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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社会各界领袖对《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又是什么态度呢？
9月1日，重庆中苏文化协会举行鸡尾酒会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会长孙科主持，苏联大使彼得罗夫夫妇等苏联友人数十人与会。党政当局官员冯玉祥、吴铁城、陈立夫、陈诚、张治中、吴鼎昌、朱家骅、吴国桢等，及社会各界人士沈钧儒、郭沫若、左舜生、张申府、张西曼、王昆仑、阳翰笙、宋庆龄、史良等均参加。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也应约出席。（《中华民国大事记》第五册289页）
我请教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俄关系史专家薛衔天、李玉贞、李嘉谷、陈春华等研究员，他们都告诉我，当时社会上是一片赞扬之声，也就是说反映了当时最绝大多数人的看法。2002年8月23日我又查阅了当时的报刊，看到当时的社论也毫无例外地对《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表示了支持，如1945年8月的《大公报》
（一）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其目的在求中苏共同对日作战，至完全胜利为止，并求防制日本再度侵略。如他日任何一方再被日本攻击，他方即予军事援助。同盟期间为三十年。这是一个以日本为对象的同盟条约。中苏两国缔约，而以日本为对象，在地理上是属于远东区域的。这一个条约，决定了今后三十年的远东大势，所以其意义异常重大。
再请看1945年8月17日《新华日报》社论《远东和平的基石 中苏友好与同盟条约》
中国人民盼望已久的中苏新约，在东方法西斯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这一天签订了。在全世界人民热狂地庆祝着太平洋反侵略战争胜利的时候，签定这个协定，它的意义是重大的。苏联参加反日战争加速和保证了远东反法西斯战争的彻底胜利，苏联和中国缔结友好同盟条约，保证了远东战后的普遍而持久的和平。
中国人民一直珍重着伟大盟邦苏联对我们的友谊与援助，这个条约的缔定必然的会进一步的强化中苏两大民族间的传统友谊，更进一步地保证中苏两国，乃至整个远东，北自鄂霍次克海，南至中南半岛的和平。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对于“一切共同关心的问题”都已经“达成了圆满协定”，这就意味着整个远东的安全与和平，已经获得了两大国家的有力的支持与保障。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奠定了远东战后的最牢固的基础，保证了远东战后的最有效的和平，因之我们相信这一条约必然的也就是制止国际国内一切反民主逆流的最有力的工具。
1945年的中苏友好条约，在共同对付日本方面无疑是双赢的。但是让中国方面感到最不平等之处有三。第一是强使中方同意外蒙古独立；第二是迫使中方同意其在旅顺港驻军；第三是把在1935年已经卖给日本的中东铁路迫使中方同意在各占50％资产的基础上共同经营与管理，而经常管理权又为苏方所有。先是外蒙古问题。中方被迫宣告："；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之愿望，中国政府声明，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证实此项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即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其次是中东铁路问题。中方亦被迫承认："；日本军队驱出东三省以后，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由满洲里至绥芬河及由哈尔滨至大连、旅顺之干线合并成为一铁路，定名为中国长春铁路，应归中华民国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共同所有，并共同经营。"；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在1924年已经被苏联政府公开宣言放弃，且在与北京政府谈判中完全不曾提及的前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一度攫取的大连、旅顺出海口租借权一事，竟重新成为苏联政府的要求之一。中方被迫宣布：大连为一自由港，但该自由港所有港口工事及设备之半，及指定码头与仓库，无偿租与苏方，租期定为三十年；苏联有权在除大连市以外的旅顺港区域内驻扎陆海空军，并以其为海军根据地，期限定为三十年。
