为发表意见的工具。他态度鲜明地反对日本人的做法，强烈声讨日本“大东亚共荣圈”计划，但最终却发现自己很快就受到了订户们的攻击。虽然这听起来有些让人难以置信，但当时许多在远东的欧洲人居然采取了支持日本侵略者的态度。正像古尔德所说的那样，史带的《邮报》“引起了一片骚乱。”
史带的确做到了尽量谨慎，因为他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自己最好保持沉默。1937年7月7日，日本全面侵华，先后派出了成千上万的军队和战舰攻击中国。他们先是占领了北京，后来又占领了上海的部分地区，12月份攻占了国民党的首府南京。但日本当时并没有与美国开战。根据《二战时期美国海军史》（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Naval Operations in World War II）作者塞缪尔·艾略特·莫里森（Samuel Eliot Morrison）的说法，为了保护当时在中国的美国人，当时美国政府派出了一支名叫“帕奈”（Panay）的小型炮艇进入长江，日本军官居然对帕奈号进行轰炸。
当日本军队逼近南京的时候，蒋介石的外事办公室通知美国大使馆准备随时撤退。可就在大使馆撤退的过程中，帕奈号不断遭到来自岸边的攻击；显然，攻击者的目的是要彻底消灭中国的民间武力。1937年12月12日，日本海军轰炸机成群结队地从“帕奈”号上空飞过，抛下炸弹。几分钟之后，又陆续抛下了12枚炸弹。可让人感到意外的是，虽然攻击不断，但美国人却并没有太多的伤亡。
轰炸结束之后，日本方面立即表示诚挚的歉意，同时提出赔偿要求，从而平息了美国方面的怒气。为了挽回面子，美国人主动公开声明此事纯属误会。而当时的美国政府也是抱着尽量避免卷入战争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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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带声援抗日战争（1）
1939年，日军占领上海之后，中文版《大美晚报》办公室遭到轰炸，总编张似旭在一家咖啡馆中遭遇射杀。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该报纸的影响。《大美晚报》当时的发行量已经高达10万份，成为上海发行量最大的报纸。
事情发生之后，史带曾经号召发起示威游行，坚强地走在送葬队伍的前头，但后来随着他本人也受到恐吓，只好躲进防弹汽车离开。巴克·弗里曼至今还记得张一直是史带的好朋友（但不是因为史带是报社老板的关系），为了表示对他的怀念，史带亲自参加了出殡队伍。虽然遭到了日本人的阻挠，但史带丝毫没有退后一寸。
根据史带的回忆录，当日本人在上海对中国人展开大屠杀的时候，许多英国人、法国人，甚至以部分美国人居然都不可思议地站到了日本人一边。在当时留在上海的外国人当中，史带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他公开宣称日本人将会自食其果。他的《邮报》甚至在头版发表编者话，标题赫然是《辜负信任的人滚出中国》。古尔德后来回忆说，当时日本大使馆曾经告诉他，“你的报纸对我们态度太强硬了，但你们的报道还算公正。”古尔德回答道，“我们只是在按照尼尔的吩咐办事。”
日军横扫整个东亚地区后，史带最终在1939年的时候把公司总部迁到了纽约。一部分人跟着他到了纽约，但还有很多人留在了上海。一些员工，比如说克莱顿·塞茨（Clayton Seitz）和他的家人在战争期间遭到了拘禁。史带通过国际红十字会告诉自己的员工：“你们的薪水将会继续发放，我会继续保留你们的工作，直到战争结束。”两年之后，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整个远东地区的业务基本上陷入瘫痪。史带的一位朋友，鲁西诺·雷吉欧（Lucino Reggio），当时是上海法西斯党的领袖。他在上海有一座非常漂亮的豪宅，房子里还有几座巨大的花园，他后来把那些被关进集中营的美国人的细软都用麦氏咖啡罐装了起来，埋到了花园里。
日本人占领上海之后，立刻在史带的公司里设置了专人监督公司运营。史带的首席财务官，谢凯开，考虑到公司以后的发展，就说服他们把公司的档案和记录文件保管起来。然后他又说服日本人，让隔壁的银行买走了公司里的家具和办公设备，还有大部分的员工。
这是AIG的说法，史带的回忆录也是这样记载的，但事实并非如此。根据巴克·弗里曼的说法，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后，谢凯开把所有的文件都埋到了公司的后院里。弗里曼并没有听说过隔壁有家银行，而且就算是有的话，也应该已经跟其他的银行一起被日本人查封了。
最终，日本人在占领上海后不久，就全面接管了史带在上海的出版事业。就在日军袭击珍珠港之后，史带和古尔德决定在纽约继续出版纽约的《大美晚报》，以反击日军在上海用史带的报纸所发起的宣传攻势。在跟美国情报机关进行合作（这后来也成为了AIG公司的一个传统）的时候，史带在1942年12月提出可以将《大美晚报》作为战略服务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战略服务局，简称OSS）的掩护，以帮助后者收集情报，开展抗日活动。正像OSS的一位高级情报官员后来谈到的那样，“世界各地的记者们都喜欢打探消息。这纯粹是出于一种好奇心理。所以报纸很自然地就成为情报收集的最佳掩体。”
1943年1月1日，OSS接受了史带的提议，开始将《大美晚报》的纽约版作为收集情报的部门。1943年10月21日，《大美晚报》在蒋介石的战时首府重庆出版中文版。此后这两份报纸便作为OSS的情报工具，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其间OSS一共在两份刊物上投入了大约35万美元。到1944年7月份，也就是该报成为OSS项目之后的18个月，《邮报》取得了巨大成功，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