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戒鸦片烟的苦痛，我真看够了。开始戒的一两天，父母筋骨都感到疼痛，卧在炕上，像害了霍乱病一样，呻吟呕吐，不住地转侧翻腾。他们眼角里含着泪，清鼻涕不断地向外流，哈欠，寒噤，连续地发作。端起碗来呷一口水，两手就颤抖得厉害。一直闹了三四天，才能稍稍安静一点，但也像生了一场大病似的衰弱不堪了。记得最厉害的时候，他们简直疯狂了一般，仰卧着也不合适，坐起来也不舒快，左翻右转，怎么样也没有是处。那种痛苦难熬的情状，叫人看了不寒而栗！他们难受得无法可想，就横卧在炕上，把腿伸出来，令我同家兄两个人每人拿一根捶布用的木棒槌，各按着一条腿去捶。捶半天，筋肉才觉得舒展一些，精神也能安定一些，这才勉强合上眼，睡一两个钟头。从这里，我就深知道鸦片烟的可怕，以后我看见鸦片烟就要发恼，比看见仇人还气恨，从心里起一种不可遏止的憎恶之感。
父亲信仰佛教，到晚年尤其诚笃。家里正房的中央悬着一幅白布绘的观世音像，两边蒙着白布幔，中间只露一块斜窄的三角形的空隙，从这空隙处，仅能看见观世音的下体。黄布幔的上端，还横蔽着一条黑布帘，底下拖出两条绿布飘带，衬托得异常精致。每到初一、十五，或特别的祭节，父亲即穿上开衩儿袍子，戴上大帽子，着上靴子，在佛像面前行三跪九叩礼。每次看见他行礼，我心里总觉着奇怪，心想这是什么事呢？有时父亲行完了礼，仍不起来，趴在那儿，把头伏在地上，嘴里叽里咕噜不住地念诵，声音特别微细，辨不出念的是什么话，弄得我莫名究竟。有一次我实在闷不住了，轻轻地走到他背后，侧耳偷听，才听见了下面的一段话：
第二章康格庄（4）
“祈求老佛爷大发慈悲，救苦救难，保佑一家平安，升官发财，一顺百顺。”
念完了，就在地上砰砰地连磕三个响头。
他在家里，闲常没事就在炕上打坐，盘起两条腿，像弥勒佛一样，手里拿着一串佛珠，来回没遍数地数着。一天下午，他从营中回来，又到炕上打坐，这时母亲突然叫喊起来：
“蛇！蛇！”
我蓦然一瞥，一条七八尺长蜡黄色的毒蛇，正沿着南墙根爬去，骇得母亲手忙脚乱，慌张地向外跑，我也未及细看，随着母亲一同跑了出来。
父亲真不愧为佛门弟子，的确有点儿镇静的功夫。母亲惊惶失措地呼喊丝毫没有扰乱着他，他依旧安静自在地坐着，慢慢睁开眼睛，向那条正在爬行的蛇望了一望，而后不慌不忙地站起来，穿上大袍子，戴上大帽子，着上靴子，开始向那条蛇焚香叩头，同时嘴里还不住地念着：“阿弥陀佛！”
原来他竟把这条毒蛇当做了财神爷。财神爷居然进了家，他相信完全是他终年祈祷，感动了佛爷慈悲心肠的缘故。他的虔诚信佛，不是白费的了。
从那天起，他就在连接正房东端的两间小房里设立了一座财神牌位，每天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炉香。每到初一、十五，替佛爷上供；初二、十六，就给这位财神爷上供。一家人常年在多神教里过日子。
戒烟以后不久，母亲就病了。那时我年岁还小，她生的什么病，也弄不清楚。只记得她因为家里煮的面条吃着没有味，叫我到保定府城里玉美轩去端面条，并且顺便请来一位姓宋的大夫。这位先生据说是专门针灸。到了家里，医生照例必须有的“望”、“闻”、“问”、“切”四步手续也没做，他就从腰里掏出一根九寸多长的银针，也不消毒，也不揩拭，对准母亲胸部一直刺了下去，刺得很深很深，看去快到后胸，停留了好久，才拔出来，——怎么能刺进胸口里去呢？真是怪事！直到现在，我还莫名其妙。
俗话说：“炕上有病人，不得不信神。”我那时年纪小，每天受着迷信空气的熏陶，而且又一心希望着母亲的病快好，于是许多迷信的勾当我都愿意扮演。比如在家里烧香祷告，远远地向着真高庄的刘爷庙叩头，我都虔诚地照做。往往搬一块砖头放在面前，就在那上面叩头许愿。
