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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洋银作为出口茶叶的价款而流进中国，并且直接在社会上流通。国内充溢现银时，平民比较容易生活，如果出现相反的情况，人民的生活就会受到压力。
在大量出口茶叶而没有象样的进口商品的情况下，国内的银钱过剩了。不过，中国的市场上终于出现了进口商品，但它不仅不是什么象样的商品，而是根本不象样的商品。
这就是鸦片。 。 想看书来
第二章 午睡之友（2）
进口印度制造的鸦片，使中国的贸易状况彻底倒转过来。英国想利用鸦片这种新商品的开发，而把常年入超的不平衡的对清贸易正常化。
这个企图取得了成功。
大大地成功了！
英国向中国贩卖鸦片的货款数额，远远超过了从中国购进茶叶的货款数额，这样就出现了跟过去完全相反的情况。清朝方面仅以茶叶的出口来抵销购进鸦片的价款已经不够了，必须要用现银来补充。于是，白银大量向海外流出了。
由极端的出超而转向极端的入超——这种异常的戏剧性的逆转，当然给人民的生活投下了暗影。
关于白银的外流，准备放在以后再谈，下面想谈一谈鸦片问题。
罂粟之妖
明代李时珍所著的《本草纲目》上说：“鸦片前代罕闻，近方有用之者。”意思说，前代很少听说过，最近有人在处方中使用。可见中国原来并没有鸦片。opium一词来源于阿拉伯语，吸食鸦片的习惯可能最初产生于中近东一带。
一旦吸上了鸦片，就很难戒掉。
J？科克托 说：“罂粟很有耐性。吸过一次鸦片的人，肯定还会吸。鸦片懂得等待。”又说：“一旦尝到鸦片的滋味之后，没有鸦片而活下去是很难的。”
中国过去不少人相信这样的传说：印度栽种罂粟时。把相思相爱的一对年轻男女绑在一起，当两人的性冲动达到最高潮时，用利刃刺穿他们的心脏，让缕缕流出的鲜血来灌溉罂粟。
一旦吸上了鸦片就很难戒绝，大概这和相思的男女难分难舍很相似，因此而编造了以上的传说。所以中国的诗词中也把罂粟称作“相思草”。
拿诗来说，王尚辰有一首以鸦片为主题的长诗，题名叫《相思曲》：
炎荒瘴毒全蚕蛊，
皂鸦（指鸦片）嘬人肌骨腐；
磨脂滴血捣春华，
搏就相思一块土。
相思土碎青烟飞，
拌使内地输金钱：
闾阎元气日浇薄，
綑温化作相思天。
相思兮相思！
朝暮无巳时。
但愿不识相思味，
待到相思悔已迟。
吁嗟乎！
世间多少奇男子，
一生甘为相思死。
这首诗以激昂的调子，谴责了鸦片的毒害。
但另一方面，也有这样赞美鸦片的词句：
若到黑甜之乡， 唤彼为引睡之媒
倘逢红粉楼中， 藉尔作采花之使
彼和尔都是指鸦片。睡午觉的时候，鸦片将成为催眠剂，在闺房中可作为媚药。“采花”是性行为的雅语。
鸦片究竟通过什么途径传入中国，现在还不太清楚。上述《本草纲目》中有“前代罕闻”之句。“罕”是“罕少”、“稀少”的意思，可见大概并不是绝对没有。
据明代万历十七年（一五###）的关税表，鸦片二斤的价值相当于银条二根，其税率规定为每十斤纳税银二钱（一钱等于三？七三克）。可见正式的进口是得到准许的。当然，这是作为药材，而且数量也很微少。
这种鸦片不是作为治病的药，而是作为嗜好品在中国普及，是在进入清代以后。
据说吸食鸦片可能是从台湾一带开始普及的。台湾有疟疾这种讨厌的风土病，鸦片作为镇痛剂卓有成效，因此盛用鸦片。人们在把鸦片当作药物服用的过程中，有的人变成了习惯。这是完全可以想象的。
中国吸食鸦片的恶习，之所以异常迅速而广泛地传播开来，恐怕可以列出种种的原因。
比如说，鸦片商人利用民众的无知，不但隐瞒鸦片的毒害，反而宣传鸦片是长寿药，这肯定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直到最近还有人真的相信鸦片可以延长寿命。从表面上看，似乎有一种有益于身体的征兆——比如有人说，鸦片中毒患者不得感冒等。其实并不是真的不得感冒，不过是由于感觉麻痹，感觉不到感冒的症状。长期吸食鸦片的人戒掉鸦片之后，首先是猛烈地打喷嚏，咳嗽，感冒。这是因为鼻孔等的粘膜恢复了感觉。
