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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纪恩也曾查过杨秀贞的下落。他从上海公安部门的人口卡片上，查过名叫“杨秀贞”而年纪、籍贯与那个杨秀贞相仿的人，结果没有查到。所以，杨秀贞后来的去向，至今不明。
张纪恩说，张越霞在狱中的表现不错。她和陈琮英一直坚持说自己是不识字的乡下妇女，因证据不足，在拘留了半年后取保释放。
张越霞出狱时，对张纪恩说：“我出去了，等于你半个人出去了！”
张纪恩记得，张越霞出狱那天，他和她当着狱警长紧紧拥抱，吻数分钟之久，弄得狱警好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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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特殊的历史老人（6）
她“出去”了，仍几次到上海漕河泾监狱去探望张纪恩，送东西给他。
张越霞在出狱后，中共中央特别委员会负责人陈云和她谈了话。不久，她随中共中央秘书长陈铁铮（即孔原）到天津做地下工作。
1934年10月，张越霞回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那时，张纪恩正好出狱了。
张纪恩虽然被判了五年徒刑，但是只关了三年多，便被释放。内中的原因是当时蒋介石和汪精卫“合作”，于是宣布“大赦”，张纪恩被减刑三分之一。五年，原本是六十个月，被减去了二十个月。
张纪恩出狱后，回到家乡。张越霞到杭州时，听说张纪恩在家乡，给张纪恩写了信。
不久，张纪恩和张越霞一起又到了上海。
1934年11月23日清晨七时，张越霞在张纪恩的陪同下，到上海法租界西门路一家洋铁铺亭子间，和中###员张世民接头。
当时，张世民已经被国民党特务抓走。当张越霞以找房子的名义去敲门时，屋里走出一个不相识的男人。张越霞意识到情况有变，以找错了门为借口，转身就走，被那男人扭住。于是，张越霞第二次被捕。
张纪恩当时在门外，没有进去，赶紧躲开了。
张纪恩为张越霞请了律师，姓潘，事务所设在上海马浪路新民村。但是，请了律师仍无济于事。她还是被判处了七年徒刑，关押在南京老虎桥江苏第一模范监狱。后来又移解南京晓庄“首都反省院”。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合作。8月20日，周恩来、叶剑英曾来到南京的首都反省院。周恩来与张越霞作了谈话。9月上旬，经八路军南京办事处的交涉，张越霞终于获释。
张越霞出狱后在博古领导之下担任中共长江局组织部干事。博古的第一位夫人叫刘群先，1928年5月和博古在莫斯科结婚。后来，刘群先和博古一起经历了长征，到达延安。她因病与李维汉的妻子金维映（即阿金）一起赴苏联治疗。苏德战争爆发之后，下落不明。这样，博古与张越霞结合，证婚人为董必武。
这时，张纪恩也另行结婚了。
博古和张越霞婚后，1938年在武汉生下一女，取名秦新华（博古本姓秦），即如今李铁映之妻。李铁映为李维汉之子。
张纪恩在1941年曾奉命调往延安。在经过重庆时被周恩来留下。于是，张纪恩就在重庆工作。抗战胜利后，张纪恩来到上海，在中共社会部从事秘密工作。
1946年4月8日，博古和王若飞、叶挺、邓发一起从重庆飞往延安时，飞机在浓雾中触山失事。当时，张越霞带着小儿子到延安机场正准备迎接博古归来。博古突然身亡，使张越霞悲痛欲绝。
解放后，张越霞曾担任中共北京市西四区委书记，中财委私营企业局秘书室主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推销局副局长、日用杂品局局长、物价局局长等职。张纪恩则在军委联络部——国家安全部的前身工作。
我问起张纪恩的“党龄”。他说，他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时，没有填过表，也没有支部讨论这样的手续，只是组织上通知他已经获准入团。那时的团员到一定年龄，就转为党员。所以，他并没有专门办过入党手续，就在中共中央工作。他在被捕后，一度失去组织关系。1941年，周恩来在重庆对于张纪恩的党籍问题，曾作这样的处理，即重新入党，不需要介绍人，也不要候补期。解放后在上海，重新审查张纪恩的党籍问题，作了仔细调查，认定张纪恩的入党时间为1925年。
