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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向民众公开，也许是为了作为一种“证明”，以代替把鸦片运往北京。一九三五年中国准备在伦敦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上展出许多故宫的珍品时，有人指责“政府要把国宝卖给外国”。当时政府决定展出前在上海举行公开的展览会，在伦敦展出返回后，再次在南京公开展出。其目的就是要让民众的眼睛来代替“证人”。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六章 虎门之烟（4）
上谕中还说也要让夷人们“共见”。英国人当然不愿来看自己的鸦片被销毁。美国人C？w？金谷曾把他去虎门观看的情景记载了下来。这位金谷为了送还日本的漂流民，曾乘坐被日本幕府所击退的那只著名的莫利逊号美国船 。由于预告这只莫利逊号的到来，而产生了渡边华山 的《梦的故事》和《慎机论》。从而把渡边华山置之于死地。历史往往在奇妙的地方紧联在一起。
从清朝方面来说，认为没收这种明文规定的禁品乃是一种合法的措施；而且上缴每箱鸦片赏赐茶叶五斤，表现了天朝的宽宏大量。
而英国方面却认为这是对英国国民及其财产所施加的非法的压迫，感到十分愤慨。
为了表明这种愤慨，义律命令英国人全部退出广州的夷馆。如果所有的外国人都退出广州，那就会更有效地表现愤慨之大。但义律是英国的官吏，只能以命令的形式强制本国的国民。
义律曾要求美国商人的代表欧立福特“协助”，一起退出广州，但遭到了拒绝。
从美国人来说，以前广州的大部分贸易都由英国人所掌握，现在英国人要退走，商业权就会轻易地落入自己的手中。
但从英国的商人来说，尽管因有义律的命令，他们不得不退出广州，但只要美国人还留在广州，他们还可以通过美国人的渠道，继续进行贸易。
所有的英国人退出了广州，并没有象义律所想象的那样起到戏剧性的效果。英国奉行重商主义，他们十分重视国际贸易。而中国是自给自足的经济，把国际贸易看作是对外夷的恩惠，没有这种贸易就不会发生纠纷，反而觉得对自己有利。可见两国之间的观点、看法不一致的地方太多了。
权臣在内
林则徐到广州赴任之后，把自己所采取的措施以及向公行和夷人发出的谕帖的内容等，详细地奏报了北京。道光皇帝对此嘉奖说：“朕心深为感动。卿之忠君爱国，域中化外皎然。……”
但皇帝身旁的权臣不高兴。
有的人向皇帝上奏一些找碴儿的事情。如御史步际桐就上奏说：处理了鸦片，让夷人具结，仅凭这些并不能保证根除鸦片，应考虑更为恰当的办法。这应该说是一种抽象的无理的要求。
北京已开始制定禁绝鸦片的法律。严禁鸦片已成为不可动摇的国策，但保守派仍然千方百计地寻找借口，企图使其缓和。
“不应视民命为草菅！”——直隶总督琦善在其奏文中竟使用了这样的词句。不能把人民的生命看作是遍地生长的
杂草！这话完全对，但其目的无疑是想缓和吸食鸦片死罪沦。
在林则徐下台后，琦善是鸦片战争的“善后者”，他处心积虑的处处与林则徐作对。他的思想当然是主张弛禁论的——也许说是反严禁论更为恰当。
琦善曾在他的奏文中说：把吸食鸦片者定为死罪，乃是“率土普天之大狱”，断不可兴。
让我们看一看他这么说的理由：
剿灭一般的叛乱，杀死叛徒也不过八千人或一万人。如把吸食鸦片者定为死罪，那就要杀戮几十万人。如苗族、壮族那样狞猛的种族，了解到要处以死刑，不可想象会甘心垂首受缚，势必聚众抗拒。福建沿海好斗者甚多，对他们以死罪相迫，有可能逃往海岛，与外国人勾结。一旦天下大乱，百万；高族将为亿万之汉族所消灭。