很多人吸食鸦片，据说是由于鸦片可以延续性行为的时间。其实归根结底，这也不过是因为感觉钝化，而使得半睡眠状态持续下去。
“鸦片会蕴育半梦。”——科克托的话说中了要害。
其次，由于政治腐败，人口增加等原因，平民的生活日益困苦，鸦片的作用可以使他们暂时忘却现世的痛苦。这恐怕也是鸦片流行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拿英国来说，据说当时曼彻斯特一带的工人也接二连三地染上了常吸鸦片的习惯，其原因据说是因为工资低，买不起啤酒和威士忌。酒也可以使人们忘却人生的痛苦，鸦片是酒的代用品。由此可知，当时鸦片的价格是非常便宜的。
第二章 午睡之友（3）
吸食鸦片在中国蔓延，应该说是瞅准了衰世。当时是“厌厌无生气”的时代，所以让鸦片有机可乘。如果是在生气勃勃的时代——比如象康熙、乾隆的盛世，鸦片肯定是打不进来的。
日本之所以能阻止鸦片的侵入，其原因之一是，英国在印度大量生产鸦片并向外推销的时期，恰好是幕府末期——日本民族的青春期。
此外还不能忘记一种奇妙的说法， 认为鸦片适应东方人的体质。西方人是用酒来忘却这烦恼的人世，曼彻斯特的工人是因为买不起酒，才不得已用鸦片来代替。酒可以使人快活、喧闹，而鸦片能使人平静、迟钝、暝想。
“酒会诱致发狂，而鸦片能诱致节制。”这也是我多次引用的科克托的话。
漏 银
关于鸦片，清朝政府早就发出过禁令。
雍正七年（一七二九），对贩卖鸦片者的科刑是“枷号一月”和“发近边充军”，对开设鸦片馆者的科刑是“杖一百”、“流三千里”。
乾隆四十五年（一七八零）又再次发出禁令。这一年东印度公司获得了孟加拉鸦片的专卖权，准备把鸦片作为对中国出口的主要商品。
在乾隆六十年期间，前半期每年鸦片进口仅为二百箱至三百箱，后半期虽有所增多，但也未超过千箱。进入十九世纪以后——即嘉庆年间，鸦片进口才猛增。
嘉庆元年（一七九六）已出现进口量剧增的倾向，所以清朝政府从关税表中删除了“鸦片”的项目，意思就是禁止进口。在这以前，进口商每箱鸦片向政府缴纳税银三两。一箱鸦片净重1331/3磅——即一百二十斤，按公制恰好等于六十公斤。
接着在嘉庆四年（一七九九）禁止国内栽培罂粟。
当时主张禁止鸦片的人的理由是这样：“……以外夷之泥土，易中国之货银，殊为可惜。且恐内地人民辗转传食，废时失业。”
可是，好象是嘲笑这种禁令似的，鸦片的进口却有增无减。当然，这是走私进口的。
这显然是由于当政者的玩忽职守。
他们对人民废时失业感到无关痛痒，甚至害怕人民变得聪明起来。对当政者来说，愚民政策是很有吸引力的。只要人民缴租纳税，让他们适当地吸点鸦片，处于半睡眠的状态，反倒可以减少不少麻烦。
愚民政策实行过度，人民就会丧失缴租纳税的能力，另外还会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这些对当政者当然都是不利的。但是，只要尚未出现这些状况，当政者是不会重视这一问题的。
中国不象日本那样唯有长子可以继承父母的遗产，次子、三子也可以分得遗产。因此，一代一代地相传下去，农业愈来愈分散，农民愈来愈贫困。 日本依靠长子继承制而维持住了作为社会的基础和核心的“家”。而中国并不是这样，人口成倍地增加，带来了极大的副作用。等到意识到这一问题时，全国人民绝大多数已变成了吃上顿没下顿的
赤贫农民，接近于生活极限线。所谓生活极限线，就是养不活自己和家属的生活极限状态。一旦逼到这种状态，就缴纳不起租税，缴不了租税，就只好逃亡。逃亡的人民是流民。他们要受到追查，为了保卫自己，于是结成集团，流民很快就会变成所谓的“流寇”。
农民是很能忍受的，但忍受也是有限度的。几千万人同时达到了这个限度，现存的体制就会崩溃，中国历代的王朝大多是被这种农民造反所推翻的。
前代的明朝，早在满族入侵之前，就已经因所谓的流寇猖獗而衰弱了。