结果，中方交出了外蒙主权和东北中长铁路、大连港、旅顺港等项权益，而苏方在条约的照会中则承诺：苏联政府予中国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苏联政府以东三省为中国之一部分，对中国在东三省之充分主权，重申尊重，并对其领土与行政之完整，重申承认"；；"；关于新疆最近事变，苏联政府重申，如同盟友好条约第五条所云，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
只有历史和文化活着，国家才活着！
苏联与东北革命根据地（转帖）
一、苏联与东北革命根据地的形成
东北形成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是在1948年初。从1945年8月中共冀东部队出关，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东北就形成了巩固的革命根据地，转入战略反攻，这一伟大胜利的取得，如果没有背靠苏联、东邻朝鲜，能够方便地取得苏联方面支持的有利条件，是不可能的。
苏军从东北撤出（1946年5月初）之前，允许中共部队进入东北并配合中共部队接管了东北57个战略据点，构成了东北解放区的基础；又转交了大批关东军的武器，改善了出关部队的装备，使出关部队顶住了国民党最精锐部队的进攻。
苏军撤出东北后，大规模的内战首先在东北爆发。国军集中优势兵力于1946年5月19日攻占四平，然后乘胜北进，占领长春，前锋曾一度渡过距哈尔滨不远的第二松花江。在此前后国军向东满、南满、西满等地发动进攻，占领了各地区的铁路线和交通要冲，将解放区分割成北满、东满、西满、南满等几块孤立地区，对解放区实行严密地军事封锁和经济封锁，企图各个击破，最后全部消灭。东北民主联军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
毛泽东于1945年12月28日给东北局下达在三四年内将东北建成巩固的根据地的指示：命令东北局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放手发动群众，“迅速从事建立根据地的伟大斗争”，“迅速在西满、东满、北满划分军区和军分区，将军队划分为野战军和地方军”，把相当一部分部队分散到各军区去，从事发动群众，建立政权的任务。①
根据中央的指示和适应在新形势下的斗争需要，中共中央东北局相应地建立了北满（原吉黑）军区、南满（原辽东）军区、东满（原吉林）军区以及西满军区，领导东北军民全力投入了根据地的建设。其中以哈尔滨为中心的北满军区所辖地域最大。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行政委员会（1946年8月7日成立）和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都设在哈尔滨。哈尔滨是整个东北革命根据地的指挥中心。北满地区与苏联阿穆尔地区和远东地区相毗连，形成了背靠苏联的态势。此外，在苏军当局的协助下，旅大地区最早建立民主政权，同时也是最早形成的最为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但这五个解放区都互不连属，不得不各自为战。
由于国民党军队控制着交通线和战略要地，中共东北军政当局首先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必须解决各个根据地之间的交通联系，否则根据地的巩固便无从谈起；而解决这一问题，只有取得尚在苏军控制之下的旅大地区和朝鲜的帮助。因此，在1946年国军占领中长铁路以后，东北局便及时提出借道朝鲜北部，开辟水路运输通道，解决物资转运和物资交流的设想。