张纪恩迄今精心保存着张越霞去世时新华社在1979年3月1日所发的电讯，拿出来给笔者看。电讯如下：
“政协全国委员、供销合作总社物价局局长张越霞因患心脏病，1979年2月12日在北京逝世，终年六十八岁。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送了花圈，四百多人参加了追悼会……”
张纪恩也精心珍藏着张越霞送给他的照片。
一位特殊的历史老人（7）
张纪恩告诉笔者，解放初，他从上海去北京出差，去看望张越霞。张越霞曾请他到北京吉祥剧院看越剧。张越霞解放后来上海，一下火车，也就来看他。那时博古已经去世多年，他曾想与她恢复夫妻关系，但是方方面面的情况错综复杂，终于无法“破镜重圆”。
张纪恩还说，几年前，他回到浙江浦江。张越霞老家对他的称呼仍是“姑夫”。
张纪恩说起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前来访问他的前因，颇为出人意料……
那是张纪恩去美国时，在中国驻美大使馆里，见到厚厚的《邓小平》画册，由于他跟邓小平有过许多接触，便饶有兴味地翻阅起来。
阅毕，张纪恩感到奇怪，书中怎么没有一张张锡瑗的照片？怎么连张锡瑗的名字都没有提到？
张锡瑗这名字，对于今日的读者来说，已是非常陌生的了。张纪恩却很熟悉张锡瑗，因为她是邓小平的第一个妻子。
邓小平一生，有过三次婚姻：
第一次，1928年在上海和张锡瑗结婚。两年后，张锡瑗难产而死。
此后，和金维映结合。后来，邓小平在江西苏区因“邓、毛、谢、古”事件受批判，金维映离去。后来金维映和李维汉结合。
第三次，1939年9月，在延安和卓琳（本名浦琼英）结婚。
张锡瑗是邓小平留学苏联时的同学，比邓小平小两岁，中###员。
1927年，邓小平回国不久，在武汉的中共中央机关当秘书，恰巧张锡瑗也从莫斯科来到武汉。此后，中共中央机关迁往上海，邓小平调往上海工作，张锡瑗也调往上海，而且是在邓小平下属的秘书处工作。
这样，邓小平便在1928年和张锡瑗在上海结婚。当时，邓小平不到二十四岁，张锡瑗不到二十二岁。他们在上海广西中路一个叫“聚丰园”的四川馆子里举办婚礼，周恩来、邓颖超、李维汉、王若飞等出席。
后来，张锡瑗在生孩子时，难产而死。死的时候，年仅二十四岁。生下的孩子也死了。
在张纪恩看来，《邓小平》画册无论如何，应该有张锡瑗的一席之地。
从美国回来后，张纪恩又去上海龙华烈士陵园，在那里也见不到张锡瑗的照片。
于是，张纪恩给出版《邓小平》画册的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写了一封信，认为《邓小平》画册应该补上张锡瑗的名字和照片。他的信，写得颇为尖锐，“但见新人笑，不见旧人哭”。他的性格便是如此，怎么想就怎么写。
据张纪恩说，他的信，由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的###之子杨绍明转给了邓小平。毛毛看到了这封信。
后来，毛毛由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沈玉琴陪同，前来看望张纪恩。
这样，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专门写了一章《张锡瑗妈妈》，记述了邓小平和张锡瑗的婚恋。书前，还印上张锡瑗的照片。也就是说，毛毛完全接受了张纪恩的意见。
张纪恩说起了那张张锡瑗照片的来历：
张锡瑗死得很早，何况当时从事地下工作，不允许随便去照相馆拍照，所以寻找张锡瑗的照片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不过，张锡瑗有个小妹妹叫张晓梅（原名张锡珍），也是中###员，由邓小平介绍，和徐冰结婚。徐冰本名邢西萍，是邓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的同学。解放后，徐冰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虽然徐冰和张晓梅都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但是从张晓梅在西安的亲属家中，终于找到了一张张锡瑗的照片。