因为皇帝正在热中于消灭鸦片，正面泼冷水的话当然不能说，但是，可以采取的措施，保守派的大官儿们还是尽一切力量采取了。
阴历五月五日端午节，林则徐在虎门销毁鸦片仅在这一天休息了一天。就在这一天，北京的朝廷公布了“禁烟章程”。提出这个章程的代表人是肃亲王。
这个禁止鸦片的法令是以黄爵滋奏文的精神为基础，根据林则徐的严禁办法而制定的。
这个章程的主要内容如下：
沿海奸徒，开设窑口（鸦片店），囤积鸦片者，首犯斩首后枭首示众。同谋者、接引者、护送者及知情而
受雇船户，处绞刑。吸食犯给予一年六个月期限，限满不知悛改者，不论官民，均处以绞刑。
在一年六个月期限内吸食者也要处罚，只是不判处死刑，平民“拟杖流”，在职官吏流放新疆充当苦差，兵丁发放近边地方充军，宗室送往盛京（奉天），有职者革职，有爵位者剥夺爵位，永不叙用。戒掉鸦片仍持有鸦片者，杖一百。官兵搜捕鸦片犯时，如遭到抵抗，准开枪，格杀勿论。……
第六章 虎门之烟（5）
这个章程确实刑罚严明。章程公布时，道光皇帝下的圣旨中也强调要“永远遵行”，并说：“朕惟姑息非所以爱民，明刑即所以弼教。”最后还叮嘱说：“朕言出法随，决不宽贷。”
但是，这三十九条章程中，第十条的条文令人担心。这一条说：“吸食之案，只准官弁访孥，不许旁人讦告。”
可能有人认为，由于刑罚太严，这一条是为了慎重。其实这可能是保守派的巧妙的抵抗。
当时革新的官僚刚刚产生，如宣南诗社的集团，为数很少。绝大多数官吏都是饱食终日，无所事事，而且官官相护。所以当官的接受贿赂，在当时已成为谁也不觉得奇怪的家常便饭。
如果当官的暗中搞鬼，这个禁烟章程就有可能变为一纸空文。
看起来貌似坚固的大堤， 早已被蚁穴所穿通，保守派的高级官员面临自身的危机，是决不会束手待毙的。
林则徐也察觉到了这一情况，他只是依靠皇帝的热情才投身于禁烟工作的。
在销毁完鸦片之后，林则徐又开始研究夷人是什么样人，夷国是什么样国家这类的问题。
他在赴任之前，已经收集了一定的情报，形成了他自己的概念。但到广州后实际所接触的夷人，跟他形成的概念并不吻合。
他住在广州越华书院的官邸里，热心地研究了外国情况，并尽量收集了大批的资料。他经常同公行的成员、买办、通事谈话，特别是公行总商伍绍荣经常被他叫去问话。他刚到任时，让公行的人住在越华书院附近，有什么问题，深夜也把他们叫来问话。
林则徐还让袁德辉等懂英文的人加入自己的幕僚，让他们翻译了外国侨民的机关杂志——如传教士郭士立和裨治文等执笔的《中国丛报》和《地理大全》等。前者就是所谓的《澳门月报》，后者译为《四洲志》。林则徐被左迁赴新疆时，把这些资料交给了住在扬州的宣南诗社同人魏源，魏源根据《四洲志》而著了《海国图志》。
据说，日本嘉永三年（一八五零），《海国图志》由中国的贸易船传到长崎。平户藩家老叶山高行藏有其中的一本，吉田松阴来平户时偶然阅读了这本书，深受感动，这已成为有名的逸话。日本幕府末年有识之士所了解的外国情况的知识，大多来源于这本书。林则徐作为《海国图治》的资料收集者，同日本的历史也有着微妙的联系。
林则徐就是这样逐渐改变了当时的士大夫必然的思想方法——“中华思想”。
在交给魏源的各种资料中，也包括船炮模型图。林则徐一到广州，大概就意识到了西洋武器的精强。他曾购买了英国船甘米力治号，企图与水师提督关天培合作，以这条船为模型来推行水师的近代化，后来的洋务运动在这里已看到了萌芽。承认“武器是西洋的好”，这表明了中华思想已后退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