东北局的要求，立即得到苏联和朝鲜方面的大力协助和支持，中共中央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很快在平壤开始办公，在朝鲜开辟了四条水路交通线：一条是从安东（今丹东）经新义州、南阳到图们的陆上交通线，一条是从通化经辑安、满浦到图们的陆上交通线。这两条陆上交通线是贯穿朝鲜北部，沟通南满与北满的重要走廊。另外两条分别是大连到南浦和大连到罗津的海上运输线。从大连装船抵南浦或罗津港再连接陆上交通走廊，可直达北满。这两条海上运输线成为沟通关内外、大连与北满的主要通道。②
这四条交通线的开辟成功，实现了东北局将朝鲜北部作为隐蔽的后方，支持南满作战的方针，解决了各根据地人员和物资转运问题，将北满、南满和旅大根据地联系到了一起。为同统一和协调驻朝鲜苏军、中共中央东北局和抄写三方关系，在平壤成立了军事合作委员会。该委员会负责解决对进入朝鲜境内的东北中###队的整顿、控制和为他们提供医疗和休息场所，以及过境问题，朝鲜的粮食食盐、工业品和苏联的军火向东北转运以及朝鲜与东北贸易问题。1946年11月，国民党军队以优势兵力进攻南满。中共南满部队主动放弃安东、通化，先后有18000余名伤病员、家属和后勤人员撤到了朝鲜境内；有85％的战略物资转移到鸭绿江以东。在安东、通化收复后，绝大部分人员经陆上通道回到了东北解放区，两万余吨战略物资几乎完整无缺的运回了南满。①经这四条交通线使北满的粮食和煤炭，大连的食盐、布匹、医药和医疗器械以及工业原料等得到了交流。所转运的物资已经无法全面统计，仅有据可查的，1947年头7个月就转运了21万吨，1948年全年为万吨。过境人员1946年下半年有18批计3000人，1947年春由安东去辑安的有2000余人，由大连去临江者3000人，由大连去北满的干部2000余人。到1947年6月总计经朝鲜过境者不少于10000人，辽东地区随来随往者，尚不计其内。1948年通过图们—南阳口岸的过境人员达8685人。许多著名人士，如李济深、沈钧儒等人参加新政协会议时，都是从香港，经海上通道，转赴哈尔滨的。途经陆上通道的中共高级党政干部有陈云、李富春、朱瑞、刘亚楼、肖华、张爱萍、韩先楚、周保中、于若木、蔡畅、李立三、伍修权、腾代远、韩光、欧阳钦、何长工、杜平、李一氓、吕东等。②
另两条重要水、陆通道是中长铁路和松花江航道，这是直接与苏联沟通的生命线。以哈尔滨为中心的中长铁路由满洲里经哈尔滨至绥芬河的北线和由哈尔滨至旅顺口的南线所组成，国民党军队仅仅控制了南线的长春以南至旅大地区的路段，而北线基本上由东北民主联军所控制。由于北线分别与苏联境内的外贝加尔地区和远东地区相连接，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在苏军进军东北期间，日本关东军在仓皇撤退的同时，破坏了长达1500公里的铁道，摧毁了电讯联络和信号系统，炸毁了铁路桥梁和供水设备。日军还破坏了海拉尔、博克图、横道河子、牡丹江等铁路大站的机车库，拆除了57个车站和会让站的线路，炸毁了东北最大的牡丹江蒸汽机车修理厂，可以说整个北线被彻底破坏掉了。在苏军进军东北之日起，苏联技术工程人员就随军展开对该线的改建和修复工作。1945年8月10日，第一辆火车头开到绥芬河车站，铁路之恢复工作即宣告开始。③哈尔滨是中长铁路最大的铁路枢纽。9月4日，一批苏联铁路专家抵达哈尔滨车站。紧张的铁路恢复工作首先在“哈尔滨铁路连接点展开”，他们在中国当地居民的帮助下，战胜了了滂沱大雨和泛滥江河所造成的威胁以及各种困难，将1435毫米的日式窄轨改为1524毫米的苏式宽轨，并修复被战争破坏了的线路、桥梁和铁路附属设施。④
国民党军队占领南线后，疯狂迫害苏联铁路员工，在沈阳、四平等地苏联员工的住地架上铁丝网，强行进入苏联公民住宅，对苏联公民进行搜查、抢劫、嘲弄和侮辱，甚至绑架、游街，直至杀害。中长铁路公司已经无法作为中苏合营企业营运下去了。中长铁路局长茹拉夫廖夫率领一个铁路员工小组转赴哈尔滨，与东北民主政权合作。⑤以茹拉夫廖夫为首的铁路员工小组的到来，不仅是带来关键的铁路技术力量，而且还具有巨大的政治意义。它的到来，一方面保证了长春铁路北线的迅速恢复（到1947年春，从满洲里到外贝加尔斯克，从绥芬河到格罗捷科沃一线实现了联运），还表明苏联已经将中苏最重要的经济合作部门的合作对象转移到中共方面。
松花江航线是北满根据地与苏联联系的另一条交通大动脉。1947年4月，在苏联远东外贸运输公司哈尔滨分公司的协助下，开通了松花江航线，在佳木斯、富锦等处修建了码头，在哈尔滨增建了码头，从当年5月，苏联船只从布拉戈维申斯克、哈巴罗夫斯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