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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们就在回来的半路上，耽搁了两天。
等回到龟峁庄，白东明看过电话纪录通知，掐指一算，紧赶慢赶，赶回省城，三天会议至少有两天也要耽误在路上。这是没办法的事。
但是，白东明还是在去与不去问题上，拿不定主意。
一是，白东明觉得，对于大会汇报发言，终究还是有点心中无底。汇报座谈会，自然要汇报已经做过的工作，那肯定是躲不掉的会议内容，可想想两个多月来，他觉得几乎什么事都没做成，汇报什么好呢？恐怕只能是到会上摆摆困难，叫叫苦，或者是空不拉几地发表点儿空论。可要命的是，就是在发表点空论上，自己也拿不岀一些像样的思考。
这种白吃白喝、徒劳无益而又害之的会议，不参加也罢。
这些天来，虽是陪公孙龟年看病，但闲暇，白东明和公孙龟年讨论最多的就是：由副队长肖俊英在喝斥宣石狗时，闪岀得那个如何“磨不推自转”的脱贫致富问题。类似河阴龟峁庄这样的赤贫村庄，在国家以救济性质或启动性质的那点拨款基础上，如何能在不完全依赖国家支持的前提下，从根本上扭转贫困？要知道，这类山高沟深，矿藏稀少，交通闭塞的地区，除了自流失控而剧增的人口资源，勉强可算一种优势外，几乎谈不上任何可资自力更生的客观条件。为此，他们曾设想过许多“根本办法”，比如能否推广一种叫旱作农业，或者叫高寒农业的农业生产模式，比如能否把种植业为主变为养殖业为主，比如能否实行移民办法调整自然生存环境，等等。可是说到底，实施哪一项，不得以大量资金投入做底垫呢？以往经验，此类所谓汇报座谈会，讨论来讨论去，也无非还是纸上谈兵罢了。只怕开到后来，就开成各个扶贫工作队的困难诉苦会、争夺扶贫资金的广告会了。参加何用？
二是，白东明也确实担心公孙龟年再岀事。
令白东明产生这种担心的直接原因是，那位宣素兰现在还在村里。
公孙龟年的病，经医院检查没发现任何病灶，但白东明总感到，在这位老兄身上，潜伏着一种令人难以看清的什么危险存在，总感到，稍不留神，公孙龟年还不知道要出什么事。宣素兰的存在就是岀事的引信（芯）。
公孙龟年感觉出白东明的犹豫，但并不知道白东明的犹豫中，对他的担心，也是一个原因，因而竭力劝白东明赶紧动身。理由是，一来，看看上面有什么新精神新政策，二来，能为龟峁庄多争取点扶贫款回来就多争取点回来，只要能争取到相应宽裕一点的款子，无论从物质变精神还是精神变物质的角度看，工作就算有了一个能够开步的坚实启动基点了。何况，工作队还有一个先解决龟峁庄人畜吃水问题专项报告，要直接打给陶重农副省长呢？公孙龟年认为，即使赶不上会期，白东明此趟省城之行也势在必行。
公孙龟年根本没有想到，白东明其实还有对他的牵挂。
白东明对公孙龟年说：“老公孙，我看，干脆，让老肖他们先在这里顶着，要不，咱们俩个一块回省里一趟算了。”
公孙龟年说：“人家指名道姓让你白队长参会，我凑什么热闹。”
白东明说：“你回去也顺便把你那件事探听探听，了断了断。”
公孙龟年没吱声。心想，好我的老弟，你也太幼稚了，你以为我回去一趟，问题就解决了？看来，这一劫恐怕是难以躲过去了。这真是大风大浪都过来了，却要把船翻在小水沟中啰！ 公孙龟年百思不得一解，自己的检查，已经自我上纲上线相当高了，可为何总是过不了关？
《场》杂志发生的事情，其实是多么简单的一件事啊！