鸦片问题之所以逐渐被认真地提上日程，显然是由于已经认识到它是社会动荡的根源。
人民已经缴纳不起租税了。
不仅是那些不务正业的人，就连那些不吸鸦片、最普通的农民也缴纳不起租税了。
租税并没有大幅度提高。
租税额当然是以正式的单位“银”的重量来表示的。但是，一般的人民平常使用的是铜钱，而不是银。尽管租税额规定为银多少两，而实际上还是用铜钱去缴纳。
乾隆以前，铜钱七百文换银一两，以后逐渐上涨为八百文、九百文。原因当然是由于经济的法则——需要与供给的平衡。东西少了，价格自然就会提高。
因为要购进鸦片，银就流出到国外。银一旦不足，价格当然就会上涨。据记载，道光十年（一八三零）银一两值铜钱一千二百文，约十年之后的鸦片战争时，就值二千文了。 。 想看书来
第二章 午睡之友（4）
租税额银一两并没有变，但是实质上等于是由原来的八百文上涨到一千二百文乃至二千文。
当时的官僚并不是同情人民因此而受不了，而是害怕人民被迫逼得走投无路而起来造反。
中国的历史上充满了这样的教训。
由于统治阶级感到了这样的危机，鸦片问题才提上了日程。
鸦片一般都装在一种象垒球大小的球体当中。球体的外壳是用一种硬橡胶状的物质做成的（这种胶状物是用下等鸦片汁熬成的）。一箱装四十个这样的鸦片球，每箱净重1331/3去磅，即一百二十斤。木箱是用芒果树木材做的。
鸦片当然也根据其质量而分等级，孟加拉产的鸦片为最上等，称作“公班土”。
称之为“土”，大概是因为鸦片的颜色和给人的感觉很象泥土。“公班”是英语“pany”的译音。
pany是“公司”的意思，这里当然是专指英国的东印度公司，鸦片是东印度公司的专卖品。
仅次于公班土的，是从孟买装运的马尔瓦产的鸦片，称作“白皮土”。由马德拉斯装运的“红皮土”，在印度产的鸦片中是最下等品。
以上是印度产的鸦片。另外，土耳其产的鸦片称作“金花”，伊朗产的称作“新山”。贩卖这些鸦片的，主要是美国商人。
因为是走私进口商品， 中国方面没有进口鸦片的准确统计。
现从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摘录出以下年次的鸦片进口量：
年 次 数量（箱） 价格（西班牙元）
嘉庆二十二年（一八一七）
道光元年（一八二一）
道光五年（一八二五）
道光九年（一八二九）
道光十三年（一八三三）
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 3；698
4；770
9；066
14；388
2l，659
28；307 4；084；000
8；400；800
7；927；500
13；749；000
14；222；300
19；814；800
但据古林巴古的《英国的贸易与中国的开港》，道光十五年（一八三五）已超过三万箱，到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已超过四万箱。
马士的资料主要是根据东印度公司的资料，大概是排除了土耳其产和伊朗产的鸦片。另外，在印度的鸦片中，相当数量的马尔瓦产的鸦片先运到葡萄牙领属的达乌曼，然后由葡萄牙船运到中国。这些鸦片可能也没有统计进去。
一个西班牙元的银的重量为七钱三分五厘。中国的银一两重十钱，所以一个西班牙元合银零点七两强。据马士的统计，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进口鸦片的金额约二千万西班牙元，约合银一千四百万两到一千五百万两。如果超过四万箱的话，那就远不止这个银数了。
当时清朝一年的岁收为四千万两左右。
清朝最大量的出口商品是茶叶，每年出口的茶叶约值二千万西班牙元。进口商品除了价值约一千万元的棉花外，还有各种杂品，所以正式的贸易收支是合乎理想的黑字。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