张纪恩这才明白，在编《邓小平》画册时，确实是因为找不到张锡瑗的照片，所以没有印上去，并非什么“新人”“旧人”的缘故。不过，即便张纪恩的信，写得那么言词出格，但是邓小平并没有半点责怪他。
邓小平曾说过：“张锡瑗是少有的漂亮。”果真，那照片上的张锡瑗美丽动人。
这样，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也有了张锡瑗的墓和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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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特殊的历史老人（8）
张纪恩说，他去龙华烈士陵园，在张锡瑗的墓前，献上了一束鲜花。
张纪恩的阅历非常丰富。他劝我去采访一位阅历也很丰富的老人。他拿出一大堆名片，寻找起来。我看到他手中一一翻过去的名片，几乎都是高级干部或者高级知识分子，如###、薛暮桥等等。
我见到苏渊雷教授的名片，便说起我认识他，但是我只知道他是著名诗人、书法家。
张纪恩却告诉我，苏教授也是中共早年的党员，这很出乎意料。他劝我不妨去采访苏教授，请苏教授谈那段鲜为人知的经历，对于研究中共早期党史会是很珍贵的口碑资料。可是，就在我准备与苏教授联系时，年近九旬的苏老却在上海华东医院与世长辞了。
在张纪恩手头的名片中，最为奇特的是越南黄文欢的名片。那名片上除了印着汉字“黄文欢”三个字以及一行越南文“HOANG VAN HOAN”之外，什么都没有——既没有印“头衔”，也没有印地址、电话。
这一大堆名片，其实也就是张纪恩的特殊的交际圈的象征。
为戴厚英写《非命》（1）
1996年8月25日，著名女作家戴厚英和她的侄女在上海凉城新村寓所遇害，噩耗传出，上海为之震惊。海内外新闻传媒关注这一重大命案。上海市公安局成立了一百七十多人组成的“八二五特大凶杀案”侦察专案组。经过对两千人的调查访问，最后终于侦破疑案……
在戴厚英遇害后的第四日，香港《明报月刊》便打电话来，约我赶写纪念文友戴厚英的文章。
我找出多次与她谈话的录音带和采访笔记，还找出为她拍摄的照片、底片以及她送给我的著作，还有我在十几年前从报刊上剪下的许多过去“批判”《人啊，人！》 的文章，开始着手写作纪念她的长文。
我连夜赶写了一万多字，于翌日——1996年8月29日传真给香港《明报月刊》，题为《从〈诗人之死〉到戴厚英之死》（上）。
香港《明报月刊》1996年第九期本来已经上机印刷，停机补上此文。几天后，这一期《明报月刊》就发行了。
紧接着，我续写了两万多字的《从〈诗人之死〉到戴厚英之死》（下），传真给《明报月刊》。该刊在第十期发表了。
作为作家，我与新闻记者们的视角不同：他们关注的是侦破工作的进展情况，公安人员如何侦破凶手，凶手是如何杀害戴厚英，法庭怎样审理这一大案……而我呢？我所注重的是用我的笔，向广大读者介绍我所了解的戴厚英，她是怎样的作家，她坎坷的人生道路和创作道路，她的人品，她的作品特色……一句话，我关注的是她的“心路历程”。
香港《明报月刊》1996年第九期，为我的纪念戴厚英的文章加了如下编者按：
著有《人啊，人！》 、《诗人之死》等长篇小说的上海著名作家戴厚英，8月25日下午在家中惨遭杀害。
戴厚英是自1978年起开始小说创作，她的文学作品因为人性和人道主义色彩过浓，曾经一度在中国大陆受到批评。
戴厚英近年来在政治和文学创作上较低调，主要耕耘领域集中在文学理论等课目上，并且对佛学产生兴趣，著述颇丰。
戴厚英出生于1938年，后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1960年到上海文学研究所从事文艺理论研究工作，1979年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第二年转入上海大学文学院。
戴厚英一生坎坷，在文学创作和个人情感上遭遇过多重创伤。上海著名作家叶永烈是戴厚英生前好友，曾数度采访戴厚英。如今，叶永烈那些采访戴厚英的录音已成戴厚英留在人间最后的声音。本刊独家约请叶永烈撰写三万字长文，追踪戴厚英在世时的音容笑貌和她此生走过的心路历程。文章将由本期开始连续刊出。
香港《明报月刊》1996年第十期，又加了如下编者按：
上海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