西部某省某县某镇，举行县与乡镇两级人大代表的同时选举。镇党委受县委指令弄虚作假，物色专门一班人，集中在镇里一家小饭馆，为数千张选票统一划票，并派出镇公安派出所所长亲自带人镇守饭馆，不准饭馆对外营业，以防走漏风声，同时也兼有监督那班专门填票人员，必须按县委指定候选人填票的意思。小饭馆老板是位乡村知识分子，原本与派岀所长有些过节，据说，是派岀所所长与老板娘关系有点说不清楚。统一填票事情完毕后，小饭馆老板，在那些人的庆功宴上说了句，“祝贺各位，终于把全镇民意都给强奸光了”，派出所所长立即在小饭馆发起酒疯，砸了饭馆，并殴打了小饭馆老板。小饭馆老板气愤不过，声言要上诉法院告派岀所所长，顺便还要告这位所长强奸老板娘，逼小饭馆老板娘为他物色女孩供其淫乐等诸事。于是，这位所长事后就把小饭馆老板给抓了，并且让人用剪刀把小饭馆老板的舌头给剪了一截，警告说，再多嘴，把你的舌头连根拔下来……
这件事，开始曝光在南方一家有名大报上。
这件事，《场》杂志从来没有单独发表过消息、通讯，或者读者来信之类文字，仅是登载过京城一位著名作家，一篇随笔性的长篇散文。文中，作家在谈到“权力如果没有民主政治的制约，权力就会发生霉变”时，把这件事作为事例和论据引用了一下而已。这位作家本人是公孙龟年的好朋友，原来是写小说的，只是最近几年才转向散文随笔写作，而且其散文随笔大都侧重在对时政的思考方面，文采飞扬，观点新锐，斐声中外，被文学界称为中国新时期散文创作独树一帜的大家。
此文是公孙龟年约稿，刊登在《场》杂志去年最后一期上。
由于只是一种事例的引用，虽大致点了事件发生在何省何地，文章发表后，也并没有引起人们对这一事件本身的多大关注。哪想，半年后，南方一家小报记者却又以此文为线索，旧事重提，追踪采访了事件发生地及相关人员，以《××省××县发生一起警察割老百姓舌头事件，此事正在对簿公堂之中》的消息发表，一下子把事情给炒热了。随后###和美欧几家大报也先继转发了这条消息，有的还打出“中国最著名《场》杂志尖锐抨击这一严重侵犯人权、强奸民意事件”云云，大肆加以渲染。接着，各级领导的严厉批示，随即就纷至传达下来。《场》杂志迅速被卷进台风眼，而卷进台风眼中的《场》杂志社内部也不平静，以党组副书记、副总编辑兼社长杨大康为首的几个人，在党组会、编委会上旗帜鲜明而斩钉截铁地提出动议，建议以此事为契机，彻底清理整顿在刊社在办刊思想上，很久以来存在的偏离党的路线倾向问题，并提出要整改清理编辑、记者队伍……
党组书记、总编辑公孙龟年不同意杨大康等人对《场》杂志工作的基本评价，当然也不同意杨大康的动议，不过也主动承担起这一事件的全部责任，接二连三向省委和中央有关领导部门，做了书面检查，但不知怎么回事，他的检查总是被退回来，而且每次领导的批示意见均是，“缺乏对犯错误思想根源的认识和整改的得力措施”云云，后来，公孙龟年竟然，发现国家安全部门人员也在暗中调查此事，包括他本人的情况。
这令公孙龟年大为惊讶，也大为惊恐，同时，也大感委屈。
毕竟，在公孙龟年的潜意识里，认为自己是一个有前科的人，尽管他时时都在叮嘱自己，你可以犯错误，但你即使犯错误，也应该是一个纯粹共产党人的纯粹错误；你可以暂时不认识你的错误，但你即使不认识错误，也应该是一个忠贞共产党人的忠贞……可是，他始终不明白，为什么总是树欲静而风不止，甚至风欲静而树自动，人们总是要查他的动机、历史？难道自己真的错了，难道自己真的堕落为“阶级敌人”了？油然间，公孙龟年仿佛又回到多少年前那次“前科时期”一样，如惊弓之鸟了。
果然，四个月前，公孙龟年被上级勒令停职检查了。
就在公孙龟年停职检查后不久，他风闻省委领导有动《场》杂志社班子的考虑，这时，又恰置省委要组建新一轮并且是为期三年的扶贫工作队。于是他就主动提出书面请求，希望组织允许自己，一边检查一边参加扶贫工作。并且还表示，希望今后能够长期沉在农村基层做点实际工作﹝其意思是今后不再从事报刊宣传工作了保酱釋缫螅胱橹悸牵约合Ｍ渭拥剑∥勺ぷ钗独У暮右跸氐姆銎豆ぷ鞫尤スぷ鳌�
也许考虑到这是一个哀者的请求，上级酣然同意并批准。