我在院子里从黄昏一直叩到半夜，四肢渐渐地不能动了，脑袋疼痛难忍，像要胀裂似的，前额上突出了一大块，好像另外生了个脑袋。母亲的病不消说并未因此减少分毫。对于神的信念，这是第一次在我心目中起了动摇。庚子年义和团起来，八国联军打到保定，刘爷庙遂被毁掉。它的无边的法力，也一旦竟降伏于洋大人之手！可是听说现在又有人重新把它修建起来，恢复昔日的盛况了。
母亲死了，照北方的风俗在家里停灵三日。“接三”的那天，才到安徽义地找了一块地方安葬。说起义地，我还记得当日家里的悲苦情况。母亲死后，家里一文不名。我同家兄终日啼哭，父亲虽几经筹思，也是一筹莫展。后来实在无法可想，才决定葬到义地里去。当时假使稍微有一点儿办法，是绝不会把母亲埋到那里去的。以后我一想起这件事来，就觉着如芒在背，坐卧都感到不安。民国十一年，我从河南回到保定，才把母亲的灵柩从义地起出来，同父亲的灵柩合葬于保定府西北新茔。几十年来的宿愿，这才得以偿还。但这也恐怕是多余的罢？
我的家庭给予我的影响固然很大，但同时整个的康格庄的环境影响我的地方亦复不小。在这里，我觉得也有一述的必要。
康格庄的居民大约不下二百余家。讨饭的人虽然少见，但大部分都是穷苦的。他们大都以农为生，其中以自耕农和半自耕农为最多。每家土地多在十亩上下。做生意的人这里很少。贩卖油盐酱醋，算是村内惟一的营业。儿童玩具以及妇女用品，在康格庄都不容易买着。村里不到过年的时候看不见穿新衣服的人。在平常，人民的衣着十有###都是褴褛不堪，满身补丁。绸缎绫罗不消说这里压根儿就没见过，就是洋布之类，这里也很少有人穿。
第二章康格庄（5）
吃饭的时候，没见过谁家特意做一碟炒菜，荤菜自然更不用提了。大葱、萝卜、盐菜，是他们经常的菜蔬。有些人家竟连咸菜也舍不得吃，只临时泡点盐水吃。麦熟的时候，才有一两家吃麦子面的，平素吃的都是高粱、棒子、小米面等杂粮。
谈到房屋，稍微讲究一点儿的人家才在屋顶上抹一层石灰，所谓“石灰房”，为村内较好的屋舍。瓦屋全村里只有一二家，其余都是些敝旧破坏狼狈不堪的屋子。有的人家连院墙也建不起，仅用秫秸扎成稀疏的篱笆，算做院墙。院墙内外，破乱的瓦器，瘦小的牲畜，是惟一的点缀品。到了冬季，特别是寒风凛冽的天气，村内到处呈现着一种衰残荒凉的景象。间或有人从村首走过，穿着臃肿的破棉衣，瑟缩着身肢，慢慢移动着，看来简直像一个影子，像一个鬼魂。这时一两只狗吃惊地叫起来，声音也是那样的悲惨，那样的凄凉。这种种现象，都在反映着人民的生活是怎样的干枯与贫乏。
村里遇有喜庆丧祭的事，平常的交情是随一百三十钱的礼（合现在三个半大铜元）；交情深厚的，随二百五十钱的礼（合现在六个半大铜元）。待客的席面，有名的是“白菜豆腐泡席”，八大碗一齐端——白菜、粉皮、粉条、豆芽、豆腐泡等。饭是搀有很多细砂子的大米蒸的，吃时一不小心，就会把牙齿震掉。我们在这里住了十余年，只吃过一次荤席，然而那所谓荤席也者，也不过每碗里盖了两三片飞薄的猪肉而已。
人民除了完粮之外，很少和政府接触。政府既不注意人民的生活，人民也不关心政府的作为。两方面只是一面收税，一面纳粮，此外再无关系。保定府距这里虽然仅只二里，然而村民对于那里的城市文明并不感到多大的兴趣，有时却反而以鄙夷憎恨的眼光去看它。这里听不到关于政治的谈论，也听不到列强侵略中国的痛史，外面种种巨大的时变，如同隔成两个世界，很少波动到康格庄来。
政府开征钱粮的时期，里正一手提着锣，一手拿着木棰，从村西头一直敲到东头，口里大声嚷着：
“完粮哪！上忙银子，每亩地四百六！”
村人听见这样的锣声，并不见得马上就去完粮。他们只没精打采地走到门口，漠然地对里正望一眼，很快地就缩回身子，只当没那么回事一般。一直到了最后的限期，延无可延的时候，他们才三五成群地到城里去缴出他们的血汗钱。