刊社工作交由党组副书记、副总编辑兼社长杨大康主持。
公孙龟年这一请求的批准，无异是明确表明，公孙龟年也即著名作家驮夫，在著名《场》杂志的生涯，就此要结束了。
其实，公孙龟年在接了唐风班，主持刊社工作不久，心里就意识到，对他的工作进行调整或撤（撒）换，那是迟早的事。这件事岀了之后，他进而甚至想到，最终对他进行处分和撤职，也是迟早的事。至于如何处分，这绝非如幼稚的白东明所说，想赶紧了断就能了断的。公孙龟年不想为自己做任何陈情性的申诉申辨，他也懒得去作如是之想，党组织希望自己上纲上线到什么程度，自己就上纲上线到什么程度。公孙龟年的最低希望是，将来能保留一份工资，能有一份工作可做，比如像现在，能让自己呆在这个叫龟峁庄的小村庄，做点力所能及的事，他就心足矣。仅此而已。
三年前，省委书记高大印退岀一线，做了一名全国人大常委。
两年半前，老总编辑唐风，又踏着自己那位老战友高大印的脚印，彻底离休离职，把《场》杂志交棒到公孙龟年手中。
交接时，老唐有句意味深长的话，公孙龟年至今记忆忧新：“历史会铭记这本刊物，在中国政治文明建设中所建树的功勋的。但是，不会记住我们，我们这些办这本刊物的人。不会！不会！”
当时公孙龟年就想，听老唐这句话说的，好像《场》杂志即将寿归正寝似的。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明白了唐风预言的深刻性。急进的《场》杂志，注定在历史文明的演进中，只能起一种桥梁式的短暂的通道作用，桥梁对于整个道路来说，从此岸跨越到彼岸虽然是永远必要的，但终究也永远都是短暂的。不过令公孙龟年没有想到的是，它会短暂到如此之短，从老唐创刊到现在，仅仅十年不到时间嘛，此“桥”就要到尽头了，而且“结束的由头”，又是如此具有一种“莫须有”味道！
白东明对公孙龟年的担心，包括对公孙龟年再犯病再出事的担心，公孙龟年虽然也并非全然无知，但公孙龟年绝对想不到，白东明对他目前处境还有着另一翻良苦用心：白东明这些天，一直在思忖，是否该动用一下自己的老父亲干预一下，帮助公孙龟年度此难关呢？可是，白东明自己也在犹豫，或者说，他在权衡方方面面的利害关系。之所以如此，是白东明太了解公孙龟年和《场》杂志这件事，是何等敏感的一件事了，太了解这个被人们戏称为“经济小省、政治大省、跑官强省”的黄土高原省份，目前这些领导者们的一贯作派了，同时也太了解《场》杂志社那位临时主官杨大康先生品性了。还有，白东明也太了解自家老爷子那种认死理、不饶（挠）人的死倔劲儿了，老头子会不会认为，儿子是在徇私情为公孙龟年说项呢？
何况还有一个原因，也许是流淌在血液中，连他白东明自己也自觉不到的一个原因，在使他犹豫：对公孙龟年其人真正了解多少？
公孙龟年从来不对任何人讲露自己的人生履历及家庭之类情况，也从来不向任何人探询人家的人生履历及家庭私事。尽管公孙龟年和白东明多少年前，就在河阴事件的那次调查中共过近两个月的事，就认识了，但后来交往并不多，等到这次下乡扶贫后，才算真正有了密切的接触。即使如此，他们也并不互相了解对方的人生履历及家庭私事之类。
这种互相了解上的隔阻，还因为两人人生与家庭背景不同。
在公孙龟年自已，则不仅出于“纤夫事件”原因，还有他婚姻问题上更为难言苦衷之类因素，这几乎令他养成了一种自我封闭症；在白东明，则纯粹出于一种严格的自我要求，这也是父亲对他的要求，不希望任何人知道他是中国一位著名老革命家的儿子，换成另一种语言说，无论父亲蓝如海，还是儿子白东明，都不希望父荫子贵这种特权，成为一种血统继承。这是父子两代共产党人，最纯洁的政治操守和做人原则。
白东明常常庆幸父亲对自己的这个严格要求。
当一段时期内，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