他们整年忙碌着愁苦着，惟一的娱乐就是看戏。自然，这样的机会，也是非常难得的。保定府附近流行的戏剧有“哈哈”、“二簧”、“梆子”、“老调”等数种。这类的戏剧，对于我们村民的影响非常深大，我们的人生观、社会观，都由此中渐渐地陶冶出来。我自己最爱看“老包斩陈世美”的一出戏。每逢看到陈世美强派韩琦迎路去杀他妻子的时候，我的两手总要握得紧紧的，全身的神经紧张起来，心里骂着：
“丧尽天良的陈世美呀！”
这样，直到全出演完，陈世美被铡，我的一口气才可以松下来。这时心里感到一种莫可名状的痛快。但随即又要生出模糊不清的疑念。心里想：假如没有铁面无私的老包，这位丧尽天良的驸马爷，谁敢铡掉他呢？那么，他妻子的冤屈到几时才能伸雪呢？世界上真有老包这样的官吗？假如没有，这些罪恶和冤孽有什么法子可以解除呢？每次看完戏，我总要这样兴奋地自问着。
受这出戏的感动的当然不止我一个。上庙烧香的人，尤其是那些老太太，在烧完香回家的时候，一手拿着带土的油条吃着，一手掠着头发，一路上还不住指手画脚地大骂陈世美。
此外溪皇庄拿花得雷，也是我最爱看的一出戏。故事是花得雷为非作歹，强横豪霸，张耀宗奉了令去捉拿他。幸亏褚彪老英雄肝胆义气，用尽心计，叫侠女张桂兰等乔装歌女，为花得雷祝寿，贾良等乘隙而入，里应外合，一战将花得雷拿住。
那时我常常想：“以后我长大了，不能做老包，也要做个褚彪才行。”我一生疾恶如仇，这类戏剧给我的影响实在不小。
第二章康格庄（6）
离开康格庄后，随军飘流各处，再不曾回去住过，然而这里一切情状，我一经回忆，依旧宛然在目，历历不爽。
这是我幼年时期的生长之地。它给我的印象，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第三章入伍前后（1）
我的童年时期，一直在穷苦中挣扎着，但其间也曾有过一度学塾生活。不过为时不久，就又不得不丢弃了这个幸福，走上长征之途。
一###一年的秋天，我开始到学塾里读书。这在有钱人家子弟看来，当然是一种儿童应享的福利，丝毫不觉得稀罕的。然而在我，家庭状况是如此的艰苦，却把它当做一个天外飞来的福音。
父亲是个因为没受学校教育而饱受痛苦的人。他不识字的痛苦生活，使他深切地希望着：无论自己的经济状况如何窘苦，自己的儿子一定要让他们有上学读书的机会。家兄基道便在父亲这种愿心之下，勉强入了学。
那时还都是些“子曰”“诗云”的私塾，现代的新式学校，不消说还没有。先生的束修，每年才六吊京钱，合现在三百个铜元。父亲常常对家兄说：
“北宝，咱家里可不容易呀！你上了学，要好好地用功，才对得起我们。将来有机会我再替你补兵，那时就休想读书了。”
家兄于光绪十二年正月入学读书，到了第六年即光绪十七年九月间，他即补上骑兵之缺，吃一份马粮，每月关得七两二钱银子，除养马外，颇可补助家用。他的学塾生活至此遂即停止，总计家兄上学共只五年零九个月。可是这一年的束修是已经缴给先生了，当然不能退回。算起来，下余尚有三个月，于是由我顶替了他，去补满那三个月的期限。就这样，我得到入学读书的幸福。
我平素羡慕惯了有钱人家子弟出入学塾的生活，心里渴望着自己也能有这么一天。可是等到自己真要入学的时候，心里又不免忐忑不安起来。那快来的新奇生活老在我脑子里盘旋着，使我又是高兴，又是害怕，一连兴奋了好几天。
那天父亲带领我去上学，见了先生，第一件事就是叫我向他叩头。父亲说：
“这是你老师，快给老师磕头。”
我恭而且敬地磕完了头，就坐到预先为我安排好的座位上去。书房里一切情景都使我感到新奇。霎时间，我觉得自己已经开始了新的生命，许多美丽的希望在我眼前闪烁，我小小的心里充满了快乐和幸福。
第三章入伍前后冯玉祥回忆录
先生姓陈，六十多岁，是保定府新安县同口人，名字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了。